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516通知下发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丰满，人们先是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继而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批判“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了六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此后，最高领导人数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和接见红卫兵，造反运动狂飙突起，丰满开始抓人游斗。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家住大丰满的一位中年妇女被红卫兵捆绑双手，脖子上挂着一双破鞋，披头散发地押送在丰满主街上游斗示众。据说，她曾经有 “搞破鞋”的污点，所以被挂鞋游斗。我想，即使她有过婚外性行为的错误，也应由执法部门依法对她处理，而不应由群众任意揪住，以公开侮辱人格的方式对待。
我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更激烈的一系列“革命行动”所打破。丰满子弟中学和丰满水电技工学校的学生们，疯狂地揪斗校长和教师，给教师剃“阴阳头”，焚烧图书馆“宣扬封资修”的图书。丰满电厂的职工也纷纷组织各种“战斗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厂里许多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揪斗。有的被隔离关押，有的被罚站在大街旁挂牌示众。不少老工人被当做工贼、特务抓了起来，罪名是“当年许多工人累死、饿死，你能活过来肯定就有问题”。被抓的人不肯承认被诬陷的罪行，造反派就使用各种酷刑逼供，使被抓者生不如死，于是，随意招供诬陷好人者有之，愤不欲生自己结束生命者有之。有的人在押送途中从桥上跳入松花江自杀，有的人从关押处借户外如厕之机爬上烟囱从高处跳下结束生命。那一段令人恐怖的时期，每隔几天就可以看到“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长幅大字标语赫然出现，人们就知道，又有一个无辜者被迫自杀或“被自杀”了。以往每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老工人霍发生、霍发财两兄弟在关押中受尽酷刑先后死亡，老工程师王广良服毒药自尽身亡，水工老工人谢廷秀被造反派抓去后受到严刑拷打，他事先为防止被打伤在棉裤内放置了厚厚的棉垫，才避免了屁股被打烂的厄运。他侥幸保住性命熬过了劫难。事后对我谈起他被外缠钢丝的粗胶皮管狠打的经历仍心有余悸。红色恐怖笼罩着丰满，先后有百余人被关押，十余人因被批斗而死亡。因在行刑逼供下乱咬他人为特务而被牵连者更有数百人之多，这涉及全国几十个水电厂的人员。造反派据此派出大量外联人员到各水电厂抓特务，造成了大范围的好人被诬陷的恶劣连锁反应。
红色恐怖下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厄运会突然降临。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一向很红的通讯科青年技术员王喜文站在大街上挂牌示众，原来他被人诬陷是“新生的国民党特务”而被置入敌人之列。水检青年工人先进生产者鹿金山结婚之夜随手将自己涂抹乱画的一块报纸丢到窗外，第二天一早被人发现，涂抹的背面有毛主席三字被透过去的笔迹打了一个叉。这可是“亵渎伟大领袖”的严重罪行。他立即被抓捕批判斗争，大街上刷上了大标语“鹿金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检修分场技术员王世义是造反的积极分子，在一次两派武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当即死亡。在那一段天地翻覆的日子里，无论是干部、老工人、技术人员、年轻工人，个个都提心吊胆过日子。即使是造反派的头头，也坐卧不宁地担心对立派的突然袭击。
文革的疯狂像狂飙席卷全国。到处是批判、夺权、武斗，以至于机构瘫痪、社会失序、生产停顿、经济凋敝。我亲爱的母校清华大学历史悠久的写有“清华园”三字的二校门也被红卫兵砸碎拆除。全国更有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被破坏，珍贵典籍被焚烧，社会精英被迫害致死致残，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文革中我有幸未遭大难，但1968年秋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还是把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一些“走资派”放在一起，隔离“学习”。我们先后被集中住到丰满西边的工兵营营房，后来改住到坝左岸上游空置的松花湖疗养院，与外界隔绝，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天天搞对厂走资派的大批判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每隔两周才允许集体排队回到生活区进一次家。在大批判中，我坚持对被批判者不捏造事实进行“揭发”，而只是根据一些存在的事实（例如忠实执行工业七十条，宣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对被斗者的思想行为”上纲上线”地批判。我记得在学习班上，会计科赵科长（人很老实，名字记不起来了）就因为上台批判韩毅时用辞无力而被一些积极分子围攻指责，最后被轰下了台。
谢天谢地，十年“文革”的噩梦终于过去，疯狂岁月已成为抹不掉的记忆。祈愿文革2.0永远不再在华夏大地卷土重来，老百姓能长期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图1, 516通知
图3, 1966年8月，学生批斗老师
图4，游斗走资派
图5，红卫兵砸烂清华园二校门
图6，文革武斗后的抬死者游行场面
2025-12-15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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