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刘英口述之十一

抗战胜利，毛主席叫在抢救中受到审查的这些人到东北去考验考验。核实了整风中没有问题的，就割尾巴。洛甫提出去东北做实际工作，毛主席也同意了，没有挽留。

李富春、张闻天、郭述申、王鹤寿、陈正人、凯丰、陈光，朱瑞，高岗、我和机要员黄友凤十一个人，坐美国飞机到了太行。邓小平派一个骑兵连来接。我们到承德后先坐火车到朝阳，后改坐一辆破汽车到沈阳。我们在沈阳待了两天。李力群给我送来皮大衣。

到沈阳后，我们去东北局开会。后来就在撤不撤出大城市的问题上同彭真发生了争论。当时彭真不肯退出沈阳，要去同苏联红军交涉。苏联那时就怕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发生冲突，苏联一个中将说要执行中苏友好条约，非把城市交给国民党不可，要我们从沈阳撤出去。彭真坚持要大城市，坚决不撤，经常去找这个中将。洛甫一看不行，在东北局会议上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高岗对林枫、彭真是不信任的。高岗说，一起去找陈云谈。当时他们是坐运煤车去的。陈云住在哈尔滨一个小房子里，他们和陈云谈了很久。陈云讲，现在我们部队少、不能打；红军还在这里，是保护他们国民党的，我们同苏联还是偷偷摸摸的关系；群众有正统思想，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八路军；日本人统治那么多年，东北老百姓还有奴化思想。陈云宁可另搞局面，搞土改，下乡。陈云非常支持闻天和高岗，三个人在这件事上的意见一致。彭真要搞城市，不肯退却, 同高岗他们是针锋相对的。最后我们还是匆匆忙忙地撤到了沈阳郊区——铁西区。陈云、高岗和洛甫议论，由洛甫起草电报，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说这样搞不行，还是要到农村打游击，不能把战线延长。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把彭真调走了。

毛主席认为高岗开辟根据地有经验有功劳，是非常欣赏他的。洛甫也很尊重高岗。高岗搞文件都找洛甫写。在高饶问题上，洛甫因为过去和高岗关系密切，给高岗写过文件，检讨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洛甫被派去做驻苏联大使以后，从苏联回来去看高岗，高岗要洛甫帮他写检讨。洛甫说，文件我可以帮助起草，检讨怎么代写得了呢？这个我不能干。后来没有再去看高岗了。看望高岗的情况，洛甫都向中央汇报了。

高岗这个人工作有经验，对人也很诚恳，就是生活上浪漫一些。洛甫过去一直没有看出高岗有野心。

刘少奇赏识彭真、饶漱石。饶漱石提得快。他从法国回来，没有经验。但说他是特务，这是不可能的。他死得也很惨。

后来洛甫要求到佳木斯，说那个地方像个沙发椅，背靠苏联。闻天1946年5月当了合江省委书记，我当组织部长。1948年5月闻天离开合江去当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启龙接着当合江省委书记。我的工作交代给了组织部长陈伯村。当时张秀山是副部长。陈伯村还给我做了一个鉴定，说我“有原则，组织工作有才能”。

我总讲洛甫是个书呆子，要求自己太严格，要求人家也太严格，批评人不讲情面。贺晋年就很好。洛甫自己写了篇文章，用记者的名义在《合江日报》上发了贺晋年打胜仗的消息。贺晋年发烧了，洛甫亲自去看他。

洛甫做地方工作，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意经济问题。在辽东，洛甫对宋洁涵是很器重的。宋洁涵当通化地委书记，洛甫叫他调查合作社，洛甫在他那里做点研究。宋洁涵对分红问题研究得非常有兴趣。他研究几个合作社，给洛甫送去好多材料，又到洛甫这里汇报工作。两个人谈得很投机，越谈越深。他们认为合作社应该分红。分红，老百姓拥护；不分红，人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

后来宋洁涵当了吉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现在退休了，在养病。他对洛甫是很怀念的。现在他耳朵完全聋了。他爱人贺英的文化不太高，人是很好的。她来请示洛甫，洛甫要她做实际工作。老百姓生孩子不卫生，很多妇女得了破伤风。她就搞催产工作。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1958年“大跃进”时宋洁涵在长春当市委书记。洛甫到东北做调查，到了长春，住在他那里。他就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有很多材料，晚上还带洛甫到街上去看。他说：你看，半夜炉子都是通红的，都在炼钢，炼得我们什么生产都搞不了。他把这些材料告诉给东北局，报纸上登了。后来洛甫一挨整，他也挨整，说他右倾。

分红问题反映到了少奇同志那里，少奇同志不赞成。洛甫和少奇同志观点不一致。为了合作社问题，洛甫和少奇同志争论了很多年。邹大鹏向上面反映，说张闻天和刘少奇有不同的意见。那些人加油加醋，说分红是张闻天讲的，讲得不对，右了。毛主席说，我没有看他们写的报告。

一直到我们从辽东调到北京来做外交工作以后，闻天还在那里催着解决他这个合作社的问题。闻天和我一起到毛主席那里，把合作社问题跟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倒还是支持闻天的，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洛甫，不支持少奇的。但是他不参与争论。他说，闻天可以多和少奇同志去谈谈。少奇的思想观点也相当固执，不容易谈通的。

当时任弼时在养病。他和闻天两个人彼此很欣赏，弼时同意闻天的观点。闻天老想去他那儿交换意见，总想使自己在合作社问题上的观点能够成立。但他谈话久了，远志就会来干涉：爸爸，你高血压，不能多谈话，谈话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闻天只好走了。过了一会儿，闻天又想去看看，我说：人家有病，你别去打扰人家。

在东北开城市工作会议时，邹大鹏向刘少奇告状，说是张闻天在城市工作中执行了“左”的政策，要分资本家的财产。刘少奇根据邹大鹏的报告写中央文件批评东北局，说现在这个阶段的政策，是不应该消灭资产阶级的。高岗把文件转给了洛甫。刘少奇1949年夏从苏联回国路过沈阳时找洛甫谈话，严厉批评了洛甫。为了说明事实，洛甫给少奇写了一封长信。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在这个问题上，王稼祥同邹大鹏是在一起的，是非常怀疑洛甫的。邹大鹏在延安整风中挨了整，就叫他去纺线，他纺得不错。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时支持洛甫，王稼祥、邹大鹏这些人一直不服。

洛甫和高岗他们在东北合作得很好。他本来想同陈云合作搞财经问题，高岗也愿意同洛甫合作搞财经。高岗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要依靠洛甫写东西。在东北，一要写东西，他就把洛甫找去。实际主张都是洛甫的，写出来的都是洛甫的建议，但搞出成绩是他高岗的。毛主席对高岗很器重。

洛甫实际上并不愿意搞外交。他想搞经济工作的思想观点始终没有变，一直到搞外交工作以后，还通过高岗和陈云，想请他们向毛主席反映反映。在陈云来看他时，他就对陈云讲：马洪当计委副主任，我也当个副主任不可以吗？陈云说得请示毛主席，结果毛主席不同意。我们回苏联使馆后收到陈云的信。他说，高岗没有向毛主席反映，他反映了。

在东北，洛甫和毛主席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开七届二中全会，洛甫也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