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一度受益匪浅。凭借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粮食，加上台湾的蔗糖跟稻米，日本国内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于1938 年之时达到了高峰。不过随着侵华战争已经陷入难以速决的泥潭，军费开支恶性膨胀。且国际上因为日军残酷的暴行跟无限的野心而对其日益孤立，也引起了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的警觉和制裁。
于是，物资配给制度被提上日本国民经济的议事日程。1940年7月1日，日本开始对糖、火柴还有其他商品实施配给。东条英机上台后宣布，自1941年开始，日本要实行粮食配给，大米实行配给制，成人每天的口粮是330克，各家以购粮本在指定的米店购米，还颁发了白米禁止令，要求糙米跟精米混吃。
在1943年前，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的生产配额，这自然给农民带去了更大的压力。且那些生产配额并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原因导致歉收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了，农民们只能绝望地将自己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跟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战时的物资匮乏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进口被封锁，日本本土唯一能用于生产的布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后，因为原料的短缺，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
而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还有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都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等。
1944年，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北的往日本本土的石油粮食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因为燃料跟食品的枯竭，日本人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二十五万七千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 ％。那些被认为是必须使用汽油来行驶的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椰子和蓖麻中提炼。民间贮藏的土豆、糖和米酒——甚至零售店货架上的瓶装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海军不顾一切，还发起了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在“两百个松树根能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指导下，日本本土各岛全民开始挖掘松树根。松树根经过十二小时加热后，生产出一种原油代用品。三万四千只锅子、蒸馏器和小型蒸馏装置组合在一起，旨在使每组日产三四加仑油料。松树根运动的有些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山上的所有树木和树苗都被拔得精光，大捆的树根和树株堆积在路边。到1945年6 月，松根油的产量达到了每月七万桶。但提炼方面的种种困难仍未解决。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千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1945 年，日本的大米产量不过 660 万吨，前几年的年平均产量超过 1 千万吨，少了快一半，其他谷物产量也是大大下降。本来就不能自给，外来运输再一断，食物的缺乏显然是致命的。1945 年春，日本每天食物配给的标准是 1600 大卡，而且由于运输的破坏和分发系统的不完善，实际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天天得饿肚子。
副食品、调味品的供给量，跟昭和16年（1941年）度相比，肉类减为约20％；鱼类减为约30％，调味品减为50％以下。而且因为配给不规律、保存设备不足等原因，实际情况更坏。食油、砂糖等的供应几乎没有。
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同昭和12年（1937年）相比，棉织品减为2％；毛织品减为1％，胶鞋减为10％；皮鞋减为零，肥皂减为4％，纸类减为8％。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引起黑市交易的泛滥，腐蚀着国民的道德观念和进行战争的决心。
为解决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与营养专家号召人民采取新的反复仔细咀嚼食物的方法进食，以充分吸收营养。政府制定计划把橡子制成食物，“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等收集了500万石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