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席卷全国，工厂停工，校园沉寂，学生奔走串联，大人们惶惶不安。父亲怕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狂潮波及我们，匆忙带着全家回到连江东岱避难。那是一个时代骤然失序的开始，而我们，只是潮水里的小小浪花。
记忆里，亲戚们仿佛都在同一时间回到了老家。某一天，偌大的家族几十口人浩浩荡荡地往岱江去游泳。那片江水清凉又宽阔，我记得两个年轻的身影，一个叫“伙谨”，一个叫“礼礼”。他们十几二十岁，青春正盛，轮流抱着我在水里戏水。我兴奋得像只小鱼儿，总幻想能亲手抓住几条从指缝里溜走的水花。
然而孩子的快乐总是短暂的。几天后，我高烧不退，半夜里从高高的床上滚落到地上。第二天清晨，妈妈刷牙时发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看了，脸色立刻变得凝重。他没有犹豫，爸爸雇了两个抬轿子的人，我和姑姑坐在轿子里，爸爸妈妈走路走到县城。再从县城坐公交车回福州治病。那一路的颠簸，是我模糊童年里最清晰的震动。
回到福州，父母又不得不投入单位的革命浪潮中。照顾我、带我求医的任务便落在了姑姑瘦弱却可靠的肩上。她每天背着我走一个半小时，到市人民医院做针灸——只为了省下几分钱的车费。每一天，我都会被林医生那一把把银针扎满腿脚，疼得心里像有一只小兽四处乱撞。太小的我不懂世事，只会把痛苦无端撒在姑姑身上。
有一天，我痛得发狂，竟学着大人的口号喊：“打倒姑姑！”屋里的人愣了愣，然后都笑了。那个年代，街头喇叭日夜吼着“打倒、打倒”，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斗争的味道。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嘴里冒出“打倒”，荒诞得可笑，却也荒诞得真实。姑姑被我气得想笑又无奈，等两个小时的针灸结束后，她又把我背上肩头，继续往家赶。如果她累了，就让我自己走一段路；我若乖顺听话，她会在路边买个小点心奖励我，比如甜甜的豆沙果，那是混乱时代里最柔软、最香甜的角落。
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回家路上的情景：河边聚着一大群人，我和姑姑挤过去，只见水角落里漂着一只断手，苍白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文革的岁月里，许多人死于非命。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被“打倒”，没人追问，也没人负责。那样的时代，人命可以轻若鸿毛，被丢在水里、埋在土里、消失在黑暗里，而世界依旧喧嚣着“革命万岁”。
在那漫长阴影里，我是一个被时代波涛裹挟的小孩；而姑姑正是我生命里最微弱却最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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