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4）
五，关于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判。这个问题似乎与崇毛无关。但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批判瞿秋白，目的正是为了崇毛，故将这件事一并放在本节内论述。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那个时候，有一份叫《毛泽东自传》的油印小册子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个自传据说是红卫兵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访问延安时所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节选出来的。内容主要讲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经历和事迹。我记得其中记载了一件事，是毛泽东十三岁时因为他父亲在众多客人面前骂他懒惰无用，他愤而离家出走。父亲知道后要追他回家，他无法摆脱就以跳河自杀威胁父亲，弄得脾气暴躁的父亲也不得不屈服。红卫兵翻印这本小册子，目的当然是要宣传毛泽东的伟大，以此证明毛泽东从小就具有反抗封建礼教和陈规旧俗的勇气，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但当时我看了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为少年毛泽东反抗“父权”的壮举喝彩，反而觉得毛泽东的行为十足是个无赖。以中国人传统的“孝道”来看，毛泽东这种做法乃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为。
在此同时，一份由中共曾经的领袖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的小册子也在社会上悄悄流行。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等职，曾两度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三〇年九月——一九三一年一月），是陈独秀之后中共最主要的领导人。瞿秋白原来是一个文化青年。一九二〇年底，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闻》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写了许多反映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状况的通讯，其中尤以《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名噪一时。文革前我家里有一本《瞿秋白文集》就收有这些文章。当时我看了这些，才令我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有了一些比较真实、感性的了解。文集中还有一张瞿秋白的相片，年轻清秀的脸庞，眼镜后面是和善的目光，洋溢着聪明和书卷气。鲁迅对他文学造诣的评价很高。在我印象中，瞿秋白就是一个民国时代典型的、有点西化了的中国文人，至于他的革命家的身份倒是次要的。
瞿秋白是在访苏时接触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的。他从莫斯科回国后一下子在中共党内取得高位。一个没有实际阶级斗争经验的年轻人成为一个革命党的领袖，这与当时中共受苏共领导有关，也与中共还处在幼稚阶段有关。因此，瞿秋白会犯左倾错误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个责任不应全部由瞿秋白承担。一九三四年二月，早已下台的瞿秋白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教育工作。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但被拒绝，要他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转移福建长汀途中被国民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由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时年三十六岁。
我曾在好几本中共的“革命回忆录”中看到，当时被留下“坚持当地斗争”的人，大多是属于中共内部失势的、被排斥的人。林彪集团成员、参加过长征的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更直言，当年红军出发长征前，曾有计划地将一些不准备带走、而又不放心他们活着留下，怀疑国民政府军来了以后会叛变或泄密的人，由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人秘密处死。所以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即使不说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也是让其自生自灭的意思。因为主力红军走了，留下的小股武装是很容易被敌人消灭的。据说当年毛泽东也差点被留下。若真这样，后来的历史肯定要改写。
又据有关资料，说瞿秋白在被捕关押期间，监狱的典狱长因敬重瞿秋白的人格，对他颇为客气；听说瞿有很高的刻章造诣，还请瞿为他刻过几个图章。接到蒋介石从南京下达“就地处决”的密令后，典狱长也十分无奈。而瞿秋白知道这个消息后似乎没有感到意外，丝毫没有乞求活命的神情。到最后执行那一天，瞿秋白是自己步行到刑场慷慨就义的。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一九三五年被捕后在狱中所写。我最初见到的是一份铅印的小册子，后来又见到一册批瞿的专刊里边也附有此文。瞿秋白在这篇《多余的话》中讲述了他参加中共革命的经过，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很坦白地说自己对马列主义没有很深的了解，说他参加革命其实是在不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被社会潮流卷进去的。他说：“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在《多余的话》结尾处，他说他最怀念的美食是豆腐。这是他在生命将终前流露的对尘世的一丝眷恋。
当年我的思想也算是比较激进的。我读《多余的话》发觉瞿秋白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按中共的标准说，的确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子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背叛了革命。因为他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何来的“叛徒”一说？他一介书生，面临死亡，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保持了人的尊严，也为中共保持了尊严，我以为任何一个人能做到这个样子都是很了不起的了，还要他怎样？其实读了他的文章，我是反而深深被他那颗坦荡、真诚的心感动了的。因为一个人要做到视死如归很不容易，做到真的坦诚也不容易。敢于拉下自己的伪装，袒露自己的真相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卢梭《忏悔录》之所以被人推崇，我以为他能坦荡地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事都说出来，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对那些总是把自己说得仿佛在娘胎里就对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人反而颇为怀疑。因为这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另外，他说他加入革命是“历史的误会”，我认为这也不是否定革命，而只是坦白自己不适合做革命工作而已，尤其是那种拿着刀枪打打杀杀的革命。正如有人喜欢热闹出风头，有人喜欢静静地做自己的事一样。他清楚自己的长处在文学而非革命。人非草木，孰能无知！在生命终结之前真诚地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真正的长处和短处，何错之有？人非木石，孰能无情？他对生命既留恋但又不畏惧死亡，这样的感情是真诚的！这样的人格是高尚的！
以前读《中国文学史》，看到晋朝文学家陆机因不甘寂寞，书生而参与政治、军事，结果兵败被人陷害丧命。陆机被害前叹息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那份留恋生命的真情，至今仍感动人。陆机是华亭（即今之上海松江）人，而我的家乡历史上也属于华亭，因而对他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我常想像陆机当年牵着他的黄耳犬在我们家乡一带来往，眼观白云，耳听鹤唳，享受大自然风光那一份潇洒自在的闲适。这样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因而惋惜陆机不该去弄什么政治。今看瞿秋白思念豆腐，正与陆机思念华亭鹤唳一样。因此对他的死，我也有一份惋惜之情。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瞿秋白与陆机一样，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文人而不是革命家，从这个角度说，他之投身革命确实是“误入歧途”，他没有说谎。可是，现在中共却因此将他作为叛徒来批判，已经死了几十年还不得安宁，还要攻击他、污蔑他。我不明白天理何在？道义何在？人情何在？这些人因何要如此苛待自己以前的领袖和战友？
文革前，中共对瞿秋白的评价就不高，说他犯过左倾错误，但一直以来中共还是将他作为烈士来宣传的。变化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六、七月间。据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提到瞿秋白，说他“晚节不终”。其时毛泽东通过江青正在上海秘密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说这句话大概又与李秀成有关。一九六三年，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戚本禹写了一篇《评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说李秀成兵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了一个《自述》，其中有乞求饶命之意，因而认定他是叛徒。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史学界很多权威人士的反对，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根据和片面。但毛泽东对戚文却大加赞赏，批示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而毛泽东突然说瞿秋白“晚节不终”，看来是因为瞿秋白临死前也写了一个《多余的话》的缘故。
李秀成的《自述》后来我也看到过。这个《自述》据说原著有五万多字，但遭曾国藩删改剩三万多字。也就是说现存的本子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三左右。所以，若根据这个删改过的文本就遽然断定李秀成有乞命叛变之意，在学术上确实是有失谨慎的。而且，仅凭一个《自述》就否定李秀成一生对太平天国的贡献也是不公允的。因为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是支撑天朝最主要的将领，他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因为一事、而且是不确定的一事而就否定一个人的一生，毛泽东这样做本身就与他以前说的话矛盾。至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它没有遭到过删改，瞿秋白的本意在这篇文章中也表露得清清楚楚，瞿秋白最后坦然走上刑场的行为也是清清楚楚的，不存在误判问题，如果仅仅因为李秀成写了《自述》而瞿秋白也写了《多余的话》，从而就认定瞿也是叛徒，这样做更是毫无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瞿秋白问题上的表演。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了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的防止政变的“五·一八讲话”，二十一日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说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保持晚节的问题”。他呼吁党内的老干部们要忠于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保持所谓的“晚节”。他以瞿秋白为反面典型告诫大家：“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是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同意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 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终，一笔勾销。” 该年八月，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中科院代表的讲话中又说到：“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将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家族，作为真烈士和假烈士、真叛徒的两个典型放在一起说，用丑化、抹黑瞿秋白的方法来吹捧毛泽东，这种手法与林彪虽有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倒令我有点明白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抹黑瞿秋白的原因了。因为抹黑瞿秋白，正是为了凸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中共党史上，高级干部做叛徒的不在少数，但曾经做过中共领袖又成为烈士的只有瞿秋白一个。我们看文革中毛泽东几乎每次开大会发言，都要说一遍历任中共领袖的“路线错误”，唯有他最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可见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视的。瞿秋白虽然在党内的历史地位本来就不太高，但他毕竟是领袖兼烈士的身份。有他的存在，毛泽东就无法独享“伟、光、正”的光环。正如当日月同时出现在天空的时候，即使月亮的光辉不强烈，也会减弱一些太阳的光芒。我猜就是这个原因，瞿秋白即使死了也令毛泽东耿耿于怀。周恩来是毛泽东的近臣，对毛的心思他当然是了解的。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跟着毛的调子起舞鼓噪。
周恩来说瞿秋白是叛徒，当然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毛的忠心。但除此以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我常这样想，要是当年红军长征时“中央”同意瞿秋白一起走，那就不会有后来瞿的被捕和被杀。那么当时的“中央”是哪些人呢？众所周知：红军长征之初握有党和红军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小组”成员，除了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以瞿秋白的身份，能决定他留下不准参加长征的，不出周恩来等三人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当初周恩来为什么要将白面书生的瞿秋白留下打游击导致瞿的丧命呢？到了现在文革中，他又积极攻击、抹黑瞿秋白，这两件事中间是否也有因果关系呢？他是否还有一个藉着抹黑瞿秋白为叛徒，以此来掩盖他当初决定瞿秋白不参加长征，导致瞿丧命错误的企图呢？
人多言周是“贤相”，其实以我看法，他的人格还不如林彪。他吹捧毛泽东的无耻程度比之林彪其实并无多让。尤其文革中他跪在地上为毛泽东解说地图一幕，想起就令人噁心。与林彪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不理毛泽东然后拂袖而走一幕相比，就显得他远不及林彪有血性。而他对毛泽东出于惧怕和为了避嫌，怕有人怀疑他家祖坟上也有“龙气”，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连续三次下令平掉他家在淮安、重庆和绍兴的三处祖坟，更是令人不齿。当然，这好象是上天安排的命运，要是他不遇上毛泽东这样的暴君，他原是会做得更好一点的。他不乏才干，待人也相对宽容，独欠骨气。而若将他与瞿秋白的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胸怀相比，则周恩来人格的低下就如爝火与皎月并举，野鸡与凤凰共舞，其高低贵贱之分令人一目了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门前开始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以大字报形式抛出刘少奇的档案材料。连我们青浦街头也有红卫兵学生当街演讲公然攻击刘少奇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社会上到处流传一份刘少奇女儿刘涛写的大字报。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刘涛是他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在大字报中揭发了刘少奇和后母王光美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还揭发了刘少奇在过去战争年代贪污革命经费以及玩弄女性等丑闻。这当然是配合当前那股“打倒刘少奇”的攻势而来的。由于这是一个女儿对亲生父亲的揭发，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也比较相信大字报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对刘少奇的杀伤力就特别大。
那时候，我对上述几种现象，包括《毛泽东自传》的流传和批判瞿秋白《多余的话》，都是单独来看的。但是自中共“九大”开始，看到毛泽东常常在大会上讲述所谓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掰着手指历数党曾经的领导人，从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始，张国焘、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刘少奇（后来又加上林彪），个个都犯错误，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有的人还堕落到成为叛徒、卖国贼，唯独他毛泽东一贯正确，就觉得这哪里是在讲历史？这分明是在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替自己树碑立传嘛！我不知道在以前的中共大会上毛泽东是否也有这样的习惯。但由此我突然明白，之前这些抹黑瞿秋白、刘少奇的行为其实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毛泽东这尊“神”“贴金”。正如一个贪钱的人，有再多的钱他也不会满足，多了还想多；对名的追求也一样。
当时，社会上关于造神运动的表现还有很多。这里有一件滑稽的事情也值得顺便一提。文革初期在批斗“牛鬼蛇神”时，有些画家被揭发利用“黑画”反党。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的新一波造神运动中，就有人专门在图画、报纸，甚至人民币的图案花纹中寻找所谓反革命的证据。许多被说得活灵活现的所谓“证据”经小道传布开来后，引起更多人热心地去“明察细找”。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叫吴焘华的同事在办公室内突然大叫起来，说他也发现了一起“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他情绪激动地地将一张报纸拿给大家看：正面是一个毛泽东的头像；将报纸翻到背面，是一条通栏的大标语“打倒”什么什么的；再将这报纸拿起来对着窗子的亮光一照，这“打倒”两字的位置正好就在毛泽东头像的背后。按照当时流行的解读反动标语的方法，这样的效果可被解读成“打倒毛主席”。这位同事一口咬定说这是报纸编辑故意这样排版的，所以这是一件证据确凿的反革命案件。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做法，于是调侃他说：“啊，这下你可立功了！”怂恿他赶快去公安局报案。后来吴焘华有没有真的去公安局报案我不清楚，反正这在当时成了一股风气，常常有人疑神疑鬼、失惊打怪、哗众取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