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的爆发给欧洲及世界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蒙古人的侵略和屠杀。从1347年到1353年，欧洲经过几次鼠疫后，死亡的人口最少估计是两千五百万，并直接导致维京海盗灭绝。伦敦当时人口仅有六万，黑死病死亡三万五千，超过半数人死亡。一个有二十六人的修道院死的只剩住持及另外两名修士。牛津大学的学生死了三分之二。德国汉堡死了一半人，不莱梅死了三分之一。后来十七世纪时，伦敦又发生了一次鼠疫，一年之间死了十万人。法国某地幸存者不到10%，巴黎某医院一天死亡五百人。中亚和中东地区也同样惨遭屠戮。据估计，埃及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很多中亚小国就此灭亡和灭绝。
“疫情在巴黎显现的时间应该是1348年夏初。圣丹尼镇编年史记录：“1348年，人们口中的大死亡在法兰西开始了，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时间里，有人说巴黎人死亡达五万以上，圣丹尼镇死亡一万六千人。”?兰斯?的加尔默罗会编年史认为巴黎的死亡人数更多，达到八万。”摘自--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英】《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
薄伽丘《十日谈》中也描绘了佛罗伦萨在1348年的一场鼠疫：“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
“这瘟病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健康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被传染上，那情形很像干柴靠近烈火，只要一接近就会燃烧起来。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说说话，也会染上这必死无疑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疾病。”
“一旦得了这种病，不管你怎样延医服药，总是毫无用处，没有一点好转的征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当时的大夫学识浅薄，总之是毫无办法，或许还因如此，除去那些医生之外，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大夫一样行起医来。但是，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恰当的治疗办法。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无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现“疫瘤”后三天左右就丧了命，而且大多数都是既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 ”这就是当时意大利各国的惨像。薄伽丘是佛罗伦萨黑死病的亲历者，《十日谈》虽然是小说，但关于黑死病的描述肯定不是虚构的。
意大利比较幸运的是米兰这个城邦国，因为很早就封城而成功地阻断了鼠疫杆菌的传播。再就是波兰，因为特殊地理环境和国王及时封闭边境，使得波兰成为整个欧洲唯一的免疫孤岛。这个中世纪的封城办法直到今天，通过武汉封城后成功地阻断新冠传播，被证明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阻断瘟疫传播的办法。
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因黑死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民普遍不再信任政府，对他们在抗击瘟疫上的表现大为不满。为了转移矛盾，欧洲教会和国王们开始甩锅并寻找替罪羊。不幸的是，犹太人又一次被选中。他们因为善于经商，经常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和金融活动，而被认为要为黑死病的传播负责。还有一些极端的阴谋论者，甚至认为蒙古人就是以色列丢失的那十个部落，是犹太人招来的蒙古人。总之，各种不实之词都强加在犹太人这个替罪羊身上，从而导致瘟疫流行期间，犹太人遭受歧视和迫害，甚至屠杀，仅斯特拉斯堡一地就屠杀了一万六千犹太人。
鼠疫不仅导致大量欧洲人口的死亡，也动摇了欧洲的神权统治和教会的权威。黑死病降临时，欧洲老百姓不知所措，被这种可怕的疾病吓坏了，纷纷到教堂祈祷，求神帮助。牧师们带领这些有病和没病的羔羊们一起祈祷，可祈祷不仅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反而使教堂成了瘟疫传播中心。感染的人越来越多，教堂变成了医院，大批垂死的人被送到教堂进行治疗，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其惨状胜过地狱。勇于献身的牧师以为有神护佑，毫不畏惧地投入到救治和护理之中。结果导致大批品德高尚的牧师病亡，而那些不那么高尚的牧师则躲到乡下避祸活了下来。这相当于黑死病对教会进行了一次逆淘汰的清洗，把品德好的人送给了上帝，让品德差的留下来继续忽悠百姓，自然导致教会信誉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