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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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王学泰
王学泰是研究游民文化专家，最近几年，他更多是以“读书人”的身份在发言。他不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也不太喜欢藏书家这个称号。他更愿意使用“读书人”这个身份，这是一种自觉，也是在面对自己时的一种冷静。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王学泰的离世，在读书圈或所谓知识圈引起震动。这个小范围的哀思，也许更情真意切。
王学泰文革罹难记
《监狱琐记》书摘：
因一本书被判刑15年
《监狱琐记》
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1975年春节，章某到家来找我：“学泰，《推背图》 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的《监狱琐记》面世。本书记载了作者“文革”期间的入狱经历，并描述了自己在入狱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了解历史，不足以认识当下，本报撷取了书中部分内容。
附会《推背图》，祸从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内部书店买书，结识了一批书友。其中有位中学教师汪先生 ，他有一本《推背图》。我爱读奇书，没想到因为读此书闯了祸，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图》这一类预言书的，但读起来像读谜语书一样也觉得好玩，有时也要猜一猜，以为谈资。当读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 谶曰：美人自西来，天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当时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西方女子”写其来自延安；“琵琶仙”写其演艺出身；“皎皎衣裳”写其重视服饰，推广江氏“布拉吉”；“浑迹朝市”写她先卖艺，后发达；“闹乱君臣百万般”不言自明。中国的草民百姓从来都是原谅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竖”，就是“女祸”。我也是中国人，自然也难免俗。大学同学章某来访，聊及时事，自然而然就说到《推背图》。大学同学章某也爱奇书，把《推背图》借走了。
1975年春节，我在北京家里过寒假，章某到家来找我。他很紧张，一见我，马上说：“学泰，《推背图》 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他把它复印了。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他把我牵扯了出来，公安紧着找我，追查《推背图》的来源，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对不起你，如果无事便罢；真出事，连累了你，以后补报。”
过了正月十五、怀着这种隐忧与恐惧、我极不情愿地回到单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县文教局保卫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县公安局的）开着一辆中型吉普把我从河北公社口儿中学运到房山县，在文教局隔离审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饭后，曹某说你的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1976年7月26日，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释放）。
“援外”出轨者与“后院起火”
有一位“冶金设计院”的技术员王某，他是去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从1962年到1972年这十年中是中阿友谊“蜜里调油”的时期，阿来到中国真是“要啥给啥”。被派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因此，王某能出国、能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那是很被人们羡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经两三年，工作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与阿方女翻译有了点暧昧关系。那时这是对外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一经发现，马上奉调回国。回国后连家都没让回，在院里交代两天问题后直接送到K字楼。一进监号的铁门王某傻了，因为正值夏天，号内的犯人，每人只穿一条三角裤衩，几乎近于赤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刚从国外回来、常出现在衣履俨然的正式场合的王某突然进入到这个画面中，对其视觉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王某定下神来，先是坐在炕箱上发呆，不一会儿只见他泪流满面。
小杨原是某部的工人，因为喜爱文艺、而且多才多艺、被选入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他能拉会唱，这在三中队的文艺活动中也展示了出来。他在原单位宣传队时与一个女声独唱演员有了暧昧关系，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里家外大闹，搞得杨狼狈不堪；当小杨尝试反击时，老婆使出杀手锏、把杨的“反动日记”交给了单位领导。于是原本很积极的小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离婚了，女孩也与他划清了界限。
为什么一个很积极的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来小杨在运动初期就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专案组成员。专案组是经常要提审牛鬼蛇神的，让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和反动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学问的人，有个反动学术权威是小杨的监管和审查对象，小杨经常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可是谈来谈去小杨觉得他说得蛮有道理，从而失去了对流行理论的相信，小杨被这个“阶级敌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听了那位“老鬼”话之后的心得体会统统写在日记里，大约平时他也跟老婆透露过，这次后院着火把这个要害问题引爆了。小杨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原载《新京报》，内容摘自《监狱琐记》一书
延伸阅读
王学泰：
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Ｋ字楼。我在Ｋ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
其实叶家子女进Ｋ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９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Ｋ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五一六’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
“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1米8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胡智对我说，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
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
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压，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四五运动”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
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
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
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