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2）
（二十六）造神运动在继续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标志着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实质就是文革进行到现在，才真正开始要将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了。因为这个缘故，毛派中央与反文革的当权派们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文革开始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也没有停止，双方还将造神运动也变成了攻防战的一种手段。而且这个阶段的造神运动比起以前的造神运动还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造神的对象从毛泽东一人还扩大到了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爆发前那段时间中，这一波造神运动在我们青浦县有以下几个表现：
一，“红海洋”运动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下旬，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红海洋”运动。什么叫“红海洋”呢？就是用红漆在几乎所有建筑物空白的墙壁上写毛泽东语录或大标语。当时有句口号叫“把全国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红海洋”运动就是要把这句口号化为具体的行动。当全国所有城市乡村房屋的墙壁，都用红漆写上毛泽东的语录，甚至干脆将墙壁也油漆成红色后，全国万里江山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了。产生这个运动的根源当然是文革开始后越来越热烈的崇毛潮。但是“红海洋”在这个时候发生，我认为也是地方党委自保的一种手段。因为这样一来达到的效果就是给了人们一个印象：即当地的领导人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而既然这些领导人都是忠于毛泽东的，怀疑他们是走资派就没有理由了。我以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海洋”运动才会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全国不知动员了多少人工，用掉了多少红漆，若以金钱计算，必然又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单位搞“红海洋”最初我没有参与。站领导是先叫了陆长魁等几个会写仿宋体美术字的人去做的。因为在墙上直接写字很难，他们的方法是计算了要写语录的字数后，先用尺子在墙上打格子，然后每个字也要用尺来划线条，画成空心字，再填上红漆。由于仿宋体的每一笔划都要注意长短宽窄的尺寸，划线条很费时间。一条语录短的几十个字，长的有一百多，划一天也完成不了一条语录。更麻烦的是填红漆，因为都是直线条，填歪一点或油漆稍多一点淋下来就毁了字体的美观。即使等油漆干了用小刀修改，效果仍然不理想，最后只好用红漆全部涂没。这样搞了两天一条语录也没搞成。这时候副站长钱国玺想起在徐泾蟠龙时见过我写的毛笔字，他就要我用毛笔写一幅语录试试。原来他的想法是用小学生写描红簿的法子，让我用毛笔将语录写在纸上，然后在纸后衬复写纸将字的轮廓勾印到墙上，再填上红漆。这样做比用尺子划线要快得多，而勾字填漆可以动员大家一起做。不过那时我因为刚被抄家，情绪十分低落；更担心一时不慎写错字，以我的身份极易被人攻击为“现行反革命”，因此我就推说写不好不肯写。钱国玺看出我的顾虑，说没有关系，你写一张试试，反正写在纸上，不好就不用。如此，我也不便再拒绝，只得答应试试。
我先量了要写语录的那幅墙壁的大小，用差不多大小的纸，留下天地四周和“毛主席语录”几个大字的位置后，按要写的语录字数多少在纸上折出方格，再用毛笔写出来。因怕写错字或漏掉字，我用铅笔先在每个格子中写下要写的字，小心地核对了几次无误，然后沉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写了一幅。等墨迹干后，钱国玺叫人拿去将它贴在墙上，后面衬复写纸将字用双钩法钩印到墙上，最后填红漆。这样做法虽然速度还是慢，但比起原来的方法已要快上好多倍。而最大的好处是毛笔字的笔画粗细原就有没有统一标准，书法上甚至还有要状如“屋漏痕”的要求，所以只要文字整体看上去美观，具体每个笔画粗一点细一点、边缘不齐整都没有关系。填漆也相对容易得多，不像仿宋体的字都是直线条，差不得分毫。这样，第一幅语录总算成功。然后照这个方法，我专门写字，写好后全站总动员几十个人分头勾字、填漆，一天可以完成七、八幅语录。前后花了半个多月时间，血防站内包括食堂大厅，所有空白的墙壁上都填满了毛泽东语录，完成了“红海洋”的任务。领导对我很满意，我自已也从繁忙的工作中慢慢地走出了抄家的阴影。
其实，血防站内会写毛笔字的不止我一个，如杨桃源的隶书就写得很好，还有几个老中医也能写几笔。我猜也许是政治原因，单位领导没有叫他们写。因为相比之下我虽然被抄家，但我年轻本人没有政治问题，结果“矮子里选长子”，选中了我。以前我自己练字写的大多是小楷、中楷，很少写大字，因为没有这么多纸供我练字。这此写语录，我写了长长短短不下一百多幅大字，我的大字也因此进步不少。血防站内到处都是我的字迹，也算是让我出了一次风头。为“红海洋”写毛泽东语录，是我文革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说：“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等，大搞所谓 ‘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说实话，我是看了这个《通知》才知道我们之前到处刷毛泽东语录的做法叫“红海洋”。不过，中央文件说“红海洋”是走资派抵抗文革，使群众没有地方贴大字报的阴谋，这一点我倒真没有看出来，反而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神经过敏，且让我有一种“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的感觉。依我看，当权派搞这个“红海洋”无非是想藉此来表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不是走资派，如此而已，哪有什么要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地方的想法！“红海洋”运动出现时很多地方的群众造反还没有开始。至少在青浦县城里我还没有见到过有人贴当权派的大字报。而到了群众“造反”开始后要贴大字报，也终归是有办法的。比如我们单位后来群众造反开始后，就在各办公室内墙上敲钉子拉几根粗铁丝挂大字报，在天井里搭芦席棚贴大字报。至于墙上的毛泽东语录，一幅也没有被大字报覆盖。其中原因倒不是有人在对抗中央这个指示，而是都没有胆量去铲掉或涂没毛泽东语录。在那个年代，这是可以被人上纲为“现行反革命”的。因此之故，很多地方的语录和颂毛颂党的标语直至文革结束还保留着。
二，中共青浦县委隆重召开全县农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共青浦县委隆重召开了一次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历时五天。会议期间，县城马路、街道的墙壁上贴满了祝贺大会召开和欢迎代表莅临的标语，环城马路的上空也悬挂了许多条红布横额，将不大的县城装点得喜气洋洋的。县城的旅馆、招待所住的几乎全是来开会的代表。马路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也有很多是胸前别着红花代表证的代表。其实那个时候，群众造反的风暴已经刮起，且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上海市区，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经过“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势力已经十分壮大，正与被上海市委操纵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对峙着。十二月十一日，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市长曹荻秋被迫出席会议并签字同意出版由“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显示上海市委的权威已经渐趋下风。
在我们青浦，文革中主要的几个学生和群众造反组织也已经建立。如“青中红旗”是在十月份就建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浦联络站”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的；当时号称有十万队员的“青浦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成立的；还有由退伍复员军人组织的“红卫军”是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文革造反的烈焰已经在青浦熊熊燃起。 而县委在这个时候还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知这是由于市里统一布置下来的任务不能不开，还是青浦县委自己决定召开的。但不管是市委布置的，还是县委自己要召开的，我认为县委在这个时候召开这个会议客观上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县委可藉此标榜他们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另一个作用是稳定了农村阵地，为今后应付更艰难的局面预作了布置。稍后文革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保守的农民成为地方党委对抗造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地域广阔的农村也是他们躲避造反派批斗最好的藏身之地。而召开农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正是县委当权派们笼络和集训农村精英分子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上述的“红海洋”运动和这次农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除了将崇毛热推向又一个高潮，我还将它们看作是当权派应付毛泽东中央攻防战的一个部分。
关于这次农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单位也有一个人作为“积极分子”出席了会议。 这个人叫黄幼龄，就是那位“四清”后代表团支部来告诉我入团申请不批准，并怀疑我不参加共青团也能革命的女子。此前，她没有经过群众的评选，就被领导指定为单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优秀分子”，在十一月的县级机关学毛选“讲用大会”上发言，成了所谓“学毛著”的先进人物。这次又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就作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参加全县代表大会。两次都是单位党支部和县除害灭病办公室领导一手包办的。对此，我们单位内大多数人不服气，认为她的所谓的“先进事迹”都是假的。
据她在县级机关单位学毛选“讲用大会”上的发言，她的“先进事迹”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响应党的晚婚号召。说前不久有人替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学了毛主席著作后决心晚谈恋爱，把这个对象推掉了。事实是她根本没有推掉这个对象。大家都知道她这个对象是一个军人，在东北某部队，两人常有书信来往，说明仍在谈，所以这是在说谎。而当时她之所以把这件事当作她活学活用“毛著”的先进事迹来讲，是因为那个时侯国家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号召青年晚恋、晚婚。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投机。一九六六年春节后我们单位“四清”结束时，团组织曾要求全站所有未婚青年都要写一个晚婚保证书，无人能例外。当时中共提出的城市青年婚龄要求是“男三十，女二十五”以上。如果黄幼龄已是大龄女青年，不管她推掉谈恋爱对象是真是假，大家不会太计较，问题是黄幼龄的年纪当时才二十二、三岁，单位里比她年龄大的没结婚的女青年也有好几个，她们都写了晚婚保证书。所以黄幼龄就是真的推掉了谈恋爱对象，晚几年再谈恋爱也不算什么。可她却公然说谎，抬高自己，所以大家不服气。
另一条是说她一次下乡路过城东公社一个生产队，刚好看到饲养场发生火警，很多人在救火。于是她说她想起了“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于是也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救火，终于将火救息云云。“32111钻井队”是一支国家石油钻井队， 一九六六年六月某日这个钻井队在一次作业时不慎油井失火，钻井队员们前去救火，最后有六个人被烧死，二十一个人烧伤。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以“英勇事迹”定调对这件事故作了报道。国务院还发文要求大家向钻井队的“英雄们”学习。按理说，钻井队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故，有关当局首先应该追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通报全行业吸取教训才是。还有，对于在没有相对安全的救火措施前，也不宜鼓励钻井队员们仅凭勇气就去灭火，以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把所谓保护国家财产的重要性放在人的生命之上。所以这也根本不是值得大张旗鼓表彰的好事。但中共是习惯了将坏事当作好事来处理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本应检讨批评却反而表彰的怪现象。这且不去说它。关键是黄幼龄说的那次城东公社饲养场失火，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三、四月。当时，钻井队失火事件还没有发生，《人民日报》也没有做过报道，而黄幼龄却说她想起“32111救火”的事迹，难道她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很明显，这又是一个百分之百伪造的情节。如果说，她“奋不顾身”救火的情节是真实的，那么即使这个“活学活用”的情节是假的，大家也可原谅。问题是据几个当时与她一起下乡的同事私下透露，那天她们几个人因工作一起去城东公社，经过城东大队时那里的一个生产队饲养场刚巧发生火灾，她们是出于好奇心才去了现场的。她们到达时火已快被救熄，只是倒塌了的稻草屋顶还在冒些许黑烟，救火的村民们站成一行继续在从河里取水浇灌。她们觉得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也不像话，于是她们也加入进队伍帮手传递了几桶水。不一会黑烟不冒了，她们也停止了递水。当时她们所处的位置离火场还有一段距离，不要说火，连烟也熏不到，哪里说得上“奋不顾身”四个字！当然，参加救火终归算是做好事，但没有突出的贡献也不宜太过自夸。这帮忙传递几桶水的小事，也值得这样自吹自擂？
其实，当时所谓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像黄幼龄那样虚假不实或人为拔高的“假标兵”到处都有。他们只能骗骗外地、外单位不了解情况的人，而骗不了本地区、本单位的人。所以中共树立了许多假标兵，并不能真的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反而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
对于黄幼龄这样的假“标兵”，我内心当然也不会认同。全县农村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一天我经过站长办公室前面，人事干事曹晖德招手叫我过去，指着办公室内另一个女人对我说：“这位市里来的同志，要看管道式化粪池。你知道哪里近便就带她去看看。”于是我就带她到城东公社夏阳大队去。我们沿着青沪公路步行而去，一路上她问了一些有关管道化粪池的问题，又提起前几天我们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事情。我想让市里来的同志听听我们群众的呼声也是好的，于是对她讲了黄幼龄的事。最后我说，有些所谓“学毛选积极分子”，本单位的同志都不知道她究竟先进在什么地方，但在外面名气却很响。大家说这是“墙内开花墙外红”。这样的“积极分子”没有群众基础，大家不承认，那就非但发挥不了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反而有副作用。那位市里来的同志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扯到别的问题上去。我知道她在回避这个问题，只好一笑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