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1）
“工总司”这个组织正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十一月十日，“工总司”成立的第二天，因为上海市委不承认它是革命组织，“工总司”队员决定北上进京请愿。市委将一列满载“工总司”队员的火车截停在沪宁铁路线一个叫安亭的小车站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吃喝都成问题。部分“工总司”队员愤而卧轨抗议，沪宁铁路线因此中断，结果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五十年代以前，安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镇，仅仅由于它地处沪宁铁路旁边，慢车在这里设有一个小站，此外还有一所创办于民国十一年的师范学校在上海地区有一点小名气，这才为人所知。一九五八年，上海市政府选中在安亭建设一个新兴的工业卫星城，主要发展汽车工业，建了大批工厂，还建造了“安亭一条街”作为这个卫星城的商住区，人口一下多了好几万，安亭就出名了。安亭属嘉定县，毗邻我们青浦县，离我们县的白鹤镇只有三里路。而白鹤离青浦也只有十来公里。当时青浦到白鹤的公路已经筑成，只是还没有通公交车。“安亭事件”发生后，青浦就有一些人特地赶到安亭去看热闹。一天上午，一个常来我们单位打乒乓球的邻居中学生告诉我们安亭发生了大事，说有好多好多上海工人在安亭卧轨拦火车，沪宁线全线停车已经一天多。他说他也想去看看，但借不到自行车去不成。当时我听了这事十分吃惊。因为卧轨拦车中断铁路交通，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好像还是第一次。而这种事情政府是决不允许的，肇事者是要判重刑的。我不知道这些卧轨的上海工人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事情要做出卧轨这样极端的事情来。听那个小子说，他们是什么“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又是个新鲜事。当时除了学生有成立造反组织的，单位职工成立造反组织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安亭事件”是一件大事。对上海今后的命运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说来很可笑，当时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里，我们郊区与市区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上海市区是“城里”，我们郊区是“乡下”，虽然距离不远，但中间好像有一条鸿沟，市区发生的事与我们郊区不搭界。因此，对上海市区的运动我们很多人都不太关心。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只是将它当作一件与我不相干的新闻来听的。然而，就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青浦的街头就有人在散发油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关于“安亭事件”紧急电报的传单了。
那天下午晚饭前我上街去瞎悠转。十一月中旬的天气已经颇有些凉意了。也许因为大风关系街上行人不多。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孤零零地站在青浦电影院门前的马路中间发传单。我经过也顺手拿了一张。这是一张油印的传单，左上角有“急电”两字，还加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标题是《陈伯达同志给上海工人电——直送上海安亭车站》。“急电”说：“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接着，在说了一通“大道理管小道理”的道理以后，陈伯达指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急电”最后落款的发电人和发电时间是：“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 乖乖，这是今天中午发的电报，这么快（最多四个小时）竟然连传单都发到青浦来了！”我想。从这份“急电”看，陈伯达是不赞成这些工人脱离工作岗位去北京控告上海市委的；对他们卧轨阻断交通更是恼火，认为这是“一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的严重错误，用词口气十分严厉。
当时，我虽然还不清楚“安亭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根据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十多年的经验，尤其是我们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中共与大多数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并不是平等的“同志”，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彼此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尤其是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或被中共视为“落后分子”的人，他们的许多天赋权利被剥夺，被歧视，他们的生活也要比一般人要多许多不应有的艰辛。他们也感受不到中共这个自称为“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温暖。事实恰恰相反，每当政府和人民发生冲突时，人民总是弱者，总是被打压者，而且有理无处说。因此，这批上海工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用卧轨阻断交通这样极端行动的来表达他们的抗议，我想他们一定有无法忍受的冤屈和无奈的苦衷。而且这些冤屈和苦衷，极可能就与前阶段的文革有关。我本能地对这批工人产生了同情。我还十分清楚陈伯达要这些工人回上海去就地解决问题的后果。这无异是赶他们回去任凭市委的处置。可以肯定，要是这批工人真的回去了，他们的下场会非常不妙。因为卧轨阻断铁路交通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一旦定罪处理，恐怕杀头都有可能。从这份《急电》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陈伯达那种高高在上、完全漠视民瘼的、浓厚陈腐的官僚气息。像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号称要清除修正主义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那也真是个笑话了。
各位看官，我这么说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得罪了中共，好多“罪行”轻得多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几二十年的徒刑，何况是卧轨拦车，在国际上也造成很大不良影响的大事！“一月革命”后我们单位的钟峻峰医师告诉我们：陈、曹旧市委被“工总司”等造反派夺权以后，在市委发现一个文件，原来在“安亭事件”发生后没有几天，旧市委就拟定了一张名单，要判处王洪文等为首的十个人死刑。钟医生说这是从他小姨子那里听来的。而他的小姨子就是国棉十七厂与王洪文一起起来造反的唐文兰，当时在“工总司”和上海造反派中都小有名气。所以这不像是伪造的造谣。而且以中共一贯严酷的专政手段看，判他们死刑丝毫也不令人奇怪。
但是，我又觉得陈伯达这样的处置“安亭事件”，与当前党中央号召大家起来批判资反路线的做法是矛盾的。因为工人或其他职工起来造当权派反，不像学生那样顾虑较少。他们能起来造反是不容易的。如果这批造反工人就此被镇压了下去，我可以断言上海乃至全国，将很难再有工人敢于起来批判资反路线。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侃侃而谈两条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似乎头头是道，但碰到实际问题就显得一脑子浆糊。我觉得他这封电报的立场，与周恩来、陶铸的立场倒是一致的。当时周恩来、陶铸也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当然不敢公开怀疑他们，但我总隐隐觉得他们对文革采取的立场，不是促进而是处处“约束”。
但很快的我又听到了新的消息，说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上海来处理这件事。他专机一到上海立即驱车去了安亭，与工总司的代表展开谈判，最终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组织，承认了赴京控告是革命行动。而大多数的工人也听从了他的劝说，开始陆续返回上海，准备在上海就地谈判解决问题。这好像是一个好的兆头。
张春桥以前是上海的文教书记，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名字广为人知是从批判吴晗的《评“海瑞罢官”》开始的。从陈伯达和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两种不同的风格中，我当时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张春桥处事比陈伯达要干练、大胆。后来听说因为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五条”，上海市委与张春桥起了激烈的冲突。但毛泽东听了有关汇报后同意张春桥的处理，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因此，我不仅佩服他的胆量，还隐隐觉得他虽然是新进中央的文革小组副组长，相比于追随毛泽东多年，有中共首席理论家之称的陈伯达，他可能才是真正懂得毛泽东心思的人。他的眼光、胆略才是真正政治家的眼光与胆略。而陈伯达不过是个腐儒。
再后来，我又听说陈伯达发这个电报前曾请示过陶铸。而张春桥来沪处理“安亭事件”也是奉周恩来、陶铸命令来的，只不过周恩来、陶铸给张春桥的任务仅是“恢复交通，铁路不能中断”，而不涉及承认“工总司”行为合法不合法问题。事实上当时周、陶通过陈伯达给上海市委的指示是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格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所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我发觉中央文革陈伯达等人的思想、立场与后来称为“保皇派”的陶铸以及周恩来是一致的；而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他们又是一派。所以，即使是在所谓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对待文革其实也有两种不同态度的。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会议改变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人抵制文革的态度。但这个愿望明显是落空了。因为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当权派不仅没有承认自己执行了资反路线，反而变本加厉地压制群众批判资反路线、要求平反的呼声。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令毛泽东对这批当权派十分失望和恼火，因此后来才发生了他断然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公开平反前阶段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并号召全国造反派联合起来普遍地夺权，重新建立新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等一系列堪称天翻地覆的大事。相反，如果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能够收到较为满意的效果，有相当数量的当权派愿意改弦易辙放弃抵制文革的立场，我认为毛泽东也是不会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的。
说到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中央在十一月份召开的工交座谈会。这个会议，其实是以周恩来、陶铸、李先念等为首的当权派再一次抵制、或“约束”文革的努力。如果这次会议制定的“十五条”文件得到贯彻执行，则全国的文革走势都会大变样。所以也需要简单地说一下：
据大陆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及其他有关资料所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家计委负责人余秋里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拟召开一个座谈会，以解决工交系统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个报告当天就得到李先念的同意，并指定由谷牧、余秋里负责召集，同时将召开会议的情况呈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和王任重知道。这个会议第二天就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冶金部、水电部、铁道部、化工部、机械部，各大区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七大城市主管工交的负责人。会议能这么快地召开，我估计这个会议通知当天发出后，那些外地的代表有好些是连夜就乘飞机赶来北京的。座谈会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展开。与会者几乎一致对“十二条” 表示不满意。座谈中他们对建国十七年来工交战线的成绩普遍作了肯定，主张文革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他们也不赞成工人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其中哈尔滨和上海的与会者强烈主张取消已经成立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很明显，就上海来说他们反对的其实就是“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但讽刺的是，当他们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要求落空后，他们自己就操纵另部分工人成立了也是全市性的工人组织“赤卫队”，与“工总司”对抗。这说明他们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不过是反对文革的一种手法。所以王年一也说：“从以上种种意见看来，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次座谈会原拟只开五天，由于会议出现了斗争和曲折，结果开了二十天。会议期间，陶铸主持起草了一个与“十二条”对立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联，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谷牧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当场否定了“十五条”，指示必须重新起草文件，并明确表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等人对陶铸进行了批判，说他是用生产来压制革命。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按“十二条”修改而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其要旨是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全由工人自己安排；必要时工人可派代表到上级机关甚至北京来反映问题。不许迫害工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必须平反。工厂与工厂间，学生与工人都可串联。这个“十五条”虽然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但其余对工人的束缚基本上都放开了。
王年一认为：“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提出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是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的第一次斗争，如果说周恩来、陶铸主持制定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发出的《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是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的第二次斗争，那末，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就是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的第三次斗争。”这是符合实际的评说。因此，从文革开始到十一月底，毛泽东文革派与抵制文革的当权派们，就公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三次斗争。
而从这次会议匆匆召开的时间点，以及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会上制定的“十五条”内容看，我还觉得这次工交座谈会主要就是为因应上海“工总司”起来造反这种情况召开的。只是这次会议挂帅反对文革的是陶铸，登台表现的是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但在背后支持的真正的主角是周恩来。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怀仁堂事件”中，主要表演者换成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这些人，而实际领军的仍是周恩来。所以如果撇开所谓路线正确、错误的考量，我以为自从刘、邓下台以后直到文革结束，在长达九年多时间中，干扰、反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领军人物始终都是周恩来。
以上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派与反文革的当权派，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间发生的进攻和防守的大概情形。当时在上海市区围绕“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上海市委做了许多动作，玩了许多花样。因为这是市区的斗争，当时我们觉得市区的文革与我们郊区关系不大因而没有加以更多的关注。直到后来青浦的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全被军队镇压下去，因为得到“工总司”的大力支持，才得以重新恢复组织。我们这才意识到市区、郊区的斗争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时间进入十一月份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传达以后，群众造反派开始大量出现。当权派维持旧秩序的努力越来越艰难了。而就在那个时候，中共青浦县委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举行了最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另一件是召开了农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里先说一下选举人民代表的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某日，我与单位内所有有选举权的员工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县城城厢镇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预备工作。因为根据宪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内召开。由于中共实行的是分级代议制，要先选出最基层的代表以后，再由这些代表一级级选出全国的代表，中间需要一段时间。在所有这些选举中，唯有最基层的代表才是由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直接投票选的。中共标榜他们实行的是“民主”选举，所据的理由就在于此。当时青浦的社会形势即将大乱，但县委在这样的形势下仍在按照以前安排的日程做这些不急的事务，从这一点说他们确实是很敬业负责的。但这次选举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
我们选举的是城厢镇城北街道或城北区的人民代表。那天我们单位是集中了排队去的。具体选举的地点在那里已记不清，反正是在一座老式的旧房子里，放了一排排长条凳，最里边有一个小的高台。这应该是属于街道或某个单位的小会场。参加选举的除了我们单位，还有其他不少单位以及街道居民。因为没有指定的座位，都是自己找位子就坐。我当时和程军溥、陆长魁在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三人就坐在一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够年龄参加选举，也是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心情自不免有些激动。选举开始前，先由会务人员发选票。选票不大，是一张大约四寸宽、三寸长的白纸。上有油印的十来个竖格子，每个竖格又分成上下两格，上面的格子长一些，是填写人名的。下面的格子很小，是供划圈的。选票上已印了七、八个人名，还有两、三格是空白的。我猜这几个名字就是这次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了。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候选人的名字，竟然一个也不认识。程军溥皱着眉头说：“这些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怎么选？”我猜接下来定会有候选代表简历的介绍，就叫程军溥稍安毋躁，等一下看看。可是主持人宣布选举开始后，只是问了一句：“大家是否都已经拿到选票了？”等台下回答“都拿到了”，他就不作任何解释，直截了当地说：“选票上面印的名字就是这次选举我们城北街道（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大家同意的就在他名字下面的空格里画一个圆卷。不同意的就不要画，让它空着。这一点要统一，不要有人画圈、有人画勾，有人打叉，弄不清楚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不好计票。假如有人要推选名单以外的人做代表也可以，旁边还有几个空格，只要写上他们的名字，下面也画个圈就可以了。现在选举开始。”
这一来我们大为失望。程军溥有点冒火了，说“叫我们来选举，至少也要有个简单的介绍，好让我们知道一点候选人的经历，作出过什么成绩、贡献，才好评估他是否够做人民代表的资格。就这样叫我们选，什么来历也不知道，谁知道他够不够当代表的资格？”我们向坐在周围的人打听，只知道一个姓金的候选人是青浦县中学的副校长，民主人士，其余的人他们也不认识。程军溥说他要向大会主持人提个意见，叫他介绍一下候选人的简历。我和陆长魁都说应该。于是程军溥就起身到主席台前去提意见了。他从两排座位中间一边往外挤一边回头对我们说：“这个要求是最起码的了，不然我们怎样选？”然后又不停地对需要让一下位的人说“对不起，请让一让。对不起，请让一下。”我目送他走到台下，看见他向主持会议的那个中年男子招了招手，那个主持人走近台边俯身听程军溥说了几句话，然后回答了几句话，就见程军溥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们问他结果如何？他气愤地说，这个主持人根本就不屑回答他的问题，态度十分傲慢。竟然这样回答他：“所有候选人的情况都不会作介绍。你愿意选谁就选谁，不愿意选也可以弃权不选。”我们听了也愤愤不平，却毫无办法。一直听中共宣传的“民主选举”，原来竟是这个样子！我对这样的选举制度十分失望，觉得候选人已经是你们内定的了，但既然要我们选，至少也要尊重一下我们选民，让我们对这些将来“代表”我们的人有个起码的了解。毋庸讳言，这样的选举就像做戏，台上的是戏子，而我们选民其实也是戏子，都是在配合中共做戏。然而即使是做戏也要做得像一点。像现在这种连简单履历介绍也不肯做一下的选举，政府岂不也太傲慢了！至此，我们三人都无心再对候选人作选择了。有心交一张空白票上去以示抗议，但又不敢。因为交空白票，就意味着在对政府作无声的抗议。那时虽无现在那样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但公安部门若有意要查出谁投的空白票也是不难的。为这种事去冒政治风险不值。于是我们在选票上随意圈了几个候选人，圈够了规定的选举人数就交了票。
投票结束后当场开票，票上列名的几个候选人全部当选。不过，开票唱出来的票竟然还有我们单位党支部书记张宜和党员会计马文琴的名字，而且各有好几票。这些票显然都是我们单位内的同事投的。他们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选举不民主的不满。这件事虽然与文革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确确实实地激起了我们对中共官僚独裁作风的不满。而这对于当时正在酝酿中的群众造反情绪无疑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