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2024年写完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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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标”事件
2025年9月5日
1967年2月下旬，戴宁生和郑清生回到了西安交大。少数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们一如既往地日以继夜地为圣人的文化大革命忙碌着奋斗着。他们在圣人及其党羽的怂恿和支持下，击溃了保守派，又夺取了各级党和行政机关的权力。旋即，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分裂了，分成了两大派：极左的一派和更加极左的一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捍卫他们的同一个圣人，为了权力，将日益加剧他们之间的斗争，并终将演变成两派之间的一场殊死的武斗。
然而，大多数的学生都疲倦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只在高音喇叭里继续着。戴宁生所属的所谓“逍遥派”的队伍在迅速地扩大着。学校里开始流行“男焊女织”。男生多喜爱装收音机，他们自行设计线路，在西安市走街串巷地寻找便宜的零件，电阻、电容、电子管、晶体管、线圈、开关等等，自己设计零件的布局，看谁能装出质量高而精巧美观但成本低廉的收音机来。女生则多偏爱勾勾织织。即令是开会学习，她们也可以手持两根打毛线的针和一团毛线或一根钩针和几团彩色的线，一边编织，一边走那些千篇一律的过场，然后看谁能编织出更新颖的花样来。这在当时叫做“无政府主义。”
圣人于是派来了他最信得过的部队军人到学校来，试图再来一次军训以整顿这些游离散慢的学生。记得1965年秋天戴宁生那一届刚刚入学时，就有过一次军训。农村孩子参了军，被派到学校里来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站队报数、立正稍息、齐步走和立定。现在，这些农村出生的娃娃兵又来了，他们想把游散了将近一年的这些已经成了“老油条”的学生再次吹哨集合起来、站队报数、立正稍息、齐步走和立定，谈何容易！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没几天，人们就看到这些娃娃兵和“老油条”们厮混在一起打篮球、下棋、打扑克牌了。人们不禁感概到：“什么军训，分明是在训军！”
当时戴宁生所属的计算51班的同学居住的安排是从1965年入学后的安排沿袭下来的。1965年入学后不久，无线电系的新生被分派到五个不同的专业：真空，元件，无线，控制，和计算。戴宁生所在的计算51班共有32名学生，其中六名女生26名男生；进而再分成三个小组。六名女生中，唐雪英和裘翰卿属于第三组，张砖霄和王会筱属于第二组，杨金娣和司晋梅属于第一组。司晋梅因病在开学后不久就休学了。所有的女生都住在女生宿舍里。
班上的26名男生再分派到24舍四个不同的寝室。第三组的八名男生，肖展祥、张秀忠、吴军、吕德明、朱文章、林志成、林瑞华和戴宁生，分配住在24舍二楼的209室。第二组的九名男生中的七名，王志清、黄顺喜、高玉书、吴钧瑞、林成河、陈国荣和罗大江住在211室；另外两名，周宏诚和彭伟，则住三楼的309室。第一组的九名男生中的八名，孙荣坤、沈荣华、周卓明、张乐成、薛振邦、白长春、杨联纲和李天生，住一楼的101室而另一名，郑清生，则与周宏诚和彭伟住三楼的309室。
那时，王志清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肖展祥是班长。因为309室相对空闲了很多床位，他两商量后就决定王志清从211室搬到309去住，原因是他们认为周宏诚思想落后，需要帮助。王志清搬到三楼309后不久，周宏诚就整天大闹他的钱少了、东西不见了。王志清家庭出身比较贫困，承受不了被指责偷拿他人东西的压力，又搬回到了211室。肖展祥对戴宁生说：“班上数你们家经济情况最好，不怕人说你偷钱偷东西，你搬到309室吧！”戴宁生于是离开了209室搬进了309室。果然，周宏诚再也没有闹丢钱丢东西的事了。
掐指数来，停课已经快一年了。看看全国所有高校的形势，学校行政部门和教学部门都瘫痪了，有点学问的教师学者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边站了。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知识是封资修的东西，所以学习这些东西形同犯罪。从戴宁生记事起从来没有这么无聊和没有长进过。有一天，他在西安市中心钟楼东北面的邮电大楼里的南端，意外发现了一个柜台，专门出售外国出版的报刊杂志，如日本共产党出版的日文《赤旗报》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英文报纸《Vanguard（先锋报）》，还有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杂志如英文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刊）》，等等。原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分裂后，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成了友好的“兄弟党”。它们出版的报刊杂志因而得以合法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戴宁生如获至宝，买了一大摞回来，还あいうえお地学起日文来。
***
1967年3月28日星期二中午午饭后，一个陌生人来到了戴宁生所在的24舍309室。陌生人自称是校治安保卫组的。他没有说明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他拿出一张纸来，问宿舍里的人：
“这是谁写的？”
这张不大的纸上有竖着用毛笔写的两行字。右边一竖行是“毛主席”三个字，左边一竖行是“反革”两个字，两行字并不十分平行，左边的两个字墨水更淡一些，左边的两个字和右边的三个字字迹不同但有相似之处。这张纸被对折过，对折时，左边的两个字的墨迹尚未干透以至对折的一面上有左边两个字的一点墨迹。
戴宁生隐约记得右边的三个字是他前几天写的，就指着那三个字说：
“这三个字是我写的。”
来人接着问：“那另外两个字呢？”
没有人回答。来人问戴宁生：“是你写的吗？”
戴宁生又看了一会，努力在记忆中寻找答案，说：“不是我写的。”
来人对戴宁生说：“你把写那几个字的情况写一份材料，交到治保组来。”
戴宁生冥思苦想，终于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了，那是3月25日星期六上午的事情。那天上午军训安排的活动是各组一起听取广播中的一个配乐朗诵。于是，同寝室的郑清生就到一楼101室他所属的第一组去了，周宏诚和彭伟就去了二楼211室他们的第二组。戴宁生本该去他所属的209室第三组的，但他觉得留在自己的宿舍里听更舒适和自由一些。他躺在床上，把脚挂在床外，广播中的配乐朗诵都是些陈词滥调，乏味至极。
过了一会儿，戴宁生从床上起来，走到了宿舍里对着南窗一排放着的两张书桌前。桌上放着时下每个寝室都有的纸、毛笔、墨水和一碗洗毛笔的水，那是供写标语和大字报用的。此外，还有一本新编的柳公权的字贴，头三个字就是“毛主席”，跟着是一些颂扬圣人的语句和圣人的诗词。戴宁生信手拿起毛笔来，模仿着柳体的字帖写下了三个字。写完后，他看了看，觉得写的不好，就把笔架在洗笔的那碗水上。不久，配乐朗诵播放完了，戴宁生就离开了309室，到二楼的209室去参加听完配乐朗诵后的讨论会，按要求去谈谈听后的心得体会。
在配乐朗诵和开会谈心得体会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据后来周宏诚所说，他在这段休息时间里从二楼的211室回到了三楼的309室来取东西时，发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两竖行五个字。他说，他觉得“很好玩”，就把纸对折后拿到211室给他们同组的人看。大家看后，认为这是反动标语，就把这张纸交到了校治安保卫组。这些情况戴宁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戴宁生按自己的记忆，把全部能回忆出来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送到了设在行政楼一楼的治保组办公室。接受材料的就是那位到他宿舍里来的陌生人。这次，戴宁生把他看得比较清楚。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十分年轻，看上去像是一名临时在这里工作的学生。白净的年轻人看完戴宁生写的材料后平静地问：
“就这么多了？”
戴宁生为难地说：“只能想起来这么多了。”
几天后，治保组传话让戴宁生再去一躺。白净的年轻人平静地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研究了，我们认为不行。我们没法就此结案。”
戴宁生说：“我确实想不起更多的情况来了。”
白净的年轻人平静地说：“你再好好想想。”
这时，从治保组办公室的套间里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他严肃地对戴宁生说：
“我们认为那两个字也是你写的。”
戴宁生说：“可是，我不记得我写了那两个字呀！你们请公安机关做一下笔迹鉴定吧！”
中年人摆出一副一切都是为戴宁生好的口气说：“这事本来不算什么，你又没有张贴出去，又没有散发给别人看。要是我们把公安部门请进来，那就非立案不可了。这事你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白净的年轻人平静地说：“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重写份材料来！”
是啊，戴宁生并不能100%地完全排除他无意中也写了左边那竖行的两个字。他记得他是写在一张较大的纸上的，可事实是一张比他记忆中小了很多的纸。他记得他写完后纸是留在桌子上的，可周宏诚说他是从地上拾起来的。有可能他后来又无意中写了两个字？大概他不小心把纸碰到地上去了？治保组接连几天约他去治保组就此事来来回回没完没了地谈话，劝说他承认是无意两次写成的。
戴宁生屈服了。他现在只求事情能早早结束，好再去过他逍遥派的日子。他又写了一份材料，把无意中大概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描写了一番。白净年轻人和中年人看后说：
“不行！又是可能又是大概的，我们怎么结案？”
中年人走进套间，从文件柜里找出了一份材料，递给戴宁生，说：“这是我们前不久了结的一个类似的案子。你参考一下吧。把那些’可能’、’大概’的字眼统统去掉，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戴宁生接过那份材料粗略地看了一下，是一个人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圣人的名字，可正好接上了报纸上一个标题中的“黑帮”两个字。果然，材料中找不到任何“可能”“大概”之类的字。
白净的年轻人平静地说：“你把’可能’、’大概’去掉，重抄一边，我们就可以结案了。你就坐在这里抄写吧！”
戴宁生又屈服了。这些天来，他已经被折磨够了，他只盼事情赶快了结。他于是删除了所有“可能”和“大概”的文字，又重抄了一边。抄完后他自己又读了一边，觉得十分的别扭和不通顺。但是，他一时顾及不了那么许多了，他硬着头皮交给了白净的年轻人。
白净的年轻人把新写好的材料拿进套间，关上了套间的门。不一会儿，从套间里走出来三个人，原先的中年人之外，又有一名稍微年长一点的中年人。新出现的中年人显然地位要高一些，看上去像是一个负责人。他沉下脸，声色俱厉地对戴宁生说：
“什么无意中写的？有意写的也好，无意写的也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反动标语！你好好挖挖思想根源！”
戴宁生这才知道他上了当。他气愤地反驳道：
“我没有什么思想根源可挖的！那左边两个字本来就不是我写的！你们欺骗我说承认了就可以结案！我要收回我刚刚写的材料！”
戴宁生刚刚交给白净年轻人的材料当然是再也不可能要回来了。血气方刚的戴宁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质问到：
“你们都是谁？你们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们的姓名？你们为什么污赖我写了那两个字？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谁写了那两个字？”
新出现的中年人把桌子一拍，厉声说道：“你不要嚣张！我们是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反对伟大领袖的坏人的！”
改变戴宁生人生的“反标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
此后，戴宁生因此经历了个人物品被查抄没收、批斗游街、隔离审查、坐牢和劳改，达五年之久。到了1972年元月20日，西安交大校革委会就此案给戴宁生作了结论，结论中说：“…… 1967年3月25日在戴宁生所住宿舍（学生24舍309室）发现可疑字条 …… 现对戴宁生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核实，研究认为：…… 可疑字条不是戴一人写成，否定戴写反标（的）罪行 ……”
“反动标语”变成了“可疑字条”，而且明确指出不是一人写成。换句话说，左边一竖行的两个字不是戴宁生写的。那么，是谁写的呢？2009年戴宁生专程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上海、西安和成都等地和那些当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同班同学在阔别40年后第一次相聚了。5月30日星期六，他专程来到成都。家住成都的罗大江接待了戴宁生后，朱文章和周宏诚专程分别从他们居住的重庆和泸州赶到成都来相聚。他们一起吃了午饭，又到一个茶馆坐下来聊天。周宏诚找了一个机会对戴宁生说：“对不起，我当时只是想开一个玩笑，没想到后来弄成那样。”戴宁生听了没有应答他，漫不经心地似乎就没听到周宏诚说了什么。他心里很清楚，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事到如今，没有必要去追根究底周宏诚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必要去揣测或分析周宏诚所说的含义。
1967年4月上旬治保组把五个字定为“反标”事件后，戴宁生断然否定了他写了左边的两个字。治保组一时也没有再来找他，事情僵持在了那里。戴宁生感到他的头上就像被带上了一个紧箍咒，又好像有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胸中被一块巨石压迫着喘不过气来。
他在和治保组的交往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不能原谅自己。他愚蠢、幼稚、轻信，特别是，没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应该原谅自己？他刚刚过了21岁的生日。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到由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于1923年创办的南京市鼓楼幼儿园。七岁时，他进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那里的学生大都是来自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校址）和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校园）教授们的家庭。再后来，他在南京第十中学（即如今的金陵中学）被分在云集高干子弟的四班。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像治保组里的那些人，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像周宏诚那样的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来自家里的还是来自学校的，就是要诚实，诚诚实实地说话、做事、处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警告过他轻信是一种何等危险的性格缺陷。多年来，他过着优裕安全自信的生活，自以为是的他从来不知道要提防周围的人，哪里会知道人的一生中其实充满着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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