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0）

我的文革（70）

（二十五）毛派与“走资派”的攻防战（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两件事都是当时的大事。应该说正是这两件大事，促成了稍后的群众“造反”潮流。那个时候我因为被抄家，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又兼感冒高烧，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星期，后来身体虽渐渐康复，但万念俱灰，对外面的世界全无兴趣。接着，我又忙于为单位内的“红海洋”运动写字，一直到十一月以后才又慢慢恢复对运动的关心。所以，对于这两件大事我是到十一月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前一阶段上海市委对付北京红卫兵的态度，和我们单位党支部对我们在学习“十六条”时提出的各种“异端邪说”严防死守的情况来分析这两件事，认为毛泽东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资反路线”问题和召开工作会议，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如何改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对文革普遍抵制的态度问题。

十一月初的某日，我在街上看到一份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大字报，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陈的讲话很长，大字报抄了十多几张纸，在中山路新华书店对面的服装店玻璃橱窗上贴了一长排。我仔细看了后有几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关于两条路线的区分。陈伯达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本来，我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太明白，看了陈伯达的讲话，感觉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陈伯达说执行资反路线的人不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对群众实行国民党式的“训政”。那么何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呢？以我的理解，那当然就是不要执政者老是以“老师”自居，像国民党一样以高压手段对群众实行“训政”；而是要让群众在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弄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使群众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说了什么不对的话，只要不是如“十六条”说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允许他们自己改正，而不是抓住缺点一棍子打死，把他们整成“反革命”、“右派”。否则，怎能谈得上“自己教育自己”？而由此回顾我们单位前阶段运动，虽然表面上都是群众贴群众大字报，但实际都是党支部从中引导的。而且，这次运动的目的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各级党组织都是以运动整出了多少“反党分子”为成绩的标志，以惩罚这些犯错误的群众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种做法与“自己教育自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根据陈伯达对两条路线的阐述，我基本肯定了我们单位党支部领导的前一阶段的运动是错误的，单位党支部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陈伯达引用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讲话，认为运动初期整出那么多反革命是不正常的。那位南充妇女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了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同样道理，我们一个单位连临时工在内共一百多人，都受了党十几年的教育，竟然还有二十多人被揭发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字报上“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第三，陈伯达在讲话中说：“区别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我特别注意到了这“平反”两字，反复看了几遍。当时在我们青浦县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运动初期被整的人被平反了。但既然陈伯达提到了“平反”两字，从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杨桃源也有可能获得平反的希望。

此外，《红旗》杂志上刊登的林彪在十一月三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对我更进一步理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也颇有帮助。林彪在讲话中这样描述两条路线的区别。他说：“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根据陈、林两人讲话的要旨，我将这条反动路线概括为一句话：斗争矛头不是向上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向下对准群众的就是“资反路线”。而当时很多群众对“资反路线”的理解更简单明了，一句话，所谓“资反路线”就是镇压群众的路线。根据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运动初期所有基层单位执行的都是资反路线，都错了。

文革镇压群众的事主要发生一九六六年的六、七两个月。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结果工作组镇压了反工作组的学生。另一个方面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下，将斗争矛头主要针对群众，整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因此，中共如果要纠正“资反路线”的错误，除了要给被整的学生平反，也应该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但诡异的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追究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责任，并迅速地为蒯大富等被整的学生平了反，但没有追究镇压群众的问题。其实当时全国受运动冲击的群众数量比起学生来不知要多几百倍。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那个时候，他只提镇压学生问题而不提镇压群众的问题呢？为什么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过去了二个月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呢？这个所谓的“资反路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就需要深入探究毛泽东中央在十月那个时候突然提出批判资反路线的真正用意。

我认为，如果这个“资反路线”确实存在，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他就已明确认为整学生是不对的，他就不可能没看到整群众的问题。而他看到了却不提这个问题，说明他是不愿提。而不愿提的原因我认为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他根本就不认为运动初期整群众是错的。他之所以气势汹汹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整学生犯了路线错误，说“只有北洋军阀才整学生” ，说整学生“大方向错了”，那不过是为扳倒刘少奇强找的理由。请大家想一想：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难道不都是这么做的？难道他毛泽东就没有整过学生？五七年的大批学生右派是谁整的？难道他整学生就没有错，刘少奇整了就错了？道理上说不通么！反之，如果他真的认为不应整学生，那么也不应整群众。学生是群众的一部分。如果说多少年龄以下的不整，那是考虑到年纪太小思想、行为不成熟，犯了错误可以原谅。学生不过是一种社会身份，将学生和普通群众绝然区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他如果真的认为有这条“资反路线”，那么他应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同时提出为运动初期被整群众平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中央突然提出这“资反路线”问题，是因为文革运动遇到了主要来自各级当权派的阻力，是为了敲打敲打这些当权派，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才炮制出来的。

我这么说不是无根据的瞎猜。我有好多证据。这里仅举一个：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进驻《人民日报》报社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社论，是贯彻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据说文章也是陈伯达亲自起草的。它实际起了文革初期整群众动员令的作用。如果说“资反路线”确实是有的，那么这篇社论就是“资反路线”最典型的代表。但这篇社论在批判“资反路线”时没有被批判，后来陈伯达捲入“林陈反党集团”被打倒时也没有被批判。为什么不批？难道不是因为在毛泽东中央看来，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没有扫错吗？按我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走资派”固然是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要重点地先揭先批先清理；但群众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和各色“牛鬼蛇神”，也要揭也要批也要处理，因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只是这个工作要放到后一步做。这也就是“十六条”中说的：“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的意思。而后来文革初期被整的群众终于也得到了平反，很多人认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其实我们文革亲历者都心中明白：那是广大群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为争取被整群众与学生一样应该得到平反而展开艰难曲折的斗争才得到的结果。而能够到这个结果，还得多谢那些顽固抵制文革的当权派们。关于里面的道理和这个斗争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毛泽东不提整群众的“资反路线”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毛泽东可能认为追究各级当权派执行“资反路线”的责任，打击面会太广，从根本上说不利政权的稳固；而且当时他还寄希望於那批干部，认为他们迟早会转到支持文革的立场上来，因此不想对这些干部打击太重，关系闹得太僵。但是后来他看到许多地方党委在顽强地、千方百计地抵制文化大革命，不愿按照他的设想自觉地投身文革运动，经受群众的检验，这对于他设想的用文革的办法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的实验实是一大挫败，于是他就想法一方面要敲打敲打他们，对他们施加一些压力，迫使他们认可文革。而这根用作敲打工具的“棍子”，就是到十月才想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将执行“资反路线”的罪名强加到各级党委头上去，十月二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样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无产阶级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按这篇社论的说法，既然这条“资反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还未结束，那么执行这条资反路线的人显然已不是刘少奇，而是别的什么人了。什么人呢？当然是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而至今不肯改变抵制文革立场的各级当权派。

所以，毛泽东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资反路线问题，实际是在对这些人施加政治压力。而在此同时毛泽东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出席的据说都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则不难理解这是毛泽东中央试图通过这个会议，一文一武、一硬一软、双管齐下，以达到改变这些领导人思想的目的，让他们不再抵制文革而是拥护文革。

但是，从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效果看，这软硬两手都是失败的。这次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各级党委基本上也都没有承认自己执行了“资反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中央只得一方面加大批判资反路线的力度，另一方面以中央军委出面替文革初期军队系统学校被整的学生平反，然后以中共中央批示的方式将平反范围扩大到普通的学校学生和单位职工，将这批力量释放出去冲击地方党委，意图迫使这些当权派屈服。就这一点说，如果各级当权派不顽强地抵制文化大革命，而是按毛泽东的设想自觉地、主动地“引火烧身”，欢迎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我向毛泽东中央是绝对不会给文革初期被整的群众平反的。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青浦街头突然贴出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大多是反对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的，说什么“聂保姆到上海包办代替，把上海人民当成‘阿斗’”。同时也有支持聂元梓大字报。不过我仔细看了最后的具名，大多是转抄上海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原来，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孙逢一这两位“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在十一月六日带了一些人突然来到上海，声称要揪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常溪萍在“四清”时曾担任北京大学工作组副组长。聂元梓说常溪萍在北大“对北大师生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现在特地南下要揪他回去清算他的罪行。但从大字报的内容看，聂元梓一行到了上海后不仅煽动华东师大的学生揪斗常溪萍，还煽动上海群众造市委的反。当时不仅南京路等上海主要的大马路上，连国际饭店等高楼上也挂出了“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长幅大标语。显然，聂元梓他们是以揪斗常溪萍为名，来揭上海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当时，对于聂元梓的到来，上海出现了支持和反对的两种不同观点大字报。而这些反对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上海市委背后指使的的。有一个小道消息说聂元梓等人来上海是奉了江青的旨意来的。对此我是相信的。因此我将这件事看作是中央文革对上海市委发动的第二波攻击。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上海市学生中的造反组织已经出现，工厂、商店和企事业职工的造反组织也在酝酿之中。所以江青派聂元梓在那个时候来上海，应该是与上海当时的形势有密切关系的。

据一份由上海工总司在一九六七年编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记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聂元梓来上海的同一天，上海一些工厂造反派经联络后一起开会决定，准备在九日那一天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为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和北京、上海的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立即投入筹备工作。”《纪要》中说的“北京”的学生红卫兵中有没有聂元梓带来的人，《纪要》没有写明。但我以为即使聂元梓没有亲自参与上海“工总司”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透过其他先期派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极可能也插了一手。虽然中央文革不可能一开始就明确支持“工总司”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但在当时毛泽东中央正在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揭开地方党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形势下，对于出现“工总司”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中央文革应是抱着鼓励的态度的。而上海陈、曹旧市委的垮台，就是由“工总司”成立那一天开始的。

所以就当时的形势言，至少在上海市，从十月初开始的毛泽东中央和地方当权派的攻防战，由于群众造反组织的加入，此时进入了一个更激烈、几乎你死我活的阶段。而上海的群众造反组织加入文革运动，则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