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早期， “人民委员会政府” 建立后，不光政府办公一切照旧，红军在当地并没有实行什么打土豪的政策，只是像旧军队一样向商铺摊派军费，要商人出钱养军。更有少数战士和旧军人一样搞起抢掠的勾当。（《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415页.）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在毛指挥下北上。8月2日红一军团进入奉新县境，在此开展了相当大规模与数额的筹款行动。毛泽东提出口号：打土豪筹款子。
在县城，红军打了同榜第、徐仁聚等十余家大商号，仅同榜第一家便被打了价值十万元以上的金银。而红十二军行军经过上富、甘坊等城镇时，又打了大批“土豪店铺”。按奉新县党史办的说法，红军在奉新短短五日，“仅县城收缴金砖、银宝、银园计十万元以上。土豪劣绅交出六十万元，商会交出六千元，共计七十万六千元。”
然而，筹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红军筹款当时都规定了任务。张震上将当年是红三军团的连长，上级给每个连的任务是每月筹款一万大洋，他们东奔西跑，一月顶多筹到六千大洋。（《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 刘统）
1932年的4、5月份，在李富春、毛泽覃的指挥下，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大行没收官僚资本、土豪财产，又向当地商人派捐。且各单位都定下有摊派筹款指标。
这样的方针下，红军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达成了“筹款百万”的奇迹：4月底到5月初，红军在漳州筹款近40万元、在石码筹款14万元、海澄约10万元、南靖16多万，打土豪得10万。5月12日，红军筹得款子八十五万元，到5月17日，红军筹得款费已达百万之巨。
古田会议纪念馆中，有一份名为《筹款须知》的油印文件，由中国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编撰，成文于1932年7月。
这个敲诈勒索传授了九个步骤 （摘要如下）：
1．一网散开，精密调查。调查的依靠对象是”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的财物或鸦片 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诺事成后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实话；
2．迅速捉人，适当待遇。运用便衣队，化装成各 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尽可能的先准备相当的群众条件。（有工农会、纠察队、游击队等组织更好，如没有，也要组织少数工农份子或利用流氓组织密缉队），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物件。
3．多贴条子，少写数目。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并有走狗随时在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
4．有软有硬，加紧催款。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都是出於筹款无望而又有政治意义且能为大多数群 众所认同的，而不宜以杀人烧屋为催 款的唯一办法），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
5．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向土豪家属以及群众（群众中有土豪走狗在打听）报凶报吉（时而说这个缴纳到几成就可以了事，时而又说那个一定要缴到某数才了事，不然，到某时要烧屋、杀人；时而说已开始磨刀了，要杀土豪某某），做好做歹（即张言某人不出钱就不帮其转弯疏通，其人是可以并实际上也如此进 行，打土豪，拿洋油，磨马刀等等）， 以包围土豪及其家属（特别是妇女）和代表，搅乱他原来心裏的把握程度。
6．优待土豪代表。与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而且要有所谓“官”（筹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传，招待膳宿，言语要吹牛皮，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对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当的优待与宣 传准备工作，以引起他们乐 於接头交款的兴趣。
7．挖地窖。窖常埋伏在人 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裏、烟囱中，万 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裏有什么人进去，都在那裏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 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 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8．拍卖。拍卖快时，须按货物分开 来，要不零卖，须告诉群众几家一联； 货物太多，时间不够，要计算到后几天再减价发卖，以及零卖与散发，绝不要等走了还有留给豪绅的。
9．最后一着。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 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 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 款来个最后一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方志敏是打土豪的模范，他领导家乡农民打土豪，带头抓捕和处死了当地的地主，他的五叔方雨田。
红军不但绑架土豪，在红军控制的地区，以反帝的名义，逮捕了境内几乎所有的外籍传教士。勒令这些“洋票”的家人，和所属教会交赎金。
1934 年12月6日，方志敏属下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抓获了在此传教的“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John Stam & Elizabeth Stam），和他们的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Helen Priscilla Stam）。他们命令师达能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要二万美元赎金。师达能只在信中描述了他被绑架的过程，然后引用了《圣经》中的一段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在庙首镇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上，师达能夫妇被拖行游街凌辱，并当场斩首示众。
打土豪筹款子运动初见成效：
1933年6月起三个月时间将一万余家苏区民众打成地主富农（依照1934年1月24日中华苏维埃中执委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七八九月间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没收其家产财物之后，所得也不过六十余万元。而1932年开始提高税率征收农业税后，全江西苏区的收入也不过五十五万元。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303页
钱财乃身外之物，可粮食是活命之本，地主家也没余粮，红军当然更缺。红军不想如何到白区去解决困难，而是向苏区民众伸手要粮：1933年春借谷20万担，1934年夏先后借谷总共70万担，总共借了上百万担的谷子。
在借粮不断开展的同时，粮食恐慌已在民众中蔓延……
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261页
此时，红军又拿出一个招数：发行公债。
1932年6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为“充分准备革命战争经费”，要向全苏区民众发行战争债券六十万元。短短四个月后，又发布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这次数额竟然翻倍，多达一百二十万元。半年时间，苏区便要向赣南闽西山区贫困的250万民众摊派了170万元的公债。这样的巨大的数额，必然造成强迫与命令主义的现象。王建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动员》一文就谈到，会昌发生的按人口均摊公债、每人负担六毛的做法，被评价为“等于断送群众，替反革命制造机会的自杀行为”。
1933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高达300万元的公债要求，为了完成这一空前的公债任务，各地不断发生“命令主义”的强迫现象。在革命老区的于都县，竟直接发生了区苏主席自杀、四百余群众逃亡的恶性事件。当时苏区民众在战争里的经济负担之大，可见一斑。
1932年的苏区，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仅用十五天时间便能超额完成。可在1933年中到1934年初，五个多月的努力，逼死了干部、逼跑了群众，建设公债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许多地区更是连三成都没做到。
在摊派完上百万元的公债后，苏区官方不光（在节约伙食的同时）动员群众捐献谷物给红军，让军民为战争勒紧裤腰带，中央苏区就又发动了一轮名为“退还公债，不要还本付息”的运动。
最初是在1933年2月17日，中国手艺工人工会在会议上决定：号召会员退回所购买的第二期公债票给政府，不要政府还本，将这笔款项去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当时出席会议代表立即踊跃退还个人自己所购买的公债票，作为实现这一决议的开始，共计约有50元大洋。《红色中华》报为此发表社论，宣传鼓动群众退还公债。在这一段时间内《红色中华》上每期都大量报道了退还公债的感人事迹。
接着在3月6日，《红色中华》报就发出号召，鼓励节省一个铜板，退还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号召提出：“现在已有几个团体开始节省一个铜板运动，并且踊跃地把二期公债退回，不要政府还本（如劳力运输工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会等）”，“现在本报特向全体同志们作一最热烈的号召：以革命竞赛的方式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
1933年3月27日，《红色中华》就发文提出将退还二期公债的运动深入到农村中去的口号。通过积极动员群众。武阳区共退回2000多元，壬田区退回一千二三百元，云集区退回2000元左右，瑞金区退还5000余元。瑞金共退还5000余元。一直到1934年开展节省运动时，苏区群众还在继续退还公债。对此，中央财政部规定，未退还的仍可以退还，也可以换购以后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中央苏区的公债发行述论》.万立明
到1934年5月，之前发行的170万公债已有90万被“自愿退还”，至于剩下应当由苏区官方连本带息发还的数十万公债，则又要在“群众团体”和官方的“提议”里延迟发还。
此时手中还持有第二期债券的苏区人民，如果想要“止损”，那也只有拿手中的债券去顶第三期的300万公债。至于第三期公债的偿还，那便更是遥遥无期了……
中共官方今天如是说：公债发行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迅速掀起了认购热潮。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超额完成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苏区妇女更是把自己的嫁妆和银器首饰捐出来铸现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瑞金，踏上漫漫长征路，瑞金人民把认购的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78万元、粮食25万担、银器22万两，连同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瑞金支行的2600万银元，全部无私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