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可没中国课本上说的那么简单。大清本土鸦片 如何“卷死”进口货的？

大清本土鸦片 如何“卷死”进口货的？

发布：2025年12月04日 21:11来源：循迹晓讲

 

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朋友都知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英国人就开始疯狂往中国出口鸦片，毒害中国人。自此中国就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历史真相可没课本上说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大清的很多农民就已经开始种罂粟。等到鸦片战争以后，从民间到官方都开始主动开始把鸦片本土化，产业化。到后来不但国产货完全挤占了进口货的市场，甚至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从厉行禁烟到完全放任鸦片，后果给了国人身体和心理上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那大清是如何从禁烟到自产自销鸦片的？鸦片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说起来，人类种罂粟的历史非常早，大概公元前3400年，就是中国传说里共工治水的年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在美索不达米亚种罂粟。随着文明的传播，西到地中海，东到古印度，都有罂粟的影子。到了中国唐朝时期，阿拉伯人通过商路把鸦片传了过来。当时，唐朝人管鸦片叫“阿芙蓉膏”，一般来说，唐朝人拿鸦片当镇痛安神的药来用。打这起一直到明朝中期之前，鸦片在中国就没断过，比如明朝的万历皇帝，这位爷就把鸦片叫“福寿膏”，和炼好的丹药一块儿用。

不过，这时候罂粟还没有被大规模种植，产量非常有限，物以稀为贵，当时也只有万历这种级别的才能“享受”。所以，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吸食鸦片的现象。根据葡萄牙人的档案统计，16世纪末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超过二十吨。不过，后来葡萄牙人把印度的鸦片和美洲的烟草一结合，弄成了让人上瘾的新玩意儿。从此之后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这种新形式的鸦片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上瘾，只要上了瘾就停不下来，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吸上一口。

早在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当时的福建巡抚就在奏折里说，民间吸烟风气日盛。这里的“吸烟”就是吸食鸦片。雍正那时对官民道德要求极高，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眼看着吸鸦片能让上瘾，伤风败俗，那还能忍，就给统统禁掉。从目的上来说，中国最早的鸦片禁令，就是皇帝拿来整饬风俗用的。当然了，这时候的鸦片禁令属于大清内部矛盾，远没有到跟洋人翻脸闹掰的程度。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的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之后控制了印度和孟加拉。从此以后，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大量种植鸦片，年产量迅速攀升到数千吨，这些鸦片绝大多数通过走私等手段进入大清。鸦片迅速侵蚀了大清的官场与军队。当时就有官员上奏折说：咱八旗，绿营兵抽上这玩意儿，打仗都打不动了，地方官员抽鸦片更是蔚为成风。凡此种种，让乾隆龙颜大怒，亲批“此毒若不去，官将不能理事，兵将不能御敌”，并三令五申严格禁烟。当然，鸦片屡禁不止，除了让人上瘾之外。还有就是那些走私窝点全在海外，根本不在大清自己地盘上，所以，官府拿它一点没辙。所以禁烟红头文件下来了，人抓了一批又一批，但还是管不住鸦片泛滥。

 

◇ 图为反映鸦片战争的插画

到了嘉庆五年，朝廷开始全方位系统地制定了针对所有人的禁烟令，卖鸦片的一经发现一律绞死，吸鸦片的无论官民，只要发现要被打一百棍子然后充军。朝廷禁令不可谓不严，但是鸦片渗入骨髓之下，大清又官官相护，朝廷的禁令跟擦屁股纸一样。其实，早在1820年代，大清国内就已经开始大范围种罂粟了，只不过这时候种的鸦片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市场需求罢了。所以说，就算朝廷三令五申要禁烟，底下人也是搞阳奉阴违那一套。

这时候，鸦片不仅让大清从上到下都上瘾堕落，还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到了道光朝前期，大清国库就因为鸦片已经收不上多少银子了。有人统计过，1823到1831年，大清官民光买鸦片的钱就花了1800万两白银，鸦片战争前更是有3000万两白银花在了鸦片上。要知道当时大清的年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左右。眼瞅着人们种罂粟吸鸦片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朝廷内部对鸦片问题也吵得不可开交。当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弛禁派，代表人物就是太常寺卿许乃济。这位在道光十六年，也就是1836年，给道光帝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与其让洋人赚了这笔钱，索性彻底放开，让咱大清百姓都种罂粟，咱大清人多地广，早晚把洋人的鸦片整倒闭。当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都直呼：许大人简直是我大清栋梁之材。

 

◇ 图为林则徐画像

另一派是严禁派，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在许大人提出开放种罂粟这事儿没两年。1838年，林则徐就上了那份著名的《禁烟奏折》，说再这么放任下去，“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一听深受震动，没兵，靠谁来保卫朕的江山？没钱，谁还给朕卖命？要是再不禁了鸦片，恐怕这大清江山就毁在朕的手里。于是，他决心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这就有了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从这就能看出来，直到鸦片战争，鸦片确确实实严重威胁大清的统治，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禁烟”也是大清的主旋律。

 

◇ 图为虎门销烟场景复原图

鸦片战争的后果，大清签了《南京条约》。这时候大清在表面上还是坚持执行禁烟政策，道光帝还连续颁布《禁烟上谕》，设立烟务查禁官。从表面上看，过去的禁烟国策依然在坚持。但问题是，和英国人签的《南京条约》，白纸黑字写明了，“准夷商输入货物，缴税后自便，不得掣阻。”也就是说，洋商进口中国的货只要缴了税，大清就不能随便查扣了。

当时进口中国最赚钱的货可就是鸦片，既然不能随便查扣，洋人这些货里有没有夹带这些鸦片就不好说了。如此一来，鸦片就更大规模地蔓延开来。此时的林则徐对鸦片的态度和过去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了，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47年，林则徐跟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到鸦片问题，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而他的理由也很直白，既然横竖都禁不掉，不如鼓励百姓扩大种植罂粟规模，把洋人的鸦片挤兑走，这样白银就不外流，百姓也能有收入提高，可谓是一举多得。只不过，这时候的民间种植生产的鸦片比过去已经多了不少，但还没办法跟洋人的进口鸦片抗衡。

 

◇ 图为太平天国主要活动范围

等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截断漕运，朝廷收入锐减。为了镇压太平军朝廷还得开大量军饷，这一来一回弄的是财政捉襟见肘，趋于崩溃。这时候任何能收上税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时朝廷的八旗绿营已经全废了，战斗力还不如土匪。眼瞅着江山要被洪秀全掀翻，无奈之下，朝廷只能让地方上的官员自己想办法搞团练武装。而这当中花的钱，就得靠地方自筹。

如此一来，想不从鸦片上征税都难。比如办湘军的曾国藩就在奏折里说了，“烟虽害民，而禁无济，若征厘以济师用，可权宜行之。”我也知道鸦片不好，但朝廷禁了这么多年也没啥效果，那还不如对鸦片征税，以此作为当下的权宜之计。曾国藩也很清楚这么做不是长久之计，奏折最后还特地加了个补充，说“此法万不可久行”。但眼下火烧眉毛，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而大清朝廷只能依仗曾国藩和他的军队，也就默许了这个建议。

 

◇ 图为曾国藩

于是，曾国藩立刻行动起来，湖南江西地方每斤鸦片收一到二钱白银，另设“烟馆牌照费”：那意思就是谁要开大烟馆，谁就交钱领营业执照。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奏折里说，湖南的鸦片税金，也就是烟厘，每年至少有二十万两白银，都拿来给湘军做军饷了。后世一些历史学者们通过整理文献和数据，得出结论当年湘军军饷有三分之一都是靠鸦片税。也就是说，要没有这鸦片税，说不定这太平天国还能多挺几年。

当然，有了曾国藩为榜样，其他的地方大员也是有样学样。比如李鸿章就青出于蓝，李大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鸦片财政制度。根据《李鸿章全集·奏稿》《江南通志》、以及海关档案记载，当时的进口鸦片要经过江南、上海这些地方，这可都是李大人淮军的地盘。进口货都是按“箱”计税；每箱鸦片六十公斤左右，税就占了三十到五十两；地方上的分销商在卖的时候，还要缴每斤一至二钱的“烟捐”。这么几种措施搞下去，鸦片在李鸿章这里就成了摇钱树。有人算过江南鸦片贸易的帐，光上海的“烟厘”收入就超白银三百万两。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被李鸿章留下当淮军军饷。李大人还嫌不够，在江南设立“烟票局”，发放带印票据。每张烟票代表合法缴税的鸦片若干斤。烟票可转卖、流通，甚至被人当短期货币用。

 

◇ 图为李鸿章

朝廷的封疆大吏这么干，就相当于把鸦片财政从临时的灰色收入，变成了准正式财政金融体系。其他地方大员也纷纷效仿，比如左宗棠西征的时候，除了向洋人借款，还每年收数十万两的烟厘银养活军队，再比如广东的丁日昌把这烟厘银用在了海防建设上。

同样在咸同年间，大清的鸦片业也完成了从进口到自产的转型。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云南这地方气候土壤很适合种罂粟，一批罂粟种子就通过孟加拉和仰光进入滇西的腾冲大理，所以云南也就有了一批罂粟种植户。当时，还有英国商人在离云南不远的缅甸边境开“洋烟作坊”，不仅教当地人种罂粟，还教他们怎么制作鸦片。对云贵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来说，能耕种的土地有限，粮食产量很低，普通老百姓平时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往后大清为了镇压长毛不断加税，要是光种粮食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而种一亩罂粟的收入相当于三亩粮食。要是你还会加工手艺，把做出来的鸦片卖出去，这比米粮赚的多多了。于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当地老百姓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这罂粟就种遍了全国，北到蒙古，山西，西到甘肃，南到福建广东。大量土地被拿来种罂粟，像云贵川地区，这种罂粟甚至成了一些农民的主业。

 

◇ 图为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当然，相比于进口鸦片，云贵的土烟价格便宜，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当时记载，印度烟，也就是进口鸦片，每斤大概五钱银子，而云贵地区的土烟每斤最多两三钱银子。前面讲了，刚开始这土烟的质量不能和进口的比，杂质多，气味冲，但架不住底层平民买不起印度进口烟。于是，土烟就有了刚需，产量也就源源不断地增加。而且当地人很有上进心，想方设法学习从印度那里先进的鸦片技术，这么一来，云贵的土烟质量稳步提升。

到了光绪初年，滇黔土烟的品质已经接近了印度产品，广州汉口这些大城市的瘾君子已经都能接受国产鸦片，它的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那么如此物优价廉的产品不把外国鸦片挤出去简直没有天理了。

 

◇ 图为1905-1906年，中国各地区鸦片产量

1869年，英国人就写报告说：“本地鸦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鸦片通行西部各省”。当时，英国人甚至想用降价促销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但算下来，成本太高，没啥利润，最后只好放弃。19世纪六十年代初，印度输入到大清的鸦片量在四万箱，几乎垄断国内的鸦片市场，到了1890年，就降到了一万五千箱。到了1900年，就只剩五千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仅用三十多年，大清的自产鸦片就已经把外国鸦片挤走了。当时的很多富户发家的第一桶金都是靠种罂粟搞鸦片赚来的，比如陈忠实有本《白鹿原》的小说，书里的主人公白嘉轩，就是靠种罂粟发的家。

当然了，国产鸦片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清也彻底沦为了鸦片的国度。因为，从1894年开始往后不到十年，大清先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又在庚子国变中得罪了几乎所有列强，要背负巨额赔款，加上往后大清要修铁路练新军，这都需要比过去更多的银子。这时候的大清财政要是离了鸦片，就得立马崩溃。比如云南每年鸦片税收约三百万两，占了全省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川大约五百万两；贵州虽贫，但烟税仍占总收入一半。地方上靠鸦片续命，朝廷也没好到哪里去。

 

◇ 图为1879-1906年，鸦片生产及消费（单位：关担）

1880年代，大清又到了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一方面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一艘艘服役，那都是要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另一方面北方旱灾，黄河决口，救灾要的银子简直是无底洞。这时候，朝廷能指望的就只有鸦片了。188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岁征烟厘银三十余万两，留作北洋船政之用。”这是把直隶的鸦片税直接扣留养海军了。1890年的天津海关年报也说，天津烟税是海军经费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朝廷每年还要给北洋水师很多补贴，这些补贴相当一部分来自各省鸦片税。当时北洋水师每年的开销，包括买船造船训练和军饷，在四百万两左右，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来自鸦片税或烟捐转汇。换句话说，北洋水师的军舰中有一部分就是拿“鸦片钱造的”。

而救灾的钱更是指望鸦片。光绪十年黄河发大水，急需赈灾，可是国库存银只有三十万两，无论如何都不够，那么大清从地方到中央，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鸦片之上。当时的河南巡抚张树声上奏“可暂征烟厘以赈灾”，意思很简单，别人能收的河南也要收，皇帝一看，准了。于是河南、山东两省临时征收“烟厘银”，每斤鸦片加税一钱。据《筹赈档》记载，这项特别烟税一年征得银约一百二十万两，几乎占全部治河费用的三分之一。那么大灾之后黄河河堤重建也得日常维护，光维护一年就得六十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烟捐。到了1905年的时候，大清朝廷总收入是八千万两银子，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收入两千万两居于首位，而各种鸦片税收则是一千万两，稳居第二。这么看如果没有鸦片的税收，大清当时所谓的同光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甚至最基本的赈灾都无法完成。可以说，大清王朝就全靠鸦片给续命了。

 

◇ 图为在罂粟田中忙碌的农民

当然，大清的鸦片不仅自产自吸，还冲出了国门走向世界。1879年，英国驻缅甸领事就报告，云南过来的鸦片虽然质量不行但便宜，深受当地穷人的喜爱。到后来，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大清鸦片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世纪初的时候，大清一年产出鸦片三万吨，其中有四千到五千吨出口。光看出口这数就已经是当年英国往大清输入鸦片最多时候的两倍了。可以说，当时的大清已经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的鸦片出口国。

 

◇ 图为晚清时期，一对吸食鸦片的男女

作为全球鸦片业的老大哥，又是人口大国，当时大清全国大概两千万人抽大烟，差不多每三四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人吸。衙门里，码头上，兵营里到处是烟雾缭绕的景象，甚至大清装备最先进的各镇新军中，鸦片也是屡禁不止。不过，当时上层官僚觉得鸦片挺好。不仅能给身体带来愉悦，给朝廷带来税收，有些人认为这东西能让贫苦百姓劳累一天后安然入睡，缓解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化解社会矛盾。在文人这儿，不少人认为吸鸦片是雅事，他们把“烟榻”“烟枪”“烟灯”当作艺术陈设，称之为“香烟闲情”“紫烟小集”“烟中趣”。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也知道鸦片上瘾的后果，民间流传大量俗语，比如“烟钱吃尽家中银”，“烟不离口，命不离鬼。”等等，但是一般人也就把它当作个人命运的问题，谁要是染上鸦片，那只能说是活该倒霉。

 

◇ 图为宣统元年的土药执照

而真正从国民性的角度对鸦片全盘否定的，还是甲午战争以后兴起的一群新式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1899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积弱由何而来》中说，“烟毒者，亡国之根，坏种之源。”严复则是从政治体制和国民性的角度说起，所谓“民智不启，烟瘴满国，谈自由者犹梦中耳。”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将鸦片与国民性、民族存亡、现代化障碍联系起来，当然这些人在当时本身就是所谓的“乱臣贼子”，所以他们的话在当时远远称不上是“振聋发聩”。

 

◇ 图为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在他担任首相时期，英国成立“皇家鸦片委员会”

真让大清对鸦片态度转变的，反而是英国政府和美国传教士。按理说鸦片最早就是洋人给弄过来的，他们凭啥对大清的鸦片指手画脚？说起来，原因也很好理解。洋人也不是铁板一块。19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鸦片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之下，英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道德觉醒期，主张社会改革的活动家和宗教人士主张“清洁的帝国”，“人道的统治”。议会内部也出现了“自由主义良心派”。当时，就有不少人在报纸上和议会里大声疾呼，“咱们一方面宣称文明与基督之国，另一方面靠毒品维持殖民财政。”这些人按照现在很多人的标准应该是妥妥的英奸，但是这群“英奸”确实推动议会立法。

到了189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皇家鸦片委员会”专门调查鸦片问题，这意味着英国的道德立场第一次在外交上让步。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情中国，更不意味着没有算经济账。但英国人这么干，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完成大英帝国的自我净化。

跟英国这些人比，美国传教士对禁止鸦片是更加坚决，这些人本来就是清教徒出身，根儿上就反对过度纵欲享乐，像鸦片这样掏空身体的东西当然应该坚决废止。而当时的美国又是世界各强国中的后起之秀，这些高举的道德大旗的传教士们，就成了美国发出声音占领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传教士的声音也在很大程度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 图为晚清在罂粟田中忙碌的农民

当时英美两国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建医院，收治病人，能获得第一手鸦片泛滥的情况资料。这些人认为，如果再任凭鸦片这么祸祸下去，那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导的道德观格格不入。而且，大清出口的鸦片迟早有一天要把世界都给祸祸了。可以说，大清的鸦片已经成了世界丑闻。所以，在英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呼吁下，英美两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压，希望禁绝鸦片。甚至许诺说，如果大清照做，那《辛丑条约》的赔款可以酌情减免。

这对清廷来说诱惑是相当大，1906年，慈禧老佛爷颁布了《十年禁烟诏》，并设“各省禁烟总局”，要求分阶段禁止鸦片，在十年内彻底禁绝。当然，大清自有国情在此，想要十年禁绝鸦片还是太乐观。但在世界上，朝廷可是公开拍胸脯保证了，况且还有洋人监督，大清对过去束手无策的鸦片忽然就有了办法。

 

◇ 图为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举行的“万国禁烟会”代表合影

1908年，大清海关司长，英国人赫德就说，两年间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不过，英美两国觉得进度还是太慢，打算和清政府联手铲除鸦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国和清政府在上海开会，讨论国际禁绝鸦片的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国合作禁毒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各种章程和结论，也被视为国际禁毒合作的开端。

只不过，到了这时候，大清已经积重难返，禁鸦片的大业还没弄完，就完蛋了。之后，中国军阀混战，各个大帅都要钱养军队，怎么办？鸦片这个来钱快的东西就又死灰复燃了。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很多人提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总会想到一个词叫“东亚病夫”，这样的“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鸦片之病。

 

◇ 图为阎锡山《为禁毒禁烟事告谕人民文，告民众书》

说起来，鸦片的病最早的确是洋人带进来的，但却是大清自己给弄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大清灭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遗毒还在影响国人的心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今天看大清和鸦片的孽缘，会觉得特别讽刺。大清自己被洋人的鸦片害得不轻，后来主动拥抱鸦片之后在短短几十年做到了遥遥领先，最后得让洋人出来收拾残局。这一切的历史站在当局者的角度，有太多的不得已，往根上说，在他们的算盘里，有江山、有银子，就是没有百姓的命。这样的朝廷面对鸦片能做什么决策，也就不难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