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决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大会于4月1日下午举行。20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
有人说，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两军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中共担心苏联会用原子弹一次性消灭中共的党、政府和军方领导层，所以故意秘而不宣。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 。会场的气氛却对毛泽东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
4月23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 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X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
，，，，，，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读起来太像“王八蛋”，后被细心的周总理发现，强烈建议他改名。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操刀，将其名字改为“王白早”，即最后一字加了一笔）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
什么？乱套了！王八蛋（谐音）竟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旗鼓相当，全票当选？
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偏偏不懂谦虚（自己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代表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此人的维基:
王百得
王百得（1934年5月12日—2005年12月15日），曾用名王白旦、王白早，河北井陉人，1954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中国钢铁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回到钢厂从事工人工作，1994年退休[1][2]。2005年12月15日因糖尿病并发症逝世[3]。
生平
早年
王白旦出生于井陉县微水镇五里铺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8年因家境贫困辍学，曾加入儿童团。1951年，成为太原钢厂（今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人。后因业务过硬，于1956年调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今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文革时期
1969年，黑龙江北满钢厂得到上级分配的一个中共九大代表的名额，要求必须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多，曾以优秀工人代表身份参加1968年国庆节观礼的厂车间革委会副主任王白旦以党龄的优势得到推荐，并与王进喜、吴桂贤等劳动模范一起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入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中共九大上，1512位代表都收到一张写着所有候选人名字的大选票，代表需要从选票上把不想选举为中央委员的名字划去。这样一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的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为表谦逊，与夫人叶群都在选票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同样没有投自己的票（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不是九大代表）。这样一来，林彪和周恩来的票数分别比全票差了两票和一票。由于大多数党代表都不会刻意从选票上划掉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的候选人票数越高，王白旦本人也投了自己的票，因此公布投票结果时发生了尴尬的一幕：该次大会选举出的170名中央委员中，只有名不见经传的炼钢工人王白旦和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全票当选。此事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代表们纷纷指责王白旦不懂事、不谦虚[1]。
由于“王白旦”读起来太像“王八蛋”，周恩来建议他改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遂为他改名为“王白早”，多加一笔，音变义不变。同年，王白早被提拔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失势并被隔离审查，王白早也因改名一事受到牵连，周恩来出面为其解围开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他改名“王百得”。1973年，王百得主动提出不再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把黑龙江省的名额留给省委书记，因此他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6年6月，被任命为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
文革后
1976年9月，“四人帮”垮台，王百得因两次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改名而被列为“揭批查”的重点对象，接受隔离审查。1980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经审查认为王百得在文革期间有错误言行，建议将其调回生产岗位。1982年，黑龙江省委推翻之前的审查结论，建议为其另行安排领导职务，但王百得选择回到工人岗位。1980年代，王百得曾多次被推荐为优秀共产党员人选，但都因历史问题被驳回。1987年，王百得成功试制了吹氧管吹泥法，有效提高了炼钢的效率，得到厂领导肯定。1989年，婉拒了市区一家企业的聘请，开始承担年轻工人传帮带的任务。1990年，成为全厂宣传的劳动典型。1994年，正式退休[4]。
个人生活
王百得为人低调谦和，不喜欢参与政治，不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搞特殊化，对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十分反感。
1969年，王白早的原配妻子张雪英因肝癌晚期病逝，享年36岁，生前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到北京医院治病。1972年，经上级领导介绍，王百得与36岁的齐齐哈尔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原牡丹江日报社记者于淑彦相识并结为夫妻。婚后，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和孩子们，于淑彦调往富拉尔基热电厂宣传科任职。1973年，于淑彦调任齐齐哈尔电视台副台长。1981年，于淑彦因丈夫的问题被降职为电视台采编部主任，曾率领团队多次获得各级奖励，1995年退休，期间与住在工人宿舍区的王百得长期两地分居[5]。
王百得与张雪英育有三子一女，其中长子和女儿曾在文革期间以知青的身份下乡插队。长子在下乡期间患上胃病，回城工作后发展成胃癌晚期，于1990年去世。女儿在文革结束后考上电大，后于1987年因尿毒症去世。第二任妻子于淑彦育有一子，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齐齐哈尔电视台任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