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5）
（二十三）难逃抄家厄运
且说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抄家之风刚刚刮起时，我听这些抄家的传闻如听传奇故事，只感到新奇，内心并不紧张。但是有一天之后我的心情突然有点紧张起来。那天中午，我和同事孙隆璋饭后上街溜达一圈后回单位，突然发现单位大门对面的一户人家的门板上贴了好几条长条形的小标语，纸背后的浆糊还没干，显然是刚貼不久。其中一条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句话，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虽然这条语录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中就出现过，但当时的“三论”还没有传到青浦。因此看到这条标语我不由自主地吓了一跳。在共产党的天下，我还没有见过有人竟然敢公然叫喊“造反”两字的。不过我想，既然有人敢公然写了贴出来，说明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在当前形势下，敢说这样话的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个。这句话或许出自毛泽东以前的什么文章，但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而已。然而，这句话即使真是毛泽东说的，但毛泽东当初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在他造国民政府反的时候，现在是他掌权了，时移势迁，难道他和共产党还能允许别人造他们的反？因此这条语录现在能不能照搬引用显然是有疑问的。不过当时正是红卫兵在社会上大出风头的时候，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都敢做而且无人敢指责，所以他们贴出这样的标语，别人也不能把他们怎样。存着这样的疑虑，我们准备再到单位食堂那边去转一下。
在对面这户人家的右边是一块凹进去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个供周围居民公用的自来水龙头。而空地后面有一幢高高围墙的二层楼房，就是我们单位的食堂和员工单身宿舍。对面这户人家，平时不用前门，在侧边另开一个边门。因此我们进出食堂都要经过他家的边门。往日像现在这样天气，他家一对老夫妇常常坐在门外太阳阴影里乘凉。老太太坐在一只小凳上看顾坐在坐车内的小孙子，傍边站一个扎着小辫的小女孩，那是他们的大孙女。老头则坐在门口一把竹椅上，傍边一只小茶几，茶几上放一把茶壶，一个茶杯，赤膊或穿一件白布对襟背心，坦开胸怀，扇着大蒲扇看看过路行人喝喝茶。见到我们单位的人经过，他们总会点点头笑笑，算是打招呼。老头原来也是木匠，现在退休了。他们的儿子，一个胖子小木匠，在县城南门木器厂工作。媳妇在徐泾公社当乡村小学教师。听说小木匠每天早晚踩二十公里的路接送媳妇上下班，所以夫妻十分恩爱。这本来是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令人羡慕。但今天，这两个老人低着头神情沮丧地坐在门前的小竹椅上，见到我们走过，木然全无反应。小孩也没有出来。那个小木匠则在屋内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看见我们在门口张望，就朝我们苦笑笑。显然，这家人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仔细往他们家里察看了一下，两个小孩都在屋内，但东西乱七八糟地丢了一地，最主要是原来放在屋内靠墙壁的两只寿材不见了。那时候家里还放有寿材的人家极少见了，我们在“四清”时因为天天要到食堂吃饭，经过他家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觉得非常兀突，但看惯了也不觉奇怪了。今天，这两只本来叠在一起的棺材不见了，反而觉得不正常了。当时我还不清楚他家仅仅是被破了“四旧”，还是被抄了家？但孙隆璋看见这一幕，便跺着脚连连叹息道：“完了完了，我家肯定也抄得不成样子了！”他家成份是工商地主，土改时已受到过冲击，他估计这次又是在劫难逃。而我看到连这样做手工业的人家也要抄，心中也生起了阴影。虽然我家在“解放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冲击，但这次运动是不是也能保证平安无事呢？我心中无数。从这一刻起，我总觉得自己的心像悬在空中一样不踏实。
就在那几天，单位组织大家观看了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纪录片。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声音时时在我耳边回响。那天，九月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话。他声嘶力竭地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等于是中央表态：抄家合法！难怪红卫兵、学生们抄家抄得更起劲了。
却说在九月上旬的某一天，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连燊德找我个别谈话，说最近上海市又要动员一批社会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因为你是临时工，也在动员范围内。不知你对此有什么想法？显然，他是代表党支部来找我谈话的。在中国大陆这个社会环境中，党要你东，你必须东；要你西，必须西，连当个临时工也要党的组织批准。因此我不能说我不想去。我推说父母亲可能不会同意。他就要我写信去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无法推辞，只能立刻写了一封信寄去香港。信中注明了复信寄到我单位，并附上了单位的地址。约半个月后，父亲的回信来了。信是连燊德拿来的。我相信父亲绝不会同意我去新疆，看见连燊德猴急的样子，恨不得自己将信拆开了先看，我就当他面把信拆开，看了一遍后即将信交给他看。他也不客气，立刻把信纸抓过去看起来。父亲当然不同意我去新疆。但信写得很婉转，说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在身边，身体又不好，不宜离家远行。连燊德看完了信，一边将信交还给我，一边笑嘻嘻地说：“看来你父亲也不是不同意，主要是担心你母亲。这样，你是否明天立即回家一次，征求征求你母亲的意见？”连燊德公然曲解我父亲信的意思，真可谓无耻到了极点，竟还要我回家征求母亲意见，实际是进一步在逼迫我去新疆，但我还不能拒绝。第二天上午，我只能遵照站领导的意思搭小轮船回家一次。
那一天具体的日期我已不记得了，估计是在九月下旬。那时因为搞运动，站里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放假，因此我也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回过家。自从我看到青浦县城抄家的一些情形，一直在担心家里是否平安无事，所以这次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古人说“近乡情更怯”，船越快到家时我的心情就越紧张，总怕家中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中午船到岸，我一路匆匆走回家。果然，刚站在家门口还没进家门，我就看到家中一片凌乱：底楼隔开前后两半的中门和隔墙上的两扇玻璃窗被交叉贴着封条封掉了；以前父亲开店时做店堂的前半间，墙上满是一个个敲破的洞；地板也被撬开过，现在高低不平地勉强铺在地上。不足十平米的屋内，放着一张旧方桌、几张方凳、一张旧的藤躺椅和堆在躺椅上的几条棉被，还有就是放在屋角的一只烧饭用的行灶。母亲低头坐在一张凳上。在上海读书的三姐也在家中。还有三个妹妹此时是否在家我已记不起来。 我脑袋上好像被人猛击了一棒，轰的一声眼前发黑，头晕晕地人仿佛要栽倒。我竭力支撑着不让自己摔倒。很快，脑子一点点清醒过来：家里也被抄家了！这一段日子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定了定神，跨步走过门槛，在门口立定。母亲面容憔悴，看见我回来，默然无语，只微微点了一下头。三姐轻声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看了看她，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没有回答她，先在门口的一张凳上坐下。母亲看着我，等我歇了一阵才开口说话。母亲用很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对我说：“正要托人带讯，叫你们不要回来，结果你们两个都来了（另一个是指我三姐）。”三姐一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文革，我不知她回来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至于我自己，我觉得现在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为免母亲更加担心，我只说我是回来看看的。
早上从县城乘轮船三个小时到家，此时已中午过去。母亲他们估计早已吃过午饭。等我也吃过饭（我至今想不起这天中饭究竟有没有吃？怎样吃，吃什么？），母亲开始把从“破四旧”到抄家这一段时间大概的经过对我说了一遍。
最先是我大姐正在当地中学读初中的大儿子，领了一帮同学来“破四旧”。他们来主要是抄书藉的，来了两三次，把我家中的藏书几乎抄光。接着，来了镇上商业系统的红卫兵。他们是有目标地来抄家的。因为有人揭发说我家有两斤金子。为了把金子抄出来，除了威胁、引诱，他们扒灶头，拔水缸、撬地板、挖墙洞，什么手段都用了出来。第一天他们上午、下午来了两次，没有抄到多少金子，只在灶灰中找到一二件戒子、耳环之类的小金器，他们很失望。第二天又来抄。这样接连来了几次。都没有抄到金子，只是抄走一些衣服、毯子、时钟、瓷器等杂物。因为抄不到心目中的两斤金子，他们发火了，威胁说再不交出金子来，就要把房子全部封掉，将你们扫地出门。面对这样的威胁，母亲仍不啃声，但三姐顶不住了，说出了藏金所在地。因为抄得的黄金只有七、八两，他们怀疑还有藏金没说出来，但当天天色已晚，于是他们将楼上和底下后半间房子都封掉，只留了门口半间让我们住，只允许我们拿了一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母亲说完后，三姐向我解释她所以将藏金地点说出来的原因。她说：“当时压力很大。再说他们是有备而来，有人去告了密，不说也不行。不说，保不定他们还会采取些什么行动。我又想，反正这些金子现在不能卖也不能当现金用，放着也是放着，就想不如说了。说了也许就可以解脱了。”我听了三姐所言，也无话可说。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我明白，这样的情势，不说肯定过不了这一关。不过以我的脾气，我是不肯说的。你们有本事就自己去抄吧！我也不是心痛这点金子没了，而是气上不服，凭什么轻巧巧一句“你们是资产阶级”、“我们是革命行动”，就比强盗还霸道，“理直气壮”地将人家辛劳节俭几十年积累的财产一朝掳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这些金子是父亲辛勤劳累了大半生的积蓄，就此尽付东流水了。
“解放”前，因为社会不安定，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父亲把做生意赚来的钱托我叔父家的堂哥在县城里一两一两地换黄金，一共换了七两七个小金块。一九五六年父亲去香港前秘密把它藏在三楼屋顶的樑缝间。一九五八年父亲回来探亲再回香港前，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三姐和我。所以家里有藏金的事我也知道。
至于告密的事，我听了更感到寒心。家有藏金，这是极机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会知道的。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舅舅家。因为那时候，也是“解放”前，有几次有强盗来镇上抢东西。因为我家地方小，没地方藏，一旦强盗来抢很易被抢去，所以母亲把这些值钱的金银首饰拿到舅舅家，让舅舅舅妈藏起来。所以来抄家的人说是有人揭发的，我们就怀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舅舅家为什么告密，这原因我也能猜到几分，无非就是前几年为了三姐去上海读书一时钱不够，母亲想叫舅舅凑一点，结果吵起来。还有就可能是大饥荒时为了我父亲从香港寄来的食品分给他们的太少，可能他们有怨恨情绪。但这些都是兄妹之间的一点小矛盾，何至于要下这么毒辣的手段来报复？他们已全忘了“五反”时我父母救他们的事了。人心如此浇薄，当然有社会环境这个大原因。而身逢末世，遭此横祸，我辈小民，夫复何言！后来果然证实是舅舅家的二女儿和大媳妇去告的密。非但告密，还故意夸大了藏金的数量。
“破四旧”抄书，家中原有几箱子书，我这个外甥以前常来是知道的。文革开始除了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其他都被说成是“封、资、修的毒草”。这几箱子书自然也是毒草了。因此“破四旧”时他就带了一批同学来抄书。这些抄去的书中大部分是以前二哥买的小说书。有一套木刻板陈寿、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是父亲当年在家时在旧书摊上买的，好象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刻本。我买的书也有一些，主要有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上下两册；一套俞平伯和他的女弟子王惜时校对的《红楼梦》，包括两册曹雪芹写的正本、一册高鄂的续本，还有一册校对记。此书难得的是还有脂砚斋的批语。此外还有我买的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籍和父亲以前寄给我的好几本毛笔、钢笔字帖。这些书被抄走，令我很痛心。《文心雕龙》和《红楼梦》是我工作以后一九六五年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新华书店买的。同时买的还有一册特种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书管窥》。这是一册印刷很精美的书，原色毛边纸墨印，白丝线装订，薄薄几十页，要价人民币三元多，差不多是普通书价的十倍。当时买这三种书十多元人民币，花了我半个月工资。据三姐说这本字帖本来也要被这些学生拿走的，是向他们求情，说这只是一本字帖，而且是新近出版的，不是“四旧”，结果这本字帖就幸运地被留下没有拿走。一九七二年父亲回来探亲，父亲也喜欢这本字帖，回香港时我就把它给了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