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天神的花园: 1989年夏天中日首登神山年保玉则记事

来源: 于 2025-11-25 17:06:14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几年前读到一篇题为《200年登山历史：人类如何首登这60座山峰？》的文章，作者从全球甄选出60座具有重要意义的山峰，讲述它们的首登故事。文中的第58座山是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年保玉则，亦称为果洛山。不过，该文对其介绍的内容相较于其它山峰显得过于简略。

如今的年保玉则已成为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天神的花园”，声名远扬。然而在1989年，这片秘境却鲜有人知，除当地牧民和朝山信徒外，罕有外人踏足。我们得以在它最原始、最宁静、最纯粹的时刻叩开山门，进入神山的怀抱，这是莫大的荣幸。

作为36年前年保玉则首次登山探险活动的组织者与亲历者之一，我感到这段经历值得记载留存。希望我的个人回忆与保留的照片，能够为这座如今已不再对外开放的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提供一份早期旅游活动的图文资料，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有幸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所应尽的义务。

与山有缘，两度攀登巴颜喀拉

我是英语翻译，却为何参与了日本登山队的活动？事情还得从青海旅游行业首次组织海外登山团说起。

1988年夏天，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宁分社自组的意大利热那亚登山队自西藏的樟木口岸入境。游历了珠峰大本营、日喀则及拉萨等地后，沿青藏公路进入青海。随后转至玉树州曲麻莱县，经约古宗列曲到达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山，成功登顶雅拉达泽峰。我自始至终负责了该团的策划和陪同工作，从樟木接团到北京送团，历时一个多月。可惜当时尚无保留资料的意识，除了在中尼口岸接团时所拍的一张照片外，没留下其它影像记录。

虽然那是我首次带登山团，但却并非是第一次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在进入旅游行业之前，我曾在地震部门工作。1982年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当年就随队前往青藏高原开展地震断裂带研究与地震烈度调查。我们骑马深入到玛沁、达日、甘德等地牧民的夏季牧场，走访了一顶顶黑牦牛帐篷，去收集以往地震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那半年的野外生活，不仅让我深入了解了三江源头的地貌与气候环境，也锻炼了高原野外生存的能力。我学会了骑马和一些简单的安多藏语会话，这在后来的工作中竟屡屡派上用场。

送走意大利登山队返回西宁，便得知日本登山队计划来青海做一次青海高原穿越旅行，并且希望攀登一座海拔五千米以上、尚无人登顶的山峰。鉴于我此前的工作经历，公司指派我与日语翻译金镐共同负责该团的策划与组织。凑巧当时我在省报上读到一篇关于年保玉则的报道。相比起山势和缓的雅拉达泽，年保玉则峰峦奇峻、气势磅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向日方推荐将年保玉则作为攀登目标，很快得到对方积极回应。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条从西宁出发，穿过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到成都的旅行路线，并且攀登巴颜喀拉山脉的最高峰，当时尚处“处女峰”的神山年保玉则，海拔5369米。策划登山方案时，我去测绘局查阅了专业地图和卫星航拍资料，借助大学时学过的测绘知识，绘制出登山线路图，标定了大本营选址位置、登顶路线等关键信息。整体的穿越旅行及登山方案提交后，日方高度赞赏，确定计划实施日期定在1989年夏天。

1989年8月10日，日本京都登山协会8名队员从大阪飞上海入境。在日语翻译金镐的陪同下，次日转机前往西安，再搭乘夜行绿皮火车于8月12日中午抵达西宁。(彼时青海乐家湾机场尚无民航航班，铁路是游客进入青海的主要通道。)当晚我们在西宁宾馆设宴招待，欢迎日本登山队。

这一时刻来之不易。此前国内发生的事情让这项计划几乎胎死腹中。一直到了七月中旬，日方才最终确认将按原计划如期赴华。我们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做接团准备，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将车辆、人员、沿途住宿、野外装备采购，联系地方政府协助落实登山活动需要的骑乘马匹、驮运牦牛与牧工等后勤保障，以及团队入境后的国内段交通、上海及成都的接待工作一一落实到位。我们还委托日方帮助购买了登山帐篷及通讯设备。

这次穿越和登山行程计划共16天。对于我们中方队员而言，加上任务结束后的返程，实际旅程长达20多天。

穿越高原，从日月山到果洛山

1989年8月13日清晨，中日双方共15名探险队员在西宁宾馆门前合影留念，穿越青海高原之旅正式拉开了帷幕。

日方包括：千田博之（领队）、竹内康之、关本俊雄、岩田美智子、森田正一、村田辉子、鷹田一幸、本西伸夫。

中方包括：日语翻译金镐、日语翻译刘颖遵、英语翻译王成（笔者）、司机马师傅、司机白师傅、司机老王师傅和小王师傅(行李车)

三辆四驱越野巡洋舰外加一辆行李卡车一起发动，引擎的轰鸣声里带着一丝让人心跳加快的期待，我们启程了。一号车坐的是日语翻译金镐、日方队长千田、负责通讯的小森，还有记录活动的美智子。二号车由日语翻译刘颖遵陪同，副队长关本和鷹田同车。三号车是行李车。装载了三大桶汽油、帐篷、食物、一堆的箱包、还有自行车打气筒等......我们已为未知的旅程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在四号车上负责压阵，同行的有副队长竹内、村田，以及唯一会讲英语、负责摄影的本西。

离开西宁后，我们先参观了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随即沿青藏公路经过湟源，翻越海拔3520米的日月山口，过倒淌河，傍晚抵达青海湖帐房宾馆。我们在此住宿两晚，以便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进行高原适应训练。

8月14日一早吃完早饭，我们背起行囊带领日本队出发去攀登海拔3870米的塔温山。塔温山在青海湖盆地以南，是青海南山的中段，属中起伏山地，呈北西西走向。这座山的山势虽不陡峭，却足以让人感受到高原空气稀薄而产生的身体反应。从山脚开始，我们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爬来到山顶，这里海拔比青海湖高出近七百米。上去高山望平川，山下草原辽阔，绿意盎然，野花遍地。碧蓝的青海湖，鹅黄的油菜花，与远处祁连山绵延不绝的峰峦共同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巨幅画卷。

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野餐。清风拂面，湖光映影，就此开启野外生活的预热，也是对青藏高原的致敬。我躺在柔软而微凉的草地上，身后有马儿嚼草的声音，思绪不由飘回去年此时随意大利团去雅拉达则的情景。

这次我们是三个陪同，照顾八个客人，而去年我只身一人陪了九个客人。离开曲麻莱县城骑马前往雅拉达泽，在约古宗列扎下大本营的那晚，我因连日劳累，突发高烧，浑身发冷，彻夜难眠。撩开帐篷，星空美得令人窒息，身边只能听到马吃夜草的声音，孤独夹杂一丝恐惧骤然而至。

登山运动本是专业登山协会的领域，而我们那个年代的旅游人却敢想敢干，凡事都想尝试。初次组织登山旅游，一无专业装备，二无实际经验，以为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旅行团，对执行中的艰难和潜在风险更是毫无预判。此次作为中方领队再次出发，我虽仍心存几分忐忑，但更多的是踏实。凭借去年的经验，我们做了精心筹划，充分准备，并组建了强有力的团队。

8月15 日早晨七点二十五分，我们从青海湖出发，目的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与果洛藏族自治州交界处的同德县。 晨光熹微，远山如黛，草原上帐房点点，袅袅炊烟升腾在清冷的空气中。

车队驶过倒淌河后，公路开始盘旋而上。越过橡皮山，穿行共和盆地，随后又翻越山路蜿蜒的河卡山。下午一点左右我们抵达黄河古渡—尕马羊曲。这里是九曲黄河的第二曲。一座不足十米宽的桥梁横跨在一百多米宽的黄河上，连接着西岸的兴海县和东岸的贵南县，成为青海省南部交通的重要咽喉。

到达贵南县招待所时已是下午三点半，年轻的县领导出面迎接我们，并共进午餐。这是县政府第二次接待外宾，之前曾来过两位美国人，接待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午餐准备的格外丰盛，差不多有20道菜，是我们整个行程中最奢华的一次盛宴。主人按青海“接风酒”的传统敬酒。四盅一台，不干不成，既是欢迎之礼，也是对远方来客的考验。尽管日方队员略感不适，仍相当配合，硬着头皮一饮而尽，总算“过关”。日方也不失礼数，取出一瓶人头马（Rémy Martin）回敬，一时气氛热烈，宾主尽欢。

离开贵南时，天上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傍晚七点抵达同德县，大雨已经滂沱。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今天410公里的路程。入住同德县招待所，吃过晚饭，与所长闲聊。他告诉我，从这里通往果洛的路上多处路段被山洪冲垮，已有不少车辆滞留。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不安。这通往神山的道路，果然不会平坦。这个情况必须知会日方，好让他们提前有所心里准备。

金镐中午吃了不少手抓羊肉，又喝了几杯酒，此时已经回房休息。我便与本西伸夫一同前往日方队长千田的房间，并叫来了副队长关本。通过本西的翻译，我向他们通报了道路受损的情况，并安慰道：“虽然道路上有泥石流，但我们的四轮驱动巡洋舰应该能通过，只是行李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千田队长神情严肃，大声对我说：“我们的计划不能改变。你们要保证。我希望你现在就去现场勘查情况。”

我解释道，我们这一路走来已是泥泞难行，许多路段都十分艰难。如果此刻出发，又不知现场距离多远，恐怕要到深夜甚至次日清晨才能返回。况且夜间单车出行，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劝他再慎重考虑，但千田先生坚持己见。本西面露难色，结结巴巴地转述了队长的决定。我心中不悦，沉默片刻后说：“司机们都累了，我去和他们商量。”说完铁青着脸走了出去。

我感到极度疲惫，回到房间点上一支烟，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本西。他告诉我，日方领队们重新商议后决定撤销原先的要求。我长舒了口气。抬头一看，本西竟泪流满面，哽咽着说：“I must apologise to you—我必须向你道歉。”话音未落，便转身跑了出去。我愣在原地，不知所措。本西比我年长五六岁，虽然刚刚认识，却是此团中唯一能和我用英语交流的人。我赶紧去找金镐，请他去看看发生了啥情况。

不一会儿，金镐回来说本西是因为队长提出无理要求而感到羞愧自责才落了泪。金镐并不了解前因后果，我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我们随后又去到本西的房间，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没事，别在意。”说完便告辞离开。那一夜，我对日本人有了些新的认识。

8月16日清晨，雨歇停了。离开同德时，一夜风雨所带来的寒气尚未散去，四野笼着一层淡淡的晨雾。 行驶不久，路边零星出现了几顶牧民的帐篷。日本队员提议前去拜访，于是我们走进一户人家。女主人热情好客，忙不迭地要为我们煮茶。我连忙摆手婉拒：“木痛、木痛。”（安多藏语，意为“不喝”）女主人面容朴实温厚，孩子们则生的清秀灵动，引人怜爱。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泥石流发生的山坡。一辆上坡的卡车陷入泥潭，进退两难，堵塞了道路。司机吃力地搬着石头填泥坑。我们立刻上前帮忙搬石头，然后所有在场的人合力拉起绳索，试图把卡车拖出困境，但收效甚微。 日本队员小森曾是越野俱乐部成员，他提议将卡车上汽油桶的盖子垫在车轮下，也许能增加摩擦力。我们都觉得主意不错，于是试着让司机照办。谁料那个司机不以为然，用青海话嘀咕着：“脑是老司机了，看把你们还能着吃不住……”见他固执，我们也只好作罢。

大家都在干等，司机也在路边抽烟。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小森终于按捺不住，直接爬上卡车取下汽油桶盖放在车轮前。司机冲过来一边往外拉油桶盖子，一边抱怨。小森脚踩着不放，坚决不肯退让，用日语大声说道：“这是最好的办法，否则你永远也出不来！” 金镐赶紧翻译。那个司机犹豫了片刻，终于同意照做。

我们再次拉起绳索，司机一踩油门，车轮扬起一片泥浆，卡车果然脱困。这前后足足折腾了整整两个小时。那位司机既没有向我们道谢，也没为让我们久等而道歉。 路障清除后，我们的车队顺利通过。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黄河岸边的拉加寺。拉加寺位于九曲黄河第一曲，依山傍水，地势秀美。它曾是青海藏传佛教八大寺院之一，如今正在修缮中，但寺院格局仍庄严肃穆。远眺黄河在峡谷中盘旋回绕，宛若巨龙回首，气势恢宏。我们在此再次跨越黄河。

傍晚时分，车队终于抵达玛沁县府大武镇，住进了雪山饭店。本想抽空去大武地震台探望老朋友善者台长，我们曾在1982年的夏天一起工作，他是我的藏语启蒙老师。但计划被突发状况打断。 我们带的厕纸全被雨打湿了，日本人因此很着急。于是我们在大武不长的街道上，挨家店铺寻找这种牧区人们几乎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竟在一家小卖部找到了一箱，索性全买了下来。当我们把卫生纸送到村田小姐手上时，她连连点头作揖，感激不尽。

我的探访计划只得作罢。想想明天还有长路，若真与老朋友相聚少不了几杯酒，恐怕又要折腾到深夜，索性早些休息。

8月17日出发时天未亮透，寒气逼人。今天的行程是从日月山到果洛山的最后一段，从玛沁到久治。离开玛沁县城后，车队缓缓攀升，阿尼玛卿山的轮廓逐渐清晰，山脚云雾缭绕，雪线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伟岸的顶峰静默如祈祷。我们下车仰望着神山参拜，空气稀薄而冰冷，气温降到6摄氏度，呼吸中能闻到高原的寒意，好在队员们此时似乎都克服了高原反应的不适。

从甘德前往达日的路上，我们翻越了一个海拔4330米的山口。谁知从山口下行不过十分钟，便遇到一座倒塌的桥横亘在一条黄河的支流上。我们下车察看 - 桥面虽然看起来尚可步行，但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扔下一块石头探深，只见水势比想象中更急、更深。

与司机商议后，我们决定绕行“便道”。所谓便道其实是牧民逐水草迁徙时，赶着牛羊在草原上踩踏出的小路。在遇到河流的地方往往是浅滩，可以骑马涉水而过，因而越野车也能勉强冲过去。这是对车辆性能和驾驶员胆识的双重考验，但我们已别无选择。

颠簸一小时后我们抵达河边。经验丰富的白师傅开着巡洋舰率先试水，随后两部车逐一成功涉过激流。紧接着，他们用两部吉普以绳索拖带辎重行李车，小心翼翼地将它也拉了过去。当所有车辆安全登岸的那一刻，日本队员们情不自禁地为司机们鼓掌喝彩。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竭力完成任务，而最辛苦、最劳累的，却是司机师傅。确切地说，他们才是这个团队真正的核心。

过河没走多远，一部车的轮胎瘪了，这是继昨天以来发生的第二起爆胎。换上备胎后，车队驶过黄河大桥，到了达日县城。

安排好外宾午餐和自由活动后，我们草草吃了几口，便开始集体上阵修补轮胎。我们轮流接力，用自行车打气筒给汽车轮胎充气。每人打上几下便气喘如牛，大家相视而笑。这里海拔超过4千米，或许因为我们离天实在太近了。

修好轮胎准备出发，却不见了日本队的踪影。环顾四周，只见他们被一群男女老少的藏人围在中间。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连忙上前查看。原来日本队员正用宝利来相机为藏胞拍照，并当场把照片赠给对方。双方虽言语不通，只用手势比划，或对着镜头相视一笑。我们不得已催促他们动身，而双方都依依不舍。我们明白，这已不只是一次“照相”，而是几个来自岛国的旅行者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之间一场自然的相遇，一段温柔的缘分。

再度上路，雨又开始下了。从达日到满掌的一段又遇国道变成河道，泥石流掩埋路面，车行到此车轮打滑，停滞不前。虽然这也算是一条干线公路，但基本是土路，仅在路面铺一层石头。一下雨，有的石头就被冲走，路面立刻失去支撑。

我们只得下车搬石垫路。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腾，车队终于通过了这艰难的路段。 夜幕降临，雨也越下越大，我们决定让一号车和二号车先行。当日历从8月17日翻到8月18日时，先行车辆于凌晨抵达久治县政府招待所。半夜近两点，我们与行李车也在倾盆大雨中安全抵达。

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从玛沁出发到抵达久治，近18个小时的旅程，跨越500多公里。搬石头、过河、再搬石头......每个人都累的筋疲力尽，下了车只想赶紧睡觉。然而，招待所告诉我们，饭菜早已准备妥当，厨房的工作人员还在等候。想到他们为让我们无论何时抵达都能吃上一口热饭而守候至今，我们实在难以推辞。况且我们也确实需要补充体力，于是大家前往餐厅。

凌晨两点多的久治县早已沉睡，万籁俱寂。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晚餐。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给了我们一种无言的温暖。

8月18日终于迎来一整天的时间休息。全团人都在补觉。 早上10点，我正睡的迷糊，突然被叫醒。原来是县政府办公室派人来陪我一同去苏乎日麻乡，接洽雇用马匹，牦牛以及牧工的事宜。 我赶紧爬起身，穿好衣服，随来人坐上县政府的北京吉普出发。

这是我第一次来久治。这个位于果洛州最东端的县城有个好听的名字——智清松多，然而给我的印象却是比果洛州其他的县城更偏远和静寂。连日阴雨让路面泥泞未干，吉普车驶过时泥浆溅起，吧嗒吧嗒地拍在车身上。

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苏乎日麻乡——其实昨夜我们就从这里经过。乡政府负责人是个长相敦实的藏族中年人，满脸堆笑。县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向他介绍我，说到：“这是省旅游局的王翻译，之前我们联系过，他们需要的十一匹走马、八头驮牛和四个牧工的事都落实了吗？” 乡政府负责人点头，“哦呀”地的答应。于是我当场结清了租用马匹和牦牛的费用，并商量好牧工的日薪会在行程结束后直接付给他们个人。乡领导收下款项，满脸笑容，“瓜正切”、“瓜正切”地道谢。

约好了与牧工会和的具体地点，然后启程返回县城。陪同我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说晚上县领导会和我们共进晚餐，并特意邀请了文工团的演员和我们联欢。我连声道谢。

办妥进山前的准备后，我独自到街上走了一圈。丁字路口的小商店里，货物的种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从食品、日用品到衣服、电器，应有尽有。柜台后的女售货员一边用收音机播放音乐，一边跟着节奏跳舞。街上汉族人也比沿途其他地方多了许多，饭馆里飘出辣椒炒猪肉的香味；而在这一路上，鼻尖所闻到的几乎只有牛羊肉的味道。

下午六点半，我们来到餐厅用晚餐。菜陆续上来，有青椒炒肉等久违的绿色蔬菜。我们和日本队员基本上是不吃肉，光吃菜，而当地人是光吃肉，不吃菜，竟然成了完美的搭配。

文工团来的几个姑娘一个个明艳动人，丝毫不逊色于那个年代的女明星。不光是日本队员目不转睛，就连我们都忍不住频频侧目。谁能想到，在这偏远的高原小县城里，竟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美女。

饭后姑娘们起身为我们献唱，纯天然的歌喉直击天灵盖，歌声高亢，仿佛从雪山深处传来，带着令人震撼的力量。除了几首藏语歌曲，如《格桑拉》和《北京的金山上》，她们还特意唱了日本歌曲《北国之春》。这一下，所有的人都加入进来，中文日文混成一片，把气氛推向高潮。

轮到我们回敬节目时，我被大家推了出来，唱了一首《拉网小调》，金镐也用朝鲜语唱了《桔梗谣》。最后轮到日本队员，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唱什么好。我建议本西唱《四季歌》，他却一脸茫然。我便替他起了个头：“喜爱春天的人们呀……” 唱歌显然不是他的强项，但他仍坚持唱完，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那一刻，语言与国界似乎都消融了，歌声与笑声交织成夜色中最温柔的回响。

晚会结束，我们走出餐厅时，外面飘起了细雨。看见本西快步跑向文工团中那位最漂亮的姑娘，殷勤地为她撑起一把伞，俨然一副护花使者的模样。那一幕静静地映在雨夜里，颇有几分浪漫的味道。

回到招待所后，我们便与司机和队员们一起整理、打包第二天要带进登山大本营的物资。粮食、燃料、帐篷、炊具，一一分类、捆扎，忙得不亦乐乎。快收尾时，本西才从外面回来，神情兴奋，脸上还带着笑意。

他一见我就问：“奥桑，您能不能帮我问问‘牟西’是不是已婚？能不能帮我要到她的通讯地址？”
我愣了一下，问：“牟西是谁？”
他说：“就是那个漂亮的姑娘呀！”
我又问：“你怎么知道她叫牟西？”
他说：“我要请她去日本，我问她的名字，她说是‘牟西’。”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牟西’是藏语，意思是‘听不懂’、‘不明白’。”

本西怔在那儿，半晌不说话。他那份热情被我这一盆冷水浇得透透的，表情从兴奋转为尴尬。

我见他神情落寞，心里也有些不忍。便轻声问他：“你结婚了吗？”
他说：“我希望没有。”
他反问我：“你呢？”
我笑笑：“我也希望没有。”
两个男人相视而笑，各怀各的心事。本西递给我一支烟....

县城的灯光逐渐熄灭，远山在蒙蒙细雨中若隐若现，静默无声。希望明天能放晴，我们可以顺利进入年保玉则，扎好大本营，去攀登高峰。

年宝玉则，走进“天神的花园”

8月19日早上八点，我们从久治县城出发。昨夜的雨已经停了，天色晴朗，是个不错的好天气。

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抵达苏乎日麻，下了主干公路，又沿着便道走了近半个小时，来到一个藏语发音为“坎彭尼哈”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小桥，是我们与牧工约定会合的地点，也是行李卡车所能到达的最远处。

我们刚停下车，就见五个藏族小伙跑了过来。他们个个身材高大，清一色都在一米八以上。我打了声招呼：“巧戴帽！”（藏语中“你好”的意思）他们笑着回应：“戴帽、戴帽。”其中一个身材最为魁梧，约有一米八五，体格如摔跤手的年轻人是领头，大概二十三四岁，自我介绍名叫“达赫鲁”，意为“老虎”。我问他：“不是说好要四个人吗？怎么来了五个？”他笑着答道：“我把我弟弟也带来了，他叫‘哲赫舟克’（好像是‘老鼠’的意思）。”

接着，他又介绍了另外三位牧工，名字是“丹增”和“扎西”等常见的藏族名字。我心想，大概是他知道我们给的牧工报酬颇为丰厚，便顺带把弟弟也带上，多挣一份工钱。算了，来都来了。

我说：“把马和牦牛牵过来，咱们装行李吧。”于是他们便把所有的马和牦牛都拉了过来。我数了数，问道：“怎么一共只有十一匹马？你们自己的坐骑呢？”
他们互相看了看，说：“乡上说要十一匹，我们就准备了十一匹。”
我说：“和乡上说好的，我们十一个人每人一匹马。你们牧工应该自带坐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几个人面面相觑，无人作声。

事已至此，还能再说什么。牧工需要马，总不能两条腿奔跑去控制狂野乱窜的牦牛。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分配马匹和牦牛——十一匹马中，五匹分给日本队员，两匹给我们三个随行人员，其余四匹留给牧工；八头牦牛中，七头用于驮运物资，一头作为牧工的骑乘。

随后，牧工们将所有的行李一件件驮在牦牛身上，我们背起个人行囊，有的骑马，有的徒步，向着“天神的花园”出发。此时，云缝间透出柔和的阳光。

日本队员大多是第一次骑马，显得有些紧张，不知如何驾驭。时而有人被马带得冲到前头，时而有人因为坐骑停下吃草而落在后面，队伍拉得长长的。陪同人员中，我的骑术最好，骑着一匹白马前后奔走，照应并收拢队伍。马是聪明的动物，尤其爱欺负生手。

穿过起伏的山谷与开满野花的草甸，大概下午一点左右，我们抵达西姆措湖畔。眼前的湖泊宛如一块沉睡在群山之中的翡翠，静谧得仿佛不属于尘世。湖面在阳光的映照下泛起细碎的银光，群山高举着云朵，风声低语，一切都显得神圣而安详。这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湖泊之一，碧蓝得不真实，如梦如幻。

稍作休息，吃了些压缩饼干，我们继续沿着湖岸前行。走着走着，羊肠小道竟消失在水中——连日的大雨使湖水上涨，已漫上山坡。牧工走在前面探路，只见湖水渐渐淹过马蹄，直至没到马腹。

我们轮流骑上马，护送全体人员通过这段被湖水淹没的斜坡路。脚下是湖水与湿软的沼泽，坡旁的树枝低垂，还有几块湿滑的大石头。等大家都安全渡过，湖水早已浸湿了每个人的裤腿，我们坦然接收这大自然原始的洗礼。

下午四点半，我们终于抵达年宝玉则的山脚下。随即在一块相对平坦、开阔的高地上安营扎寨。这里海拔4080米，四周野花盛放，散发着清冽的芬芳，坦露着草原的情怀。

扎好大本营后，我们立刻动手准备晚餐，争取在天黑之前，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们团队除了司机之外，仅有随行陪同，并没有厨师或其他工作人员。没错，我们既是陪同翻译，也是厨师。

金镐和小刘负责洗菜、点火、烧水，我则切肉切菜、动手烹饪。三个陪同齐心协力，为大家奉上了野外的第一餐：水煮挂面配青椒炒猪肉，再加上西红柿炒鸡蛋浇头，家常便饭，简单却吃着舒服。

这时我才来回过神来，仔细仰望矗立在眼前的年宝玉则。我从未想过它会是如此壮丽，令人屏息。黑色的山脊、陡峭的峰峦在天际线下显得神秘而肃穆，仿佛正默默凝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Image 莲花一样美丽的年保玉则 我深知攀登这样一座山峰需要非凡的勇气与艰辛的付出。这是果洛藏族的发祥地、当地人的神山。然而，他们并不追求攀登顶峰，而是以转山的方式，传递心中那份谦卑与无我的敬仰。

我们中方人员都没有攀登雪山和冰川的专业装备，因此决定不参加次日的登顶活动。不是所有的山峰都要去征服，有些风景，只需驻足观赏，就能铭记一生。

8月20日清晨，天色未亮，以登顶为目标的日本队四人小组便从大本营出发。据事后队员们讲通往山脊的冰川陡峭而险峻，由于装备不足，他们不得不选择沿冰川与山脊之间的雪沟前行。冰川底下有瀑布，瀑布右岸有三座突出的岩峰，形如三支长矛，宛如守护入口的哨兵。

在海拔4800米处的冰川右缘岩石区有块平地；再往上，冰层中布满冰裂缝，到达海拔4950米处便能看到主峰。但考虑到路途遥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登顶主峰。于是迅速调整计划，转向冰川右侧的第二座山峰攀登，并于当天下午3点成功登上了海拔5250米的年宝玉则VI峰。

我们和日本队的其他四位队员吃过早餐后，金镐因昨晚陪日本队员勘查登顶路线，留在帐篷里休息。我便和刘颖遵一同外出爬山。我们没有具体目标，劲直向大本营背后的山峰攀登。一路山石嶙峋，坡度陡峭。我们手脚并用，双手扣在石缝间，脚尖寻找着立足点，身体像弓弦一样绷紧，呼吸在稀薄的空气中变得急促。爬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到了山顶，目测海拔应该比大本营高差近千米。

放眼望，远方群峰环绕，宛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峰。绵延的冰川从山脊之上蜿蜒而下，宛如白练铺展。

回首望，对面的山峰直刺云天，碧绿的湖水蜿蜒到山谷尽头，像一条静卧的青龙，将两山与天地牢牢相连。

山风从冰川上吹来，带着雪的清冷与山的呼吸。而我们正站在群山的怀抱中，被原始而神圣的自然彻底包围。这一路跋涉所有的疲惫、紧张与未知，都沉入大山深处，只剩下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感。在年宝玉则面前，我们不再是攀登者，而是旅人，是朝圣者，是试图与天地对话的人类微尘。这一刻我才理解了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的那句话：“因为山在那里 Because it's there。”

下午六点半，我们回到大本营，晚上八点半，登顶的四位日本队员也返回了营地。

晚上九点，我们一起用晚餐：排骨冬瓜汤、酱牛肉，炒茄子、凉拌莴笋。日本队员准备了红米饭、鳗鱼、腌野泽菜和贝类罐头，并打开了从日本带来的清酒，举杯为成功登顶庆祝。

晚上十点半，大家都躺下了。此时，牧工的帐篷里依然传来阵阵笑声，他们的白帐篷就扎在离我们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我起身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很快四周便安静下来。这五个藏族青年非常可爱，健硕的躯体中藏着一颗童心。几天中，常看到他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欢笑打闹，天真烂漫，宛如孩子般无忧无虑。他们骑在马背上唱歌，在帐篷里喝酒，高声喧哗，喜怒哀乐间透着纯粹的童真。

8月21日清晨，我们整理好行装，撤离大本营。再次骑马或徒步，返回坎彭尼哈与司机汇合。他们这两天一直住在久治县城。

撤营途中，日本女队员美智子骑的马突然发飙，狂奔起来。美智子被抛下马来，幸好落在草地上，仅受了些皮外伤。她说那匹马太野性，难以驾驭，于是我把自己的白马与她交换。我骑上她的马奔跑到队伍前方。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白马。

再次经过西姆措湖，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地回头凝望那座神山，用相机记录下一生难忘的画面。若这里不是神居之所，“天神的花园”又会是何处呢？

从此，我们每个人都与年宝玉则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抵达坎彭尼哈，司机师傅早已在那儿等候。我一看，除了行李车，竟只有两部吉普车，便问：“怎么少了一辆？”白师傅笑着说：“我们把小马师傅留在县里给你们包饺子呢。”

原来他们一早就去买了肉和菜，回来便和面剁馅，打算等我们回到县城就能直接吃上饭，然后再出发前往阿坝。饺子包到一半接人的时间到了，所以就派了三部车过来。反正两辆吉普加上行李车的驾驶室挤一挤也能坐下，又不是长途。

和牧工们结算工钱时耽误了一阵，还闹出点不愉快。牧工们坚持说，通知上写着让他们8月13日到达，因此要我们按五个人、每人十天付费。我回了句“求吉谢过你？”——安多藏语中不是“谢谢”的意思，而是问“你在说什么？”。我说我们的计划写得清清楚楚：雇用四名牧工，工作时间为8月19日至21日三天，加上往返各一天，共计五天。可争执下去毫无意义只会耽误行程，最终我们只得无奈地付了双倍的费用，匆匆启程前往久治。

回到久治招待所，直接去了司机们的房间。炉子里牛粪火正烧得正旺，大锅里的水也已翻滚，马师傅开始煮饺子。热气腾腾的饺子盛上碗，大家埋头大口吃着，没人言语，但那专注的神情，早已说明师傅们的心意被吃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拥挤的房间在这个下午是异常的温暖。

我连声说着“好吃”，可那“好吃”里，掺杂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仿佛有什么堵在喉咙口，说不出的感动。没有人要求师傅们这样做，况且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几乎不进厨房。正因如此，这顿饺子更显得珍贵。我们是一支多么优秀的团队啊！无论司机、陪同，大家同心协力，彼此信任、相互扶持。为了这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倾尽全力。一个个圆鼓鼓的饺子里包裹着凝聚与温情，这一路，我们一起走的真好。

离开久治后，不到半个小时便跨过了省界。四川一侧公路的状况比青海要好很多，窗外的景色也焕然一新。晚上七点多我们就到了阿坝。

大功即将告成，大家都非常开心。安顿好外宾后，我们举杯庆祝，谈着一路的见闻，直至微醺。这是放松的时刻，殊不知，真正生死攸关的考验，已经在前路上静静伺机。

旅程终章，竟然是生死攸关的挑战

8月22日从阿坝出发，前往理县。一路海拔不断下降。熟悉的牧区景象渐渐淡去，黑色的牦牛帐篷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散落在山坡上的村寨与碉楼。一块块青稞麦田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气温也回到了让人久违的舒适。人们穿着轻便的衣裳，与果洛牧区厚重的藏袍形成鲜明对比。一日之内，我们从牧区过渡到农业区，景观、人群、气息都悄然更替。

麦尔玛一带被郁郁葱葱的森林环抱，一条清澈而湍急的河流沿着山间公路奔流而下，那便是杂古脑河——长江水系中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正是年宝玉则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分开。

中午时分抵达红原县刷经寺，这里是川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汇聚着来自青海、甘肃、甘孜和阿坝的车流，皆朝着成都方向。街道两旁除了餐馆与商店，还有许多小摊贩。

车胎又一次被扎破了，好在街边有补胎铺，不用我们亲自动手。趁补胎工夫，我们悠闲地在“人民餐厅”吃了一顿地道的川菜。出发时又得从人群中把日本队员“解救”出来。一路上，只要他们拿出宝丽来相机为路人拍照，立刻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那些刚冲洗出的照片总是引来阵阵欢笑与惊叹。

从刷经寺出发，我们翻越了一座海拔4130米的山垭。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远处的四姑娘山。过了这个山口不久，土路终于变成柏油路，车速渐渐提起，有些路段甚至能飙到每小时一百公里。下午四点半，我们抵达了米亚罗。

米亚罗是一个熙攘的小镇，有着浓郁的康巴藏区氛围。这里还居住着许多羌族，妇女通常穿着深蓝色或红色的长袖上衣，搭配黑色背心状的束腰外衣和红色腰带，很容易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晚上六点，我们抵达理县。县城隐没在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七层高的理县宾馆格外醒目，与周围的政府与党政机关大楼一道，构成了这座小城的核心。街头巷尾回荡着工地的轰鸣、汽车的喇叭、商贩的吆喝与广播的声音，种种嘈杂声交织成一片高频的喧嚣，让人不免生出几分躁动与不安。

刚入住宾馆，便得知县城不远处的熊耳山发生了滑坡，我们立刻决定前去查看。出了县城不久，只见通往成都的国道上停满了车辆，足足有两公里长。

抵达滑坡现场，只见杂谷脑河右岸山体大面积高位垮塌，陡峭的坡面上尘烟滚滚，落石不断、许多石头如汽车轮胎般大小。滑坡堆积物覆盖了百余米的路段，完全阻断了317国道。好在堆积层并不厚，且大块石头多已滚入河中，据说清晨风息时，曾有几辆小车冒险通过。

由于日本队8月24日要从成都飞上海，次日转机回国，因此我们必须在明天赶到成都。于是决定第二天早上早点出发去碰碰运气。

8月23日早上六点，我们早饭都没吃就从理县宾馆出发，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滑坡现场。山体仍在不断崩塌，现场状况比昨天更糟。在我们抵达前有卡车试图闯关，一辆被巨石直接击翻，落入河中；另一辆被卡在滑坡前，坠落的石头堆积在一侧，将卡车一点点推向悬崖。整个道路此时已经完全瘫痪，即便忽略那些不时从天而降的石块，也已彻底失去通行的可能。

据说当地公路交通部门正在组织应急抢险工作，但无人知晓他们何时到来。我们的车队排在最前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排的越来越长。

眼看到了中午，大家早饭都没吃，于是我们留下一辆吉普车和行李车占着车位，大家返回理县招待所吃午饭。

下午两点，我们再次回到滑坡现场。最新消息传来：应急人员和抢修车辆今天无法抵达，抢通已无望。大家心里都焦急起来——怎么办？如何跨越这道天堑般的塌方路段？蜀道之难，此刻真的体会到了。

正发愁间，忽见河对岸山路上有人行走。我们立刻想到先前经过的一座吊桥：既然有一座，想必还有其他吊桥供行人通行。只要走吊桥跨过河，沿左岸山路绕到下游，再通过另一座吊桥回到右岸的公路，就能成功绕开塌方地段。

主意已定，我们赶紧跑回那座吊桥拦下路人打听情况。对方说，沿山路走二十里可到下一座吊桥。于是问题来了：行李怎么办？我们困在这里的车队怎么办？即便绕过去了，又如何抵达成都？

司机师傅们不假思索地说：“别管我们！我们帮忙把客人的行李扛过去就是了。”我却摇头：“你们人不能离车，我们雇当地农民做背夫。走一步算一步，先到了对岸再说。”

日本队共八人，除了各自的随身背包之外，还有九件大行李，全是野外装备，每件约二十公斤。我们决定按件付费，开价每件二十元。话刚说出口，三位当地农民立刻站出来——两人三十岁上下，一人看上去不到二十，穿着短裤、踩着凉鞋，说：“我们三个人，一人背三个。” 他们小腿细得像孩子，体重最多不过六十公斤，却要扛起和自己几乎同等重量的行李。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这样的肩膀能撑得住吗？但想到四川人吃苦耐劳的名声，他们说行，就一定行。我决定相信他们。

二十里的山路，负重行走怎么也得两个多小时。此时已近下午三点，如果大家一起上路，到对岸时天就黑了。那时再去联系去成都的车辆，恐怕已经来不及。

正在这时，忽然看到有人从对面跑了过来。我便提出一个疯狂的念头：为了争取时间，我也跑到那边去，先行联系车辆。没想到提议一出，所有人都反对。小刘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金镐闷头说：“你跑我也跑。”

我们没有把这个疯狂的想法告诉日本队员。我把一个对讲机塞进背包，朝前走去，金镐也背起他的背包紧随其后。

滑坡处，本西和几位日本队员背对着我们，神情凝重地望着不断坠落的碎石。看到我们背着行囊走近，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本西急忙上前，刚要抓住我的胳膊时，金镐已率先冲了出去。我立刻甩开他的手，紧跟着跑了起来。

身后传来的喊声，先是“No！危险！”，随即又变成了“加油！快跑！”。那段路，我们用了二十几秒。惊险万分，却侥幸没有大石落下——我们顺利抵达对岸。

抵达安全地带后，我们用步话机向日本队长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并向四位师傅道别，约好在成都不见不散。

随后，日本队员与司机们告别，在刘颖遵的带领下，跟在背夫们身后，走过吊桥，踏上了左岸沿岩壁蜿蜒的山路。

滑坡的另一侧，堵车情况并不比这边好多少，满载的货车排作长龙。知道道路今日无法开通，客车纷纷折返，往最近的汶川县城撤去。我们在发现一辆正准备掉头的长途客车，于是上前拦住司机求情，递上日本烟，又塞些钱，他才答应等候我们到六点。

下午五点多，我们终于在吊桥上迎来了徒步过来的团队。见有外国人，被困的群众和附近居民纷纷围了过来。背夫们拿到辛苦费，还有日本队员的慷慨打赏，坐在人群间抽着我们递给他们的外国香烟，眉眼舒展，边抽边笑，仿佛在说：一路辛苦，不过挺值。他们还主动帮着把行李背到了长途客车旁。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返回汶川的客车满载着乘客出发了。

我们是晚上八点半到达汶川客运站的。卸下行李，随手堆放在院子当中的一棵树下，就赶紧在客运站旁的餐馆解决晚餐，我们都饿坏了。本西跟我说：“日本有一种叫四川拉面的东西，我想点一份。” 我回答：“四川没有拉面。” 就给他点了一碗“担担面”。看着他被辣得满头大汗，我暗自得意。

饭后，我们立刻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去成都的交通工具，但得到的消息都是明早才会有车。我赶紧跑去汶川县邮电局用公共电话拨通了中国国际旅行社成都分社值班室，说明了情况，请求紧急帮忙。当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值班人员答应马上去协调，让我一个小时后再打回去。 那个年代的通讯确实滞后，我们只能干等。一个小时后重新拨通电话，终于得到了回复：他们已安排好车辆和司机，马上从成都出发，预计四个多小时后抵达汶川。

在安排好车辆返回客运站时，夜色已经深了。我们在客运站附近的旅馆找了几个房间让日本队员去休息，我们则留下看守行李。可没过多久，几个男队员又陆续回来了，手里还提着啤酒。鹰田知道朝鲜族的金镐喜欢喝烈酒，还特意买了瓶白酒。

汶川海拔不过百米，夏日夜晚气温清爽宜人。我们背靠着行李包，身后大树的叶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星空低垂，灯火渐息，七个中日男人就在这静谧的夜色里围坐在一起喝着酒、聊着天。

本西问到我去年陪同意大利队登山的事。我告诉他意大利队和我们一样骑马进山。一到营地，他们立刻放开马，只顾搭自己的帐篷。害得我和两个牧工在星宿海的草甸上追了好久，才将跑散的马赶了回来。

回来后就忙着为大家准备晚饭。吃完饭后，意大利队员便回帐篷睡觉了。我一看，显然没有为我准备帐篷。我不得不睡在牧工匀给我的一顶单薄帐篷里。那晚我发烧生病，第二天早上仍起床做了早餐。我本想留在大本营休息，可他们要求我带他们上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生病还穿着运动鞋，竟然成为第三个爬上了雅拉达则峰顶的人。站在山巅，看意大利队员挥舞旗帜、欢呼庆祝，我却因没有携带任何旗帜而深感懊悔。

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眼泪不禁掉了下来。本西紧紧地拥抱了我，也流泪了。我很惊讶他竟然如此感同身受。人心本就相通，只要有共同点，就能产生共鸣。

本西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我问他：“为什么？”
本西说：“在西宁宾馆那晚的宴会上，我们都是便装，只有你穿西装，又不会讲日语，长得又不像亚洲人，让我想起西方间谍电影里的反派，我甚至怀疑你可能是政府派来的安全人员。”
我们两个人都开怀大笑，接着聊了些各自的经历。

本西嘟囔道：“真是个美好的夜晚” ，又端起酒杯。当我转过头再和他说话时，发现他已经靠在背包上睡着了，我拿了件外套给他盖上。我们与日方队员的关系已十分融洽，彼此间充满了欣赏与尊重。仰望夜空，滑坡彻底打乱我们的计划，就在今天早上我们似乎还不知该如何应对，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来自成都接应我们的车了。我如释重负。不知我们车队的四位师傅们怎么样了？

凌晨两点半，国旅成都分社的面包车抵达汶川，我们沿着黑漆漆的公路前往成都。雨又开始飘了起来。 8月24日天亮时分，我们抵达成都锦江宾馆，进入房间稍作休息。

中午一点我们在大堂集合，乘坐小巴前往市中心春熙路的耀华餐厅午餐。至此，我与刘颖遵与日本队员道别。千田队长代表日本队员致谢，“非常感恩我们取得的良好成绩”。我代表大家答谢说：“由于路况不佳，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多亏了大家的配合、汗水和泪水，我们最终安全完成了旅程。”最后，大家举杯告别。

下午四点，金镐陪同日本队飞往上海。原本他们计划次日中午回国，却因航班故障延误一天，最终于8月26日下午抵达大阪机场。就在同一天，我们苦苦等待的、因塌方而被阻断的四位司机师傅也顺利抵达成都。看到所有人都安全无恙，我们由衷感到欣慰。确实——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感恩上天眷顾。

一座山，一条路，一次穿越，一段永恒的记忆。 那年夏天，我们一行从西宁启程，穿越青海南部与果洛草原，翻越巍峨的巴颜喀拉山脉，踏过藏族、羌族、汉族的土地，在“天神的花园”留下我们年轻的足迹。艰险与考验之间，中日队友精诚团结、相互信任，这段旅程也注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山川皆有故事，这片高原的土地上也留下了我们的故事。对我而言，年保玉则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安放精神的故乡。在这里，你可以静心对话雪山，感受天地的呼吸，原来，云朵的流动比风更自由。

谁能想到，一次看似普通的登山，会成为一场漫长而深远的时空之旅？感谢那座山，感谢那些人，感谢当年年轻的我们。那年我30岁，金镐26岁，刘颖遵24岁。回望携手走过的那次旅程，面对未知，我们也都曾踌躇不安，但依然一步步向前。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怀有一份对旅游事业坚定的热爱。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完稿于2025年11月1日，加拿大，多伦多

后记：在动笔写这篇回忆时，我一度因记忆模糊、细节不确定而几乎放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当年日方队员曾对整个登山过程做过详尽记录，或许还留下了某种形式的出版物。抱着一线希望，我在日本的旧书网店上搜索，果然找到了下面这本1990年出版的有关我们登山活动的书籍。 Image

我立即托在日朋友帮忙购买。2025年十月中旬，这本记录我们那次登山经历的书终于第一次落到我手中。翻开书页，看到当年的照片和日志，那些记忆中模糊的片段一下子被唤醒，许多被遗忘的细节重新鲜活起来。借助翻译软件，我阅读了部分章节，这本书为我完成这篇文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此致谢。本文所用的所有彩色照片均来自我的私人收藏；所有黑白照片均为翻拍自上述书籍，版权归京都登山协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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