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9）
在“红八月”期间，红卫兵除了在北京城毫无顾忌地打人、杀人，他们还发动了一个驱赶“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家庭出北京城的运动。当时被驱逐回原籍的人据说有十万人左右。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我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才听到的。已经有点过时了。而且这个驱赶行动具体实行时是怎样一种情景，传闻也语焉不详。直到文革后我见到一个红卫兵的文章，回忆他当年在北京火车站看到的情景，我才对这件事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据这位原红卫兵说，驱赶行动是根据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在八月二十九发布的第四号“通令”而来的。该“通令”勒令“黑六类”家庭必须在九月十日以前离开北京回原藉，接受原藉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他那天去火车站看“黑六类”回原藉是出于好奇。他说他一到车站广场，眼中所见到处是一堆堆被驱赶、正准备乘火车回乡下的人，有老有小，带着几个小包裹。而一队队三五成群、身穿旧军装，腰扎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则在人堆中穿梭巡行，见到像是被驱赶回乡的，就上前盘查出身成分，等证实是剥削阶级的，立刻抽一顿皮带，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哭爹喊娘地求饶。这些被驱赶的人临上火车时，还要经过两列排成一条夹弄的红卫兵，挥着皮带“夹道欢送”他们。即每人还要挨几腰带的抽打才能让他们上车。即使到了车上，还有红卫兵逐车厢检查，见有不顺眼的再补上一顿殴打，直至火车汽笛响起，这些红卫兵才匆匆下车。然后又去“接待”下一批“黑六类”。
我看这篇文章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的只是一个大概。但前不久我在网上发现一篇当年被驱赶的当事人，一位原居住在北京崇文区的女子白玉福的回忆。她所描述的情形与我前面见到的那篇由红卫兵写的文章大致相似，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因为是亲身经历，说的更为详细。为飨读者，我在没有征求白玉福女士同意的前提下转录此文，失礼之处也只得恳请白女士原谅了。
白玉福女士的回忆如下：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按：请读者注意，这是工厂工人也曾成立红卫兵的证据）。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按：九月那个时候已有自发的红卫兵组织。但文中那些也带红卫兵袖章的“黑六类”子女，其父母原来的成分不会是“黑六类”，而是文革中刚被“揪出来”的。否则在当时情况下，即使是自发的红卫兵组织也不可能让他们参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接待站的人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够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月17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30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100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以上是白玉福女士的回忆。其实，红卫兵驱赶“黑六类”出北京，并不是红卫兵原创的主意，他们不过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一九六一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就拟定过一个计划，要将北京城内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驱赶出去，使首都北京如“玻璃板、水晶石”那样透明、纯净。这个计划对于北京的高官子女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才会下这样的通令。北京红卫兵实行这样的政策，其他城市的红卫兵当然也要仿效。据有人统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去的人，总数达三千九百多万。
但是，彭真早在红卫兵出现以前就下台了。如果红卫兵驱赶“黑六类”的行动是执行彭真的旨意，中共中央不会不觉察，应该一开始就制止了。所以，这个行动其实也是中共现领导层的旨意应属无疑。据我见到的有关资料，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初期一直怀疑有人要搞政变，主要是在北京搞政变。为此，那段时间他一直躲在外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任组长，成员有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党政军要人，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商议后拟定了具体措施，在书面报告毛泽东获得批准后立即行动。这些措施主要有：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二，调解放军第 63 军驻防石家庄的 189 师，以及第 65 军驻张家口的 193 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31 至 32 页）而驱赶“黑六类”出北京城，从“保卫首都安全”角度考虑，也是完全符合这个要求的。这才是这个行动就在中央眼皮底下“轰轰烈烈”发生，而没有受到政府公检法任何部门制止的原因。
多年来我一直无法想象当年的红卫兵、一群青少年，他们与那些被打被驱赶出城的“黑六类”，究竟有多大的仇恨才下得了手能够如此凶狠地将人往死里打？这难道不是中共几十年一贯地向他们灌输“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观念的结果吗？而他们如此野蛮、如此凶狠、如此丧心病狂地杀人、打人，说穿了不就是因为他们惧怕“资本主义复辟”后，他们的特权和远比一般人民优渥得多的生活条件会随之丧失，所以才激起了他们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吗？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号称是为了“反修防修”，但他支持的红卫兵们的思想、行动，恰恰是“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因为这种暴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仅仅是为了保住他们一小撮人的特权。如果他们真有解放全人类的心胸，他们就不会那么残暴了！所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暴露了其“反修”理论的虚伪，红卫兵的行动也实证了文革的反动和反人民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