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8）
（二十）红卫兵暴行之一——“红八月”杀人和驱赶十万人出北京
虽然，北京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就有了，但那时消息闭塞，除非报纸上刊登的，一般民众对几十里外发生的事情就不知道，何况远在北京！因此我是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才闻其大名的。当时，我对于这个“红卫兵”究竟为何方神圣也不甚清楚，只知道他们是一群学生，然后又知道参加红卫兵必须出身“红五类”，但究竟他们干了些什么几乎一无所知。不多久到八月下旬，由于青浦街头也开始出现外地来的红卫兵和串联学生，社会上不但一般的“小道消息”突然多了起来，就是有关红卫兵的传闻也多了起来。这种消息最多的是关于“破四旧”和抄家的，如说什么什么地方的一个千年古迹被红卫兵破坏了，什么什么人家被红卫兵抄了家。当然，这些被破坏的古迹都是全国闻名的，这些被抄的人家也都是社会名人，因为不出名的大家也不感兴趣，不会去传。
当时我们单位正在集中学习“十六条”，于是休息时间就纷纷议论这些消息并讨论其真假。记得当时上海传闻很广的是上海骨伤科名中医石筱山家被抄的消息，说抄出了几百斤黄金，说金条、金砖都埋在客厅的方砖地下；还说客厅里有一只八仙桌也是用黄金打造的，因为怕露富，特地在外面涂了层黑漆，听得我们半信半疑，如听《天方夜谭》一样。有人责疑用黄金做八仙桌不可能，因为太重搬也搬不动，压在方砖地上方砖也要被压碎，除非是白痴才会这样做。于是有人猜可能仅是外面包了一层金皮，或镶了一道金边，是传闻夸大了。毋庸讳言，当时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仇富心态，尤其是受了共产党教育认为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穷人得来的，所以听到这些消息还津津乐道。小道消息说石筱山家有几百斤黄金我是有点相信的，因为“解放前”但凡是名中医都有钱。他们医术高明，病家找他们看病的多，诊金也相对要高一些，日积月累就有不少钱了。那时乡下的名中医钱多了几乎无例外地会买地，结果“解放”时也几乎无例外被评了地主成分或小土地出租。城里的名中医不买地，那就只有买房子、黄金了。其实人家是凭医术挣的钱，不偷不抢，凭什么要妒忌人家？但人性就是这样。后来我在香港学到一句话，叫“憎人富贵嫌人贫”，确实是将这种人性的弱点从骨髓里刻画了出来。而共产革命所以能革起来，也是洞察、利用了这种人性的弱点得到的结果。
那时候这些社会上公开流传的关于红卫兵的消息，一般来说还不是太负面的。但是当时与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叶青茂，他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正在上海工学院读书，他们常常通信，有时这个同学回家休息路过青浦也会来看他。大学生消息灵通，所以叶青茂就有不少关于北京红卫兵的消息。有时他也会说一点消息给我知道，但大多是语焉不详。我不知他是故意留一手“卖关子”，还是他也不甚清楚，因为他平时确有“卖关子”的喜好。这些消息有许多是负面的，其中就有关于北京“红八月”红卫兵到处打人杀人的消息和驱赶“黑六类”家庭出城的消息。这使我想起不久前《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几篇社论，如八月二十三日同一天发表的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呼吁大家不要干涉红卫兵的行动。我想这恐怕就与红卫兵的种种暴行有关。不然，什么人敢大胆到去干涉红卫兵的行动？如果红卫兵的不当行为只是个别的，反对者也是少数人，又何至于要《人民日报》出来呼吁？（至于在此之前，八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的规定》，和八月二十二日公安部发出的《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因这些都是内部文件，我们普通老百姓当时还不知道。）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北京有一个“牛鬼蛇神”反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红卫兵小将实行阶级报复，用刀砍伤红卫兵，被公安部门逮捕后判处死刑并迅速执行。因为从事发到执行死刑只有短短几天时间，当时我对这样快速、一气呵成的逮捕、判决和执行死刑感到惊讶，但对于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后来，我才得知这就是北京有名的“缆杆市事件”。事情经过之这样的：八月二十五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北京崇文区缆杆市街一户叫李文波的小业主家中抄家（请注意，是小业主而非资本家。在文革抄家最疯狂时候，很多地方都将小业主按资本家处理），并对李文波老夫妇俩肆意侮辱。李文波不甘受辱，奋起反抗，用菜刀砍伤了一个女红卫兵。也有一说是李文波仅仅拿了把菜刀威胁红卫兵，并没有真的砍人。结果李文波被这群红卫兵当场打死。他的老伴则被公安部门迅速逮捕判刑，一个星期后被枪毙。报上大肆宣传这件“阶级敌人报复红卫兵”的事情，政府的立场再明白不过，是在警告所有人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得反抗。而打死了李文波和枪毙了李文波的老伴后，红卫兵们还不罢休，为了大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他们接着将这条街上所有“黑五类”基本上杀光。
红卫兵这样无法无天地打人杀人，公安部门干了些什么呢？据说时任中共国务院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说：“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另一个各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也这样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有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富治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而也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流传一张传单，标题是“中央首长讲话”，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当时我们对这个讲话，有猜是林彪讲的，也有猜是毛泽东讲的。后来证实是毛泽东讲的。这些事实表明，红卫兵打人、杀人，是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默许的。这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正义性，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因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的支持，那时候北京城内到处笼罩着红色恐怖。打人杀人的事到处发生。据中共官方统计，到八月底北京市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至于被打伤、打残的那就不知其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一份《简报》中也承认，到八月底为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这都是大大被缩小了的数字。据后来有人统计，在“红八月”（实际是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上旬一个月左右时间）中，仅北京市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超过一万，打伤打残的还不计在内。
北京是首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以前所谓的“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是全国的榜样。北京发生的事当然会影响到全国。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的讲话被传达到公安系统基层单位后，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第二天起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有计划杀害“黑六类”及其家属事件。县内有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在各公社武装部人员（负责领导区内群众武装力量、即民兵组织，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党委领导，属准军事机关）指挥下，六天内杀了三百二十五人。其中被杀者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杀人方法残忍至极，有乱棍打死、铡刀铡死、绳子勒死、将小孩用力摔死、婴儿活撕两半、活埋等等。
全国滥杀“黑六类”的地方其实并不仅仅大兴一地，很多地方都有。只是规模不如大兴而不被人广知而已。但流弊所及，荼毒更甚。如一九六七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惨案，从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共杀了“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七千六百九十六人。一九六八年七至九月发生在湖南邵县的大屠杀，共杀了“黑五类”分子及子女三百三十二人，被逼自杀六百六十九人，另有一百十三人致残。而据有学者说，实际死亡人数达数千。广西壮族自治区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广西军区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利用文革武斗和派性，对各地的“五类分子”和反对派人员实行大规模屠杀。据中共官方统计被害人数在十万至十五万。有大批被害人的尸体被人吃掉。发生过吃人事件的县市约有三十个，有名有姓被吃掉的人达四百二十一人。（关于广西文革杀人、吃人肉的诸多事实，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一书有详细记述。）中共军队和地方官员敢于如此大规模杀人，究其根源，远的与和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关，近的则明显与红卫兵杀人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有关。
当然，关于湖南道县、广西大规模杀人这些消息，我是文革后到了香港才得知详情的。而关于北京“红八月”的情形，当时我们外地人一般知道的也并不多。即使是宋彬彬打死学校老师卞仲耘这些消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些消息报纸是不会报道的。靠小道传播不仅速度慢，传播者也要担心政治责任而不敢太张扬。即前面说过中央文革“简报”也承认北京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就杀死了一千多人，但因为“简报”是内部文件我们老百姓也看不到，所以这些红卫兵的罪行大多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失势后，尤其是文革才慢慢传出来的。
文革以后有许多人在回忆文章中零零碎碎地提到了一些红卫兵打人、杀人的具体案例。但这些案例比较分散。文革后有个叫王友琴的，她收集、采访了几乎所有她能采访到的、有关北京“红八月”的案例，将它们集结成文，名为《恐怖的“红八月”》。这就大大方便了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我从网上查阅王友琴的资料，她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北京，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从这个简历看，王友琴当时与宋彬彬等高干子女是同学。宋彬彬等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罪恶行径，有不少她应是亲见、亲闻的。一九七九年王友琴以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八年获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后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王友琴因以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而著名世界，其代表作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对于她的著作的真实性，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一些文革后出生的人或对文革不太了解的人，若想知道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疯狂和恐怖，该文可以告诉你一些具体的情形。
附录：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发表于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浇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在北京的学校里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最后死在校中喷水池中。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
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在8月20日和27日下旬打死了校外居民三人。到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叠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
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名叫刘云，是北京三十六中的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上文写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的彭小蒙（女）把万红从厕所拉出来。红卫兵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被关押在学校里。该校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刀子割开他的右耳朵，止剩下一点连着。海淀医院把他的耳朵缝上了，留下很大的伤疤。从医院回到学校他被继续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以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他在8月被关，他被放出来时已经是深秋，他仍然穿着8月的单衣，冷得颤抖。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
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8月19日，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106中学的学生田悦，他被指控“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按：网上发现此文时已不见有图表。）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7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责任编辑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