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7）
以上说的是“老红卫兵”的一些情况，下面再说说普通红卫兵、即另外两类的情况。
“八·一八”以后，大量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冒起。到一九六六年秋冬高峰时，全国红卫兵数量据我估计大约有五百万左右。（按：五百万这个数字是我根据寿孝鹤、李雄藩、孙庶玉主编的《1949 -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的统计数字估计的。据《手册》资料，一九六五年全国大专学校学生为六十七点四万，中专学生五十四点七万，普通中学学生为九百三十七点八万，合计一千零六十万左右。而六六年的学生数，因为该年大学停止招生，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中小学停课，新生不能升学，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不能毕业，都留在学校闹革命，所以六六年的大中学校学生数应该与六五年没有多大变化。由于中共从一九五七年起就有计划地减少非劳动阶级出身子女的升学率，一九六二年又下令严格限制剥削阶级子女进入高等学校受教育，因此到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所有大中学校学生中“红五类”和其他非“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估计要占百分之七、八十。其中符合“红五类”条件的学生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我将一九六六年秋冬时期的红卫兵总数估计在五百万左右应该不会太离谱。有人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有一千二百万，因此全国红卫兵至少也在一千万以上。其实，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接见的，除了红卫兵还有相当数量非红卫兵的普通学生和学校的年轻老师。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号称百万之众，据说真正的红卫兵只有数万。所以用毛泽东接见多少红卫兵来推算红卫兵总数，会有很多谬误。当然，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农村和工矿企业青年成立的红卫兵，也不包括一九六七年十月复课闹革命后从小学升上初中新加入的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冬，除了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部分地区的农村和工矿企业也成立了由年青农民或青年职工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大家慢慢明白红卫兵组织只局限于学生，这些农村工矿的红卫兵或自动解散，或转为了普通的群众“造反”组织。）这五百万红卫兵大军冲杀到社会上，足以将社会搅得天翻地覆，“周天寒彻”了。
前面说过，各地方的红卫兵组织最初都是由地方党委操纵成立的。能够加入红卫兵的除了要符合出身“红五类”的要求，还得被学校党组织认为是听党话、积极靠拢党、团组织的“好”学生。但是，在毛泽东连续几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成了天之骄子之后，由党组织来选拔红卫兵的框框很快被冲破了。许多不获学校党领导青睐而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不甘寂寞，纷纷自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于他们是一批不获党组织青睐的红卫兵，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地方党组织有一股反叛的劲头。这是这批红卫兵与“老红卫兵”、以及由地方党组织成立的红卫兵政治立场不同之处。还有，虽然他们也是“红五类”出身，但他们的父母大多是普通劳动者，因而在他们身上少了一些“贵气”而多了一些“平民气”。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往往是与普通老百姓一致的。这样，到了“揭批党内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这些红卫兵组织就很自然地站到了群众造反派一边，与“老红卫兵”和“御用”红卫兵对立，形成了红卫兵中的两大派别
当时社会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单打独斗的红卫兵组织已不适应形势。于是在中共不同立场的政治势力操纵下，相同立场的红卫兵开始分别成立地区性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组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革”、“保”标记。如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就是公认的保守派，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二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九月五日，立场也是保守的。而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即“首都三司”，则是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司令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学生蒯大富。“三司”是在九月六日成立的，它紧接在“二司”成立后的第二天成立，据说就是为了对抗“二司” 和 “一司”的。
然而，派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革斗争的发展和深入，同一派的红卫兵内部也会因观点和利益的分歧而起变化、分裂。如清华“井冈山兵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后四个月就分裂成“兵团总部”和“四·四派”两派。北京有名的“五大学生领袖”统率的左派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即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也因观点不同而分裂成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代表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代表的“地派”，彼此之间大打“派仗”。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这样，普通红卫兵分裂成两派，加上出身和利益关系特殊的“老红卫兵”，红卫兵实际上可分为三类。前面已说过“老红卫兵”的事，下面再分别细说一下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特点。
保守派红卫兵中除了有部分中下级干部的子女，大部分只是一般的“红五类”子女。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比，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也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份子。党的阶级路线给了他们升学、入党、做官的优先权。因此他们普遍的表现是听党的话，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希望由此给自己争得一个较好的前途。但同时因为他们毕竟不像第一类红卫兵那样有父荫罩着，一步步向上爬得靠自己努力，因此他们往往表现得比较保守，甚至有点奴性，“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禁锢了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们既不同于第一类红卫兵、也不同于第三类红卫兵的地方。当文革发展到“反对资反路线”阶段时，他们除了不相信自己熟悉的、听从的当权派会是“走资派”，还因为思维惯性将他们的前途与地方党委、学校领导的前途连在一起，因此就很自然地会站到地方党委一边去保护他们。他们也相信血统论。在社会上流传“鬼见愁”那副对联时，他们积极充当义务宣传员，不仅积极翻印、转抄、张贴，还和反对这副对联的人辩论，说那副对联的精神“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当造反派要起来造反时，他们也高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与造反派作面对面的斗争。后来他们参加的“保守派”一度被造反派冲垮了，中央文革也批判他们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就似乎很委屈地说，他们受“走资派”蒙蔽了，或说他们参加保守派是因为对党“阶级感情深”。其实说到底，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在“破四旧”以及在对待“黑六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态度上，往往也是很嚣张的。只是他们的父母毕竟没有第一类红卫兵那样贵显，他们的底气也就没有第一类红卫兵足，因此嚣张的程度也要略逊一筹。文革中，他们与保守的工人、农民组织结合在一起，组成文革两大派中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和造反的红卫兵对垒。
第三类红卫兵，我们或可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中大多数成员的出身也属于“红五类”，但因为个人性格或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不为学校领导所喜欢，政治上被边缘化，个别人还受过打压。因此他们从来就对校领导，对党组织有疏离感，对部分领导有意见。他们参加红卫兵基本上都是自发组织加入的。他们大多相信毛泽东那套“防修反修”理论，行动上也只接受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他们较少保守思想。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们就开始怀疑校领导和地方党委的当权派姓“社”还是姓“资”了。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批“造反派”。后来当工人造反派起来时，也是这批红卫兵最早站出来支持他们。他们与工人及其他群众造反派结成统一阵线，跟当权派以及保守派作斗争。
在这里我想要指出一点：文革以后很多人将红卫兵和造反派相提并论，合在一起说，使后来不知情的人以为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一样的造反群众组织，其实并不全然如此。不要说红卫兵分三类，就是第三类红卫兵与造反派也有很大差别。作为红卫兵的一份子来说，在文革初期他们都是属于革命“小将”、“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天之骄子”。他们之反对“资反路线”、冲击“走资派”，很大程度上只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除极少数最初自发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学生曾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打压，一般来说他们起来造反并无多大政治压力和风险。因为“十六条”有规定：这次运动“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但是，作为单位职工的造反派，他们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最早起来造反的职工，可以说无例外地要冒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政治风险。这第三类红卫兵也只是由于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群众造反派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这才走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对红卫兵只是暂时的利用。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两年中，红卫兵成了毛泽东攻击“党内走资派”最锐利的武器。当初因为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赋予红卫兵无上的权威，但这也造成了红卫兵普遍的、无法无天的胆量和桀骜不驯的性格。红卫兵不仅深深陷入社会上的两大派斗争，他们内部也山头林立、争斗不已，成了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当毛泽东觉得红卫兵不再有利用价值反而成了他施政的累赘时，红卫兵就被他抛弃了。一九六九年初，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所有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包括红卫兵在内，几乎无例外地被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到边疆的国营农场去“屯垦戍边”。与此同时，所有这三届大学、大专毕业的学生也都分配了工作。当这些学生、红卫兵聚集在学校时，仿佛是一个个危险的“土围子”；但将他们分散到广阔的农村、工厂、矿山，这些学生就仿佛是几粒沙子，很快被大量“泥土”淹没，毛泽东也就不再怕他们闹事了。因此红卫兵组织虽然没有明令解散，但到此时也就自然地解散了。
以上是红卫兵的大概情形。红卫兵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名声都不好，主要是因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种种暴行所致。下面就来说说红卫兵在文革中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