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为了让“唯物史观”具备科学理论的“普适性”，马克思无视了暴力掠夺对劳动生产的毁灭性作用，将强权政府主导下的“分配”与自由市场竞争下的“分配”混为一谈。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曲解了十七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伟大意义，他的暴力革命理论更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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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宗教矛盾，以及宗教政策如何引发了议会与国王的对抗。今天我们将接着上一讲的内容，来探讨那些引发英国革命的经济矛盾。很多人眼中更为“本质”的利益冲突，真的如马克思所说，是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吗？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将英国内战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曲解掩盖了哪些更加根本的问题？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欢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小僧的频道专注于探讨东西方差异的历史渊源，我们会以独特的视角，同您一起深入考察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步步揭示西欧是如何打破军事强权对政治的垄断，最终建立起自治社会的。
如果您对西方历史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西方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一样，陷入帝国兴亡更替的循环，欢迎您订阅小僧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影片。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
本期视频会分为五部分。首先我们会简要回顾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社会经济矛盾的解释。接着我们就一起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而英国社会的经济矛盾又有哪些异同；视频的最后会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谬误，以及这一歪曲的历史观对于中国的灾难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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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与政府
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提到马克思因为追求理论的客观与科学，几乎完全无视宗教信仰在英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那么我们不妨就来看一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怎样描述社会的经济矛盾的。
按照“阶级斗争”理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在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主宰了产品的分配，从而实现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政府，作为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暴力机关”，作用就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敢于反抗的被统治者。很明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以及“阶级矛盾”是核心，而政府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想要消灭剥削压迫，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落后的统治阶级，由先进的阶级取而代之。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所谓“统治阶级”不是因为掌握了生产资料所以把持了政权，而是反过来，因为垄断了政治权力才控制了劳动成果的分配？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抽象，根据时代和制度的不同，可能并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那就不妨让我们暂时放下英国革命的话题，回到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历史，来看看过去两千多年里发生的，是不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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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千年轮回
历史上中国的情况，可以用两句家喻户晓的俗话概括。
第一句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注意哦，可从来没有什么“土地出政权”或者“产业出政权”，毕竟在一个崇尚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的社会，拳头才是硬道理。从陈胜吴广开始直到今天，权力的底层逻辑，都一直是“打天下坐天下”。到了著名的乱世“五代十国”，更是有人喊出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那是真的“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
军阀们大打出手、拼了命争夺皇帝宝座，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机会，方便和地主、商人这些“有产阶级”坐下来，商量合作么？当然不是。
他们都是为了“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也就是要实现“家天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朝廷征税根本不需要经过臣民同意，皇亲国戚、官员胥吏还会变着法儿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
面对这种由强权政府背书的“合法伤害权”，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哪怕是名义上属于“统治阶级”的地主，有了点钱就要忙不迭的“捐官护产”。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专制政府之下，没有权力庇护的财富无异于官府刀板上的鱼肉。所以人们才挤破头也要进入“体制内”，想要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不仅可以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更不愁没有发财致富的机会。
而养活这个庞大官僚体系所需的花费，自然就要落在普通百姓头上。于是又有了另一句俗话，就是“官逼民反”。
其实老祖宗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农民起来造反，根本就不是地主逼的。让他们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正是“青天大老爷”们把持的官府。因为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而不会管老百姓死活。在官府的层层盘剥之下，风调雨顺的年份，农民辛苦一年也只是勉强温饱，遇到荒年就只能死走逃亡。“无代表不纳税”这种“大逆不道”的理论，在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秦始皇筑长城、修阿房宫，征发民夫七十多万。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征发河南河北男女百余万，“死者十五六”。且不说这些著名的暴君和乱世，就连现在被人大肆吹捧的宋代，普通百姓也因为徭役苦不堪言。以至于“富者返贫，贫者不敢富”，所谓的繁华只是官僚统治集团才能享用的繁华。
理解了老祖宗这两句充满智慧的俗话，就应该明白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因为什么“阶级矛盾”，而纯粹是专制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压迫。地主、富商这样的“有产阶级”，充其量不过是政权拉拢的对象，可以被恩准成为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一旦“有幸”遇到“大有作为”的君王，则随时可能倾家荡产。比如汉武帝时国家连年征战，耗费巨大，为弥补国库亏空，朝廷搞出算缗、告缗，强迫富户按比例上缴财产，还鼓励告发举报。结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在这种“掠夺型”政府的残暴统治下，持续的资本积累基本不可能，建工厂、造机器、办企业，从无到有走向“工业革命”，更完全是痴人说梦。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十八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随意征税的政府之下，几乎不可能有长期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英国当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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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的矛盾焦点——税收与专卖权
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华帝国不同，西欧国王的权势往往十分有限。按照英国的传统，国王被认为应该“live of his own”，就是说理论上，王室只能从皇家领地和封臣的纳贡中获取收入。按照习惯法，只有战争时期或因为特殊需要，国王才能通过议会向全体国民征税。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英国的传统自由已经岌岌可危。
在革命爆发前十多年的1629年，英格兰发生了一件颠覆传统的大事。这一年，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试图为一系列对外战争筹措经费。但议会认为战争开支过高，且国王用人不当，所以拒绝满足国王的拨款要求。查理一世一气之下解散了议会。在之后的十一年中，国王都不再召集议会，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通过行政手段统治国家。
由于无法获得议会批准的税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查理一世不顾舆论反对，恢复并扩大“船税”的征收范围。他还无节制的出售特许经营权，并以“强迫贷款”的形式，命令贵族、乡绅给政府纳贡，甚至一度开始征收早已废除的封建罚金。此外，查理一世还纵容军队在民间强行“征用”物资，所到之处无不怨声载道。
这些不得人心的举措，不仅遭到了市民阶层的一致反对，而且还得罪了不少贵族乡绅。让这些传统上忠于国王的社会上层，也和普通百姓一样体会到了专制强权压迫的滋味。
税收和经济特权造成的困苦，加上宗教诉求遭到漠视和打压，让民怨日益沸腾。终于到了1640年，当查理一世再度因为战争失利，不得不召集议会的时候，积蓄已久的矛盾迎来了全面爆发。不了解当时真实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的英国内战中，有那么多乡绅地主，甚至部分贵族，都站在议会一边反对国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包括伦敦市长在内的很多大商人，明明应该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却不惜背叛“阶级”，在内战中支持国王。
其实，当时英国的问题，和秦帝国以来中国人面临的一样，都是专制政府对社会的压榨。议会派发动革命的最初目标，就是限制王权，让国王不能任意征税，也不能用其他行政手段巧取豪夺。
遗憾的是，当“革命成功”，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后，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英国人发现自己的税负反而更重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不管革命者出身哪个阶级，有着怎样的理想，一旦掌权，往往会迅速背离初衷，变成专注维护自身特权的统治阶级。所以如果不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换了一批新人掌权，指望政府自发停止横征暴敛，无异于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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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谬误
充分了解了古代中国和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经济矛盾，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最大的错误，就在于错将专制政府对社会的压榨掠夺，误解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压迫。阶级压迫当然存在，对阶级矛盾的分析也并非没有意义，但那种矛盾在法制健全的宪政社会中才更明显，也更为重要。
而长久以来，人类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生产与暴力掠夺之间的矛盾。暴力所有者不仅可以直接烧杀抢掠，更可以凭借武力控制政府，披着政权“合法”的外衣，堂而皇之的对社会进行“可持续的竭泽而渔”。
只要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政府官僚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权阶级，而与他们各自的出身无关。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代表任何阶级，而是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平等的”压榨整个社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会把手伸向任何能够带来收益的资产，可以是土地，可以是矿产资源，也可以是国企央企。这样一来，“当权者”就与“有产阶级”有了很大的重叠，以至于难以将他们严格区分开来，于是“阶级矛盾”的理论也就有了更深的迷惑性。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和一众“唯物史观”的信奉者，能对历史产生这样严重的曲解。
除了“阶级理论”的迷惑性之外，“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误读，也是由于犯了“事后归因”的错误。重大历史事件可能会产生许多深远影响，但不能反过来说，这些影响，或者结果，是事件发生的目的或原因。
我们都知道，二战中，美苏两国迅速崛起，并在战后一度主导了全球政治格局。但正常人都不会因此就臆测，二战是美苏两国为了夺取霸权而阴谋发动的。
同样的道理，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资本和财富迅速增长，所谓的“资产阶级”也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言，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为了抢班夺权发动的“阶级斗争”。这种通过“事后归因”得出的结论，表面上看好像很符合直觉，但实际上却是因果倒置，落入了类似“阴谋论”的思维陷阱。
其实只要有和平和法治的社会环境，政府不折腾百姓，让市场发挥作用，财富就会自然的积累，资本的使用也会越来越普遍。最好的证明，就是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那正是因为政府放松了之前对民营经济的束缚，让压抑已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释放出来的结果。
当年英国革命达成的也很类似，不过就是将“看得见的脚，”从“看不见的手”上挪开。只有这样，财富的分配机制，才能从“暴力垄断下的分配”，过渡到“市场竞争下的分配”，社会也因此完成了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带来的分配逻辑的转变，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变革，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马克思“唯物史观”却对这一重大转变视而不见，为了保证自身理论的“普适性”，将暴力掠夺和靠强权维持的“分配”，与自由市场中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分配”混为一谈。正是因为对政府职能和自由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马克思才会错将英国内战当作“资产阶级革命”，对其宪政成果熟视无睹，反而对政府的“暴力属性”深信不疑。他的信徒在全世界鼓吹暴力革命，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结果却造成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剧，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理性“狂妄自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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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历史的巨大代价
回到一百多年前，面对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人开始向外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于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实现宪政民主，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这才有了后来的辛亥革命，《临时约法》，选举国会……中国似乎终于要摆脱帝国兴亡更替的宿命，开启迈向现代社会的新篇章。
然而一百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当代的中国老百姓依然不知道什么叫“无代表不纳税”，只能努力进入体制内，或者甘愿做个顺民。他们早已习惯了政府对社会全方位的治理和管控，社会大众不知道何为自治，也不被允许学习自治。
2018年，中国人大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开始了事实上的元首终身制。曾经被视为“先进制度”的西方宪政民主，如今成了很多人眼中虚伪、混乱、低效的代名词。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很早就成为了敏感话题，被禁止在学校教授和讨论。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肆意操纵舆论，压制批评，迫害异见人士，抓捕维权律师……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快半个世纪了，民营资本仍只能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生存，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和吃拿卡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清帝国崩溃的一百年后仍然无法实现，“看不见的手”也依然无法自由的发挥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比“秦制”更糟，那就是明明生活在“秦制”的政治恐怖氛围中，却匪夷所思的产生了“制度自信”的幻觉。会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结果，其根源就在于，后来的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兴亡更替的苦难和走出帝制的初衷，转而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明明专制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却荒腔走板的搞起了“阶级斗争”。结果就是，当民主国家的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参与博弈、争取权益的时候，中国各个阶层仍然苦于专制政府的压迫，敢怒而不敢言。
谁能想到，对历史的误读，代价居然如此巨大。看过了中国悲剧性的历史轮回，谁又能说，“唯物史观”不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呢。
总结与前瞻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过去的两期视频，我们已经从宗教信仰和经济权益的角度，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
下一期视频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向大家介绍引发英国内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同样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矛盾，而是社会大众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对决。教科书对此几乎只字未提，但它却直接影响了英国革命的成败。也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因素，才导致马克思对社会革命的预言南辕北辙，最终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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