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4）

我的文革（54）

 

 最先对前阶段运动提出责疑的，是几个运动初期被人贴了大字报但自认没有严重问题的人。郁健沅，三十五、六岁年纪，白净面皮，文质彬彬，一九五七年从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来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第一个由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直在防疫组工作。前阶段运动中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此， 他在谈学习心得时提出了责问。他先一字一顿、十分激动、也十分郑重地读了“十六条”中一句话：“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然后问道：“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学阀’？什么样的人才是‘权威’？翦伯赞是全国有名的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报纸上称他是反动‘学阀’、‘权威’。像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在一个县级的卫生单位工作，够不够得上‘学阀’、‘权威’的资格？如果像我们这些普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称‘权威’，那么还有什么权威？”

还有一个叫邵瀚明，他因为说话饶舌，喜欢用一句口头禅开头：“我不管它是马列主义还是牛列主义”，然后再说他的意见。结果前阶段文革中被人贴大字报，说他诬蔑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庸俗化。他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据“四清”时单位内另一些“老血干”描述他解放初刚来单位报到时的形象：一个黑瘦的青年，二十五六的年纪却留着老气的寸头，穿一件蓝布长衫，肩上背了一只二胡。 “四清”时我听他拉过几次二胡，知道他拉得并不好。因此他在我脑中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有点我行我素，因而有点不合时宜的人。这时候他也出来替自己辩解，说他说“马列主义牛列主义”云云，只是他的说话习惯，十多年了，平时没有注意，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说有什么问题。自从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自己想了一下，这样说话可能有措辞不当的地方，但决没有诬蔑马列主义的意思。对这些责问或辩解，小组内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实际是认可了。尤其邵瀚明在为他的“马列主义，牛列主义”辩解时又重复说了好多遍，引得很多人还笑了起来。

在郁健沅和邵瀚明他们发言后我也发言了。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发言是想替杨桃源辩解。对这件事我事先反复想过，要怎么说才好。因为这件事比较棘手。杨桃源说的这句话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确实是公认错误的话。所以若要说这句话不错，那是绝对得不到大家认可的；若处理不当，我自己也有成为替“反革命”翻案的危险。这样，非但杨桃源的问题得不到宽解，反而将自己也陷了进去。我的目的是，若能将杨桃源问题的性质，从“恶毒攻击”缓解为一般言论错误，那就十分成功了。我的策略是不直接提杨桃源这件事，而是从前阶段整个运动是否正确来发问。因为如果能肯定前阶段运动错了或不完全正确，则前阶段受到运动冲击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平反，杨桃源的问题自然也可以拿出来重新考量。于是我在小组会上几次发言说：“‘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特别提到了‘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而我们单位前阶段的运动，被揭发、批判的都是群众。这样做法，是不是在运动重点的掌握上有偏差？”我又说：“‘十六条’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十六条’要求我们‘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就应该理论联系实际，以“十六条”的精神来检查我们单位前阶段的运动，看看是否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

由于我不像郁健沅、邵瀚明那样提的都是单个人具体的事情；我所提的问题是质疑前阶段运动正确与否，这首先牵涉到党支部对运动领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其次也有要求平反所有前阶段被整群众的意思，实际是要推翻前阶段运动。这可能触及了党支部的底线。因此我的发言虽然也获得几个同事支持，但站领导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党支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小组内的几个党团员也以谈学习心得的方式，否定我的责疑。本来，发言大家都是坐着说的，那天小组长连燊德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以他一贯的、笑嘻嘻却绵里藏刀的姿态对大家说：大家学习了几天“十六条”，并用“十六条”精神来对照我们单位前阶段的运动，这很好，说明大家都积极投入了运动，并且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就我个人认为：我们单位前阶段运动或许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个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特别是揭发出了一些恶毒攻击的言论，证明了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证明了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的。至于有些群众在贴大字报的时候，批判上纲上线可能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不太好。但是我想大家也是能理解的，既然是群众运动嘛，我们也不能要求过高。对于党支部来说，还要注意爱护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问题，不能对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大家说是不是？而且，前阶段运动所有大字报都是群众自发贴的，党组织、团组织一张也没有贴。据我所知全站党员也没有贴过群众一张大字报，所以不存在党支部整群众的问题。再说，即使是被贴了大字报的人，群众贴管贴，最后还要组织定性，现在组织上不是还没有最后定性嘛！所以，前阶段被贴了大字报的同志也不要太斤斤计较人家说了些什么。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希望大家对党支部也要相信，相信党支部是执行党的政策的。连燊德是血防站化验室负责人，党员，好像还兼着党支部办公室秘书那样的职务，一张嘴是很会说话的。显然，他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党支部的表态。连燊德说话以后，其余几个党团员骨干也纷纷重复连的意思。总之，他们绝不承认前阶段运动大方向错了，而且把揭发群众的责任都推到了揭发者身上。

我明白，连燊德这番话更大程度上是对我说的，党支部这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杨桃源是我揭发的。我要为杨桃源翻案，就要先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能说当初我揭发杨桃源错了？说揭发错了，不应揭发，那我不就与杨桃源“同流合污”了吗？不能不说这的确是党支部对我反击的一记高招。但是， “十六条”精神摆在那里，大家都在学，不能说群众的理解都是错的，只有你们党团员干部的理解是正确的。而且，要求否定前阶段运动的不仅是杨桃源或我几个人的要求，而是站里大部分人的共识，也是当时社会的大趋势。因此连燊德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大家赞同。

不过，尽管连燊德的话大家并不以为然，但大家也明白他的话是代表血防站党支部说的。在当时情形下大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驳连燊德。怎么办呢？因为郁健沅前不久提到过“权威”问题，而那时《解放日报》上也正巧有一篇诋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报道，于是大家就借题发挥来表达对连燊德和党支部的不满。这篇报道是这样说的：说近日上海市几所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联合组织了一次对所谓“学者”“权威”的考试，结果这些平日在人们面前装作学问高深的“权威”，很多在考试面前露了原形。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考一个“医学权威”。学生们要他为小孩做静脉注射，那个“权威”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小孩的静脉，急得满头大汗，而小孩则哇哇大哭。最后这个“权威”只好放弃，换了一个中年护士来，一下子就找到静脉，注射成功。还有一个例子是考一个大学数学教授解一道中学的数学题。结果这个号称专门研究什么数学理论的大教授解了好久没有解开，而同时开始解题的一个中学生很快就把题解开了。报纸的结论说，这些所谓的“学者”、“权威”，其实有很多是空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上不得真战场的 “银样蜡枪头”。他们平日装得学术高深的样子，其实都是为了骗人、唬人的。大家千万不要迷信他们。报道最后说这次考试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威风，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胜利云云。报纸在这个时候还刊登这样的文章，显然是在为市委、乃至中央领导的前阶段的运动没有错辩护。

这篇报道出来时我们单位很多人看了就不以为然，就已经私下议论过。因为医院的情况我们也清楚：一般大医院历来医生、护士职责分开，平时医生不管打针，小孩的静脉又特别细，做这种事医生不及护士熟练并不奇怪，但不能因此说医生的本领都是假的。医生打针即使不熟练，但不会一点也做不来；反之，叫护士去做医生的工作，她们做得了吗？当然，权威也不一定样样都能，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要用这种低智商的手段去故意诋毁他们。这时候，有人就重拾这个话题，在学习讨论时半真半假地说：“假如叫人民医院的曹凤岗去和江韶凤比打静脉针，看看哪个更熟练？我看曹凤岗也不一定比得过江韶凤的。”（曹凤岗是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全国心脏病学权威陶寿淇的高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前夕，带领上海由各大医院抽调的一批“种子医生”到新扩建的青浦人民医院，以加强该院各科的医务力量，任副院长、内科主任。因曹医术高明，来后不久就成大家心目中的大医生。江韶凤则是我们单位员工王逸鹏的夫人，五十年代初参加政府工作，经短期训练分到青浦，先在血防站，后转到人民医院担任护士工作。江在血防站工作时因治疗血吸虫病人需静脉注射酒石酸锑钾，因此打静脉针技术熟练。但江文化程度不高，大约只有小学程度，除打针技术外，其他医疗知识懂的不多。）于是大家都笑着附和说：“那倒是真的。比打静脉针，曹凤岗很可能是比不过江韶凤的！”但曹凤岗这个权威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就真不如江韶凤了？凡脑子正常的当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解放日报》诋毁权威的观点不满，同时也暗示了大家不赞同连燊德的言论。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比较隐晦曲折，但在场的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