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3）
（十八）学习“十六条”
“十六条”公布后，单位党支部又将全站员工召集起来。我们又开始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文件。这次重新集中学习，仍然按照前阶段运动的分组，但人员好像稍作了调整。我记得前阶段运动我们小组没有杨桃源和郁健沅，这次他们两人都与我同组。
我们单位的文革是五月底开始的，记得六月中旬中央曾下达过一个文件，说今年的大学招生要推迟半年进行。根据这一点，当时我猜想文化大革命可能还要进行半年之久。但根据“四清”的经验，一个单位的运动用不了这么久，所以我又以为半年的期限大概是指全国而言的。到了七月上旬，我们单位群众性的揭批就已进入尾声，不再有新的大字报出现。大家认为剩下的是调查落实运动中群众揭发的事情和对犯错误的人定性，而这些都是组织的事，与我们群众无关，因此大家都等着运动结束了。但是，由于北京发生了学生反工作组的风波，听说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级领导对下一段运动怎么做迟迟没有新的指示，我们单位领导也只能观望。他们既不敢擅自宣布结束运动，也不能让我们无所事事，这才让我们下乡去“促生产”的。现在看“十六条”的内容，我感觉这文革现在才真正开始呢！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前阶段的文革算不算数？接下来的运动怎样搞法？
对于重新开始文革，可能是单位领导也没有估计到的。对于新的文革怎样搞法，大概上级领导也没有说法，所以单位领导也只能要我们先坐下来学习“十六条”。开始几天，学习小组长让大家轮流、反复地读“十六条”。谈学习心得体会时组长也没有引导性的发言，更不谈前阶段的运动是否正常等问题。我们组员见组长不肯务实，大家也就空谈一阵理论。当时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放空炮”。推测领导的态度，似乎仍在等上级更明确的指示。
作为我们群众来说，当时我们最想了解的是新开展的文革运动，它的目的是什么？斗争的对象有哪些？具体的政策界限在哪里？因为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政治命运。在学习中，我首先注意的是文件对新一轮文革目的的说法。“十六条”第一条称文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说现在“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一点我认为没有新意。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文革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发动的一场大革命。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这是一场相当长历史的革命，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就能定下胜负。好比万里长征，这次运动只是走出的第一步。
那么这次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文件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上这些任务，有人将它总结为“斗、批、改”三个字，或“一斗、二批、三改”。我认为，这“斗、批、改”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再说，“批”和“改”那是一个涉及人民大众的事，不劳我们太过关注。我们关心的是“斗”什么人。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十六条”继承“四清”“二十三条”精神，再次重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件说：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如此说来，当权派和群众都是这次运动的对象。但重点在党内走资派。那么什么样的当权派才是“党内走资派”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才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
关于“走资派”的具体划分标准，文件没有细说，只是在第八条“干部问题”中将所有干部分为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放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根据这四种分类，文件指明了可划为“走资派”的只是少数。而对照我们单位的两位当权派，大家都清楚他们不是第四类，而应是属于第二类的。最不济也是第三类的。这样，斗争“走资派”的问题在我们单位基本上不存在。
那么“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前阶段运动我们单位有二十来人被人贴了大字报。但是，这些被揭发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起来问题最严重的是杨桃源的错误言论。然而，这个错误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个人认为他还不算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是属于“十六条”中说的“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因此前阶段把他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我认为那是不对的。
运动开展以来，对于杨桃源我总有一份愧疚之心。因为他的问题是我揭发的。当初我揭发他，也只认为他的问题是对领袖“不敬”，而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但是运动起来后，事态的发展就超出了我的估计，且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在当时形势推动下，我也屈服于现实把他说成了“反革命”。因此，对造成他目前悲惨的处境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文革有推倒重来的可能，我觉得我应把握这个机会去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怎样去纠正呢？当初揭发之权在我，但定性之权不在我而在党支部。纠正这个错误，势必要否定或部分否定前阶段运动的正确性，这又涉及到党支部领导运动正确性的问题。党支部能承认前阶段运动有错误吗？如果党支部不承认，而你却说党支部前阶段领导运动有错，党支部会不会认为我“反党”呢？尤其我是这样的家庭“出身”！为此，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为难。我只能见机行事。
随着对“十六条”学习的深入，大家对文革的目的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前阶段运动正确与否也开始有新的看法。“十六条”再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文件又指出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回想起半年前“四清”时候，我们就觉察到尽管“二十三条”早就指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是工作队的实际做法仍是将群众作为清查的主要对象。而前阶段的文革更是如“十六条”说的那样“群众斗群众”，丝毫不及当权派。这样的运动，恐怕不能说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吧！此外，“十六条”还明确规定了：“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根据这些规定，探求其背后的精神，也是为保证“整党内走资派”这个“重点”不被干扰。这使我们更有理由怀疑前阶段的运动确是有问题的。
那段时间，尽管党支部仍如以前一样拥有很大权威，但这种权威正在逐渐减少。北京学生反对工作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学生，工作组被学生揪回学校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检讨；毛主席在全会期间亲自写大字批判党内某些领导人，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这些络绎不绝传来的消息，都是让大家放开眼界，增加胆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藐视党支部权威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党支部既不敢主动引导运动，也不敢压制群众讨论“十六条”的意见。而一些迫切企求为自己前阶段受整讨个说法的人，也开始将原来只敢藏在心中的怀疑，拿出来公开质疑党支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