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0）
（十七）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崇毛热
关于“崇毛热”的问题，真正追溯起来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代。中共执政后，对毛泽东的美化、神化也一直不遗余力。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就看到家中墙壁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像，两边的对联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所以“崇毛”之风由来已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军队率先掀起崇毛的新浪潮。这波浪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林彪在军队掀起崇毛热潮，我推测与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受到一连串挫折有关。尤其是一九六〇年底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被刘少奇、邓小平为主的中央常委集体决定因身体不好“休息”，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接着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又受到大会清算的威胁：刘少奇在大会上公开否定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定性，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说法，指出造成当前全国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真发言要毛泽东检讨，说“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做了检查。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权力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林彪在此时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是为了巩固毛泽东的权力地位。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在与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特别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自一九五六年斯大林被批判后就成了共产世界政治人物一个不敢触碰的负面问题。但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他还承认他“有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的个人崇拜。”（见《漫长的革命》（增译本）P73、74，埃德加·斯诺著，陈云翩译，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版，一九七七年五月增译本第二次印刷。）
很多人认为，“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有了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我同意这个看法。从那时开始毛泽东突然升高对“苏修”批判的火力，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开始，到发表“九评”与苏共公开论战，“反修”的大块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表，毛泽东俨然以国际“反修”主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国内政坛。我认为毛这种举动，既有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意图，同时也是一种“曲线保权”的做法：当他成为国际“反修”的主帅并绑架全党参与“反修”以后，他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很自然地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巩固。而当打向“苏修”的回力镖转回国内时，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成了回力镖打击的目标。
不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要实现文革那“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标，要各级党政官员在文革运动中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自己，这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一时还无法估计的阻力。毛泽东十分清楚 “七千人大会”后他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的形象，也清楚这个党毕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已经执政了十多年，整个体系中的官员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他们分布在党、政、军各界，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虽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他在文革发动之初对妻子江青说，一旦文革失败了，要准备杀头、坐牢，确是他的心里话。现在大战在即，毛泽东觉得自己的权威还是不够。他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人民大众对他有更强力的崇拜，以便在面对各级共产党官僚的反抗时，他有足够的力量来击垮他们。于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就应需而生。
文革中的造神运动，如果不算之前那些零敲碎打的行为，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四年中有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至该年年尾，第二个高潮在一九六九年中共召开“九大”的前后。“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开始激化，为了打击林，毛以“釜底抽薪”之法主动“降温”。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本人也随着林彪的“折戟沉沙”而跌落了神坛。于是这这之后才有“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然后又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可能。如果林彪不与毛泽东决裂，如果林彪顺利接上了毛泽东的班并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以上这些事情恐怕不会发生。
文革中这两个崇毛高潮的兴起和后来的衰落，我都是亲历者。这里我先说一下第一个高潮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是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公布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我在前面说过，新华书店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大量供应毛泽东的著作，但都是单篇文章的单行本，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没有。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就大堆大堆地堆在书店柜枱上，任凭群众购买。这对崇毛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新华书店门口还贴出一张告示，说过去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不准印刷出版《毛泽东选集》，剥夺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现在文化大革命揪出了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著作也得到了解放。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好像是出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要求。当时，我们单位几乎人人都去买了一套。买《毛选》，究竟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赶时髦，还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当时我没细想，而是觉得大家都在买，我也应该去买一套，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后来想想，感觉这几种原因都有，而且主要是为了赶时髦，随大流。因为之前我买过好多单行本，买的时候确有学习的想法，但买了后大多都放着没有读。这次买了《毛选》也一样。这是我个人拥有的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全套四本合起来售价人民币二元八角，以我过去买其他书籍的经验，估计政府是要贴钱的。不久，单位又每人发了一套。因此我一个人就拥有两套。单位发《毛选》那时也成为风气，举凡表扬先进分子，召开什么大会，奖品就是《毛选》。所以那时候每个有工作的人有二、三套、甚至三、四套《毛泽东选集》都很正常。至于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也至少有好几本。据我观察，《毛选》因了这么多，真正看的人少之又少，倒是《毛主席语录》读的机会多，那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都要都几条语录，开会时要读，写文章和会议发言时也都要引用几句。
八月八日晚，中共通过全国新闻联播网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由于中共事先没有透露召开全会的任何消息，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感到一些突然。但是，由于开会的地点是在北京，而且还有部分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代表列席了会议，因此北京人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动静的。“十六条”一公布，北京就有许多民众涌向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和国务院报喜。因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的具体成果。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则迅即成立接待站接待前来报喜的群众。
十一日那天，全国各大报刊突然又刊登了十日晚上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各报都以头版头条位置，用套红大字印刷的标题，突出地报道了该新闻的主题：“毛泽东向在场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记者以极具煽动性的文字报道当时的盛况说：“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站的讲台。……这时，多少颗火热的心在激烈跳动，多少双眼睛闪着感动的泪花，多少双手一齐向毛主席伸了过来。毛主席在讲台上，从这边走到那边，伸出双手，和簇拥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毛主席和一些同志谈了话，还向周围欢呼的群众问好。他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毛主席离开接待站的时候，一再向欢腾的群众招手。毛主席离开后，前来贺喜和送交决心书的人们，还是激动得不愿走。许多站在后面的人拥到前面，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紧握。”据报纸后续的一些报道说，这些与毛泽东握过手的人，以及与握过毛泽东手的人握手的人，回去后几天都不肯洗手，怕洗去手上留下的毛泽东的“余温”。
这样的报道，与其说是在报道新闻，毋宁说是在塑造人民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的形象；与其说是在报道群众贺喜的场面，毋宁说是在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而毛泽东说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这句话，经中共媒体传播以后也立即成了毛氏文革（以有别于之前的刘氏文革）的最高动员令。
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后，青浦县委紧随北京和上海市委的榜样，立即组织各单位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县委大门口也设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前来报喜和表决心的群众。那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报喜队伍接连不断。我们单位群众在站领导率领下自然也去报了喜。晚饭后，我与站里的几个同事再到县委接待站看热闹，只见那里灯光照耀如白昼，依旧是人潮汹涌，仿佛党的大喜事也就是人民的大喜事。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是热血沸腾，总想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对文革的拥护。
第二天早上我和站里另一个青年沈存德商量后，想也去上海市委送一份《决心书》。在征得党支部书记张宜同意后，我以全站职工名义起草了一份“决心书”草稿，交张宜审阅同意后用毛笔在大红纸上誊写好，再用半张大红纸做成一个大信封封好，然后与沈存德各骑一辆站里的自行车向上海进发。记得那天天有些阴，风很大，车子又是站里的老公车，骑着感觉很吃力。好不容易来到延安西路的市委接待站，门口也是人头济济，估计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近门口几十公尺范围的大半条延安西路上全是人，车辆只能靠一边勉强通行。我和沈存德找一个地方把自行车停好，挤进人群再慢慢向大门口接近，好不容易挤到门口，门口围了一圈桌子，根本进不了大门。我们隔着桌子将《决心书》递到一个接待人员手中。那个接待人员接过我们的《决心书》交给身后的人，又忙着去接别人的贺喜信，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而且，我们也很快被别的来报喜的人挤出了人群。这多少让我们有些失望。我们站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边，回望这疯狂的场面，苦笑了一下，也无心再去市区其他地方走走看看，甚至也想不到要吃中饭，就立即“打道回府”。青浦到上海来回近八十公里路程，我从来没有一口气骑这么远路程的，因此累得我精疲力尽。回到站里张宜见了我们，也好像根本没有送《决心书》这回事，连一句话都不问。这又让我感到失望。
事后我检讨自己，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变得如此狂热？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觉得当时大家都在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后来我见到一些分析文革狂热行为的文章，说这叫“群体效应”，即当一个人处身在一个特定的群体环境中，会受群体情绪的影响而不自觉地参与其中。这个解释我觉得好像有点道理，但又觉得不全对，因为事实上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狂热的。最后我只能归咎自己年轻单纯，容易冲动，而且思想颇左。值得一提的是沈存德的出身也不好，是资产阶级，也是临时工。这或许反映出了一种情况，即那个时代不少出身不好的青年为了得到中共的认可，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决心，思想往往得比一般人更激进。那时候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从来也没有想过毛泽东是否真的如中共吹捧的那样伟大？所谓“反修防修”、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否真的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利？之所以不想，第一是我们从小就接受了中共的一套说教，认为中共说的一定是有道理的；第二是潜意识中对反叛中共思想的恐惧。因为一旦自己的思想越过了中共划定的“线”成了反革命，那可是能惹来杀头之祸的。因此很多人对于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只要一觉察自己碰到了那条“线”，就会自觉地退了回去。当时民间有种说法，说全国八亿人，只要一个脑袋就可以了，就是指的这种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