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吴人按】
2024年6月，在互联网搜到父亲里千1985年写的回忆，我从未听说过的他的上海往事。意外的“考古”新发现，难得其详，弥足珍贵。
1948—1950年，父亲任交通部上海材料储运总处专门委员。对于国民党头目汤恩伯将交通器材运往台湾的手令，父亲与同仁们联手违抗，把保护完好的库存物资和重要设备，全部留在上海交给了人民，对南下大军的迅速挺进功不可没，也为新中国的铁道部献上了一份厚礼。1950年4月父亲被调到北京铁道部工作。
父亲的《老树续集》有首诗，就是在回忆上海当年的风云激荡。
《偶成》（1983）
“婪春花事了，草色满幽窗。老去京华客，无端忆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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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85年文章的节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国民党交通部材料储运总处下设天津、青岛、汉口、广州、九龙等储运处；在上海直辖张华浜码头仓库管理处和麦根路仓库，储存着大量交通器材和日本赔偿机器等战略物资，还拥有当时国内只此一家的重型浮吊等起重运输设备（具体数量见铁道部原材料局接管清册）。
淮海和天津两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末日将临，达官豪阀纷纷作安身海外之计。大概是春节，我到钮先生（总处处长钮泽全）愚园路寓所去探听他的动向。刚好是南北通邮之后，他接到了长女薇娜从北平清华大学寄回的家信，向他报告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劝他不要离开上海。他当时对我表示，一定留在上海，不作其它打算。可见钮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决绝，是1949年初就打定主意的。
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懂得这批战略物资和起重运输设备的重要性，曾从台湾打电报给钮先生要他去台湾研究运台方案。钮先生到台湾走了一趟，很快就回到上海。他不仅不考虑怎样把这些物资和设备运走，相反却安抚职工，编造清册，作完整地向人民移交的准备。
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广州的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曾电令钮先生携带材料储运总处的公章去广州，钮先生不去，让副处长张元纶去了（因为张元纶与军统特务余乐醒关系密切，具体身份不明，让他去广州，是调虎离山之计。此人于解放后不久回到上海，听说就自杀了）。与此同时，汤恩伯又拨大批黄金作运费，下手令给钮先生，要求立即把库存物资和重要设备运往台湾。钮先生甘冒杀头的危险，虚与委蛇，与少数人暗暗策划，故意装模作样，把一部分物资从仓库搬到靠在码头边的驳船上，以示敷衍；其实这些驳船吨位既小，本来没有动力，是出不了海的。”
“上海张华浜码头临解放的时候因为国民党残军争先上船逃命，曾发生激烈火并，驳船受到波及，所装物资有些损失，但绝大部分是完整地交给人民的。这批物资中有不少立即用于抢修被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破坏的铁路和通讯设备，起重运输设备也发挥了有效作用，像用起重量100吨的浮吊于抢修沪杭铁路石湖荡大桥，缩短了工期，有助于南下大军迅速挺进，是当时社会所共知的。”
“他的行动完全出于自觉，这种甘冒杀头的自觉行动，只能出发于他当时能够审时度势，向人民靠拢的思想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原材料储运总处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都进行过审查。在‘三反’接近尾声时，经原铁道部材料局专员周力同志通知，我曾面聆已故副部长武竞天的一次谈话。他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已经查清。文化大革命清队阶段又提出这个问题，硬说钮先生是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逼供信的结果，受株连者达数百人，遍布于全国，连地下党刘茂森同志（现任铁道部物资总局老工程师）也在所不免。四人帮倒台后，这一大冤案彻底平反，证明钮先生在解放前夕的实际行动决不是对人民有罪，而是立了大功。”
“个人认为，如果能把事实经过公之于世，一方面是钮先生应得的荣誉，一方面正足以说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贯彻。在推动台湾回归祖国、鼓励知识分子坚持四项原则，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个现代化尽力等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钮先生的这一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多了。健在的也都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一旦这些见证人也离开人间，这段历史恐怕就没有机会提起来。因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如实地记录下来，昭告国人，以慰钮先生以及已故参与者的在天之灵。当然我也年近古稀，记忆力衰退，一些具体数字和时间已经难以确指，但是大的来龙去脉还历历如在目前，自信出入不大。好在原材料储运总处的档案听说还保存完好，接管的军代表如张用注、高达明、李绍周、朱子良等同志还在，原材料局局长赖平同志也还在，如果能够对这一段历史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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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摘自纽薇娜《我的父亲钮泽全》（百度吴江通，2022年）
注2：1941—1950年在兰州新疆青岛上海，父亲一直是钮泽全先生的部下。钮先生上海交通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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