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历史功绩被严重低估，但他有一件罪恶不容饶恕
《伐林追问》第40期，2020年1月3日首播
◆高伐林
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40期。这期我想追问的，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耳熟能详，四十岁以下的人一无所知的一位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毛泽东有“伟大领袖”的称号，习近平有“人民领袖”的称号，华国锋的专用称号是“英明领袖”，一说“英明领袖”，大家都知道是指华主席——在文革结束之后，他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歌颂华国锋（中）与叶剑英的宣传画《人民胜利了》。
华国锋之所以被称作“英明领袖”，主要功劳是1976年他发起拿下了“四人帮”。他这个英明领袖当了五年，时间也不短。但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实权被一点一点架空、其威信被一点一点瓦解。到1980年9月，他的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被赵紫阳取代；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交出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被邓小平接管。那次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听到过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华国锋犯有五大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政治报告。
这之后，华国锋基本上就从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了，也从我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
他担任中央委员职务时间最长，从九大到十五大。是唯一一个全票在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1997年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两人年龄过了70岁，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我们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只是当局的一种姿态，将他作为一个点缀、一个聋子的耳朵，我以为他已经被盖棺论定，对他也没有太大兴趣。
华国锋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坐在主席台最后一排。
2017年我对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的访谈，让华国锋这位历史人物，重新回到了我的视野。许多人都知道，阮铭先生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前后，参与了理论战线多场交锋，尤其是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发言稿，有三位起草人，其中之一正是阮铭先生。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后来被官方说成“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阮铭认为：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被严重高估：他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导者，不是经济特区的倡议者，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推动者，甚至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扼杀者——1979年年初的理论务虚会本来开得生机勃勃，但在邓小平胡乔木等人看来，已经到了失控边缘，于是邓小平去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四根棍子、四条绳索、四堵高墙，后来又是“清除精神污染”又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了中华民族刚刚重新萌发的思想生机。
阮铭在《历史明镜》和中国研究院研讨会等节目中认为，邓小平的功绩被严重高估，华国锋被严重妖魔化。
阮铭认为，另一方面，华国锋作为改革开放开创者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不仅是低估，甚至是被抹杀被抹黑。我记得，前年——现在说前年就是2018年年底，中国研究院举行纪念和反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请的学者，就有当时年近米寿的阮铭先生，他的发言石破天惊：改革开放并不是40周年，而是42周年，应该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算起，华国锋就领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6年秋天到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就是改革开放进程的最初岁月。将这两年多闭口不提，好像根本不存在，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自封“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按照政治需要定调，他的亲信、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这些所谓意识形态沙皇，对改革开放历史篡改、歪曲和掩盖。
华国锋与邓小平。
阮铭认为，华国锋与胡耀邦的真实关系，与外界传言不一样。
阮铭所讲的邓小平被神化，我们就不讲了，节目都在YouTube上，请大家用“历史明镜”“阮铭”“邓小平”这几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我重点来讲讲华国锋。阮铭讲华国锋不如讲邓小平那么详细，但是也顛覆了很多我过去信以为真的定论，例如，华国锋是否阻挠邓小平复出？华国锋是否坚持“两个凡是”？胡耀邦与华国锋的真实关系如何？
当然，要探知历史真相，不能只听单一信息来源。阮铭先生关于改革开放应该把1976年作为起点的看法，那次研讨会上有些嘉宾就不以为然。其它问题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去广泛涉猎，尤其是看华国锋当政时期的文件、讲话，我现在对华国锋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阅读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的。我认为，阮铭先生对华国锋的看法，非常有道理。我们过去对华国锋的功绩是明显贬低了，而对他的错误是明显夸大了。华国锋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名副其实的“三八式”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他是个老实人，在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上，的确比不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也远不如和他几乎同时参加革命的赵紫阳。但是没有华国锋主导的粉碎“四人帮”，没有他当政时期初步拨乱反正，就不会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邓小平、陈云等人“过河拆桥”甚至“卸磨杀驴”，都很不足取。
毛泽东、周恩来与华国锋。
毛泽东选拔的，以及曾经考虑过的“接班人”，先后有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江青、华国锋。刘少奇、林彪先后被逼得惨死之后，毛泽东一度刻意培养王洪文，但不久就发现王能力实在太差，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张春桥虽然与毛泽东在思想上高度合拍、很受毛的器重，奈何民意基础太差，提拔他会引起极大反弹；邓小平呢，魄力大、能力强，而且从中央苏区开始就被认为是“毛派的人”，可是毛泽东文革前就看到邓小平一开会就坐得远远；文革中后期邓小平复出，却婉拒了牵头做一个为文革“盖棺论定”的结论，毛泽东最耿耿于怀、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会在毛死后，否定他自认平生两件大事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江青被认为是能够坚定维护文革、高举“继续革命”大旗的人选，但是江青多年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得罪面太广，党内外积怨甚深，因此，在重用江青的同时，必须有一位能够容忍她、能够与其搭帮共事的人，这个人，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
文革结束后，毛泽东与华国锋画像到处并排悬挂张贴，借毛泽东的权威来提高华国锋的威望。
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复杂、多面。他在土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都力图紧跟毛泽东。而我认为，华国锋最大的错误，或者说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他当上了党政军一把手“英明领袖”之后，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追查镇压。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各地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号文件《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半个月后，2月22日，发出六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这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注意这句话：“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李冬民（中）经过文革和文革后的劫难，从事社会调查，被尊为中国社会调查业的老前辈。
华国锋本人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又名李东民）当时32岁，是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领袖，这个时候是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反对“批邓”。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三年之后，1980年，李冬民才被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30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先后以“反革命罪”杀害，都是在1981年平反昭雪。
这两个案子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但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实在是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炎黄春秋》刊文记述文革结束后被杀害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王申酉（前左）和兄弟合影，摄于1975年6月。
王申酉完全称得上是一位青年思想家。是文革前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因为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打成反动学生，入狱两年又被送五七干校，回来后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能理解他的女友。校保卫科对其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女方决定断交。王申酉就打算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自己的思想观点。不料被监管他的人窥探到他在写东西，破门而入，要他交出来，他撕碎并塞进嘴，发生扭打，又被投进监狱。
审判员逼迫他将撕毁的所谓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六万字。对“反右”、“反右倾”和文革都持否定态度，强调中国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关自守”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市常委开了一天会，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王申酉是其中一个。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是市革委会一二三把手，他们是否全体参加这次常委会，谁在会上怎么表态，情况我们并不确切了解，但毫无疑问，知道这些人案情最清楚，对剥夺他们的生命起主导、关键作用的，是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严佑民。王申酉1977年4月27日，被押赴卢湾区体育馆三万人公审大会，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
李九莲也享年31岁。她是爱学习爱思考的好学生，曾担任赣州市三中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1969年2月，她给当兵的男友写信，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对林彪的一些疑问，男友将信上交，导致李九莲两次坐牢、长期被管制。
李九莲的工作证。
1974年，她愤而将这封信和批判林彪的文章写成大字报贴上街头，引发赣州民众排山倒海的同情和支持，认为她是反林彪的英雄。但两任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和陈昌奉——陈昌奉曾经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都表态坚决镇压，还要追查支持她的民众。1976年12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一文，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她并没有给任何人看，监狱管教干部逼迫下，她念了这篇文章，就犯下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杀头罪名。1977年12月14日，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公判大会。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嘴里塞进一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她被害后，无人收尸，遗体饱受凌辱。
华东师大教授、党史学者韩刚在一篇全面评价华国锋的长文中说：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处置，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不能不铸成大错。
华东师大教授、党史学者韩钢，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1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从教7年。
韩刚又说，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毒攻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打击政治谣言”，规模声势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是手段却与文革一脉相承，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这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国内，“攻击习近平总书记”，仍然是一项严重的罪名。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牧师王怡被判九年重刑，有人就怀疑，与他曾经称习近平是“罪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