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弄清楚不容易，人都不在了。历史只能由后人说啊！讲着讲着，一些事就像是真的了。好多东西要搞清楚历史事实，这就是拨乱反正。
见证人现在都是最宝贵的。那天我去看黄火青，谈了四个钟头。在这以前，我有一天去看杨成武，碰见了黄火青。我当中纪委委员，就是黄火青告诉我的。他讲，明天就要见报了；登了报，就是说给我们这些人平反了。黄火青一谈起“七大”就津津有味。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当秘书长。党校一班都是老同志，他们都是“七大”代表，都是先到党校去，在那里学习、搞清思想、整风。他愿意同人谈“七大”。他还是党史办的。他的眼睛不大行，耳朵也不好，可是脑子清楚极了。他参加长征，参加“七大”，参加审判江青，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是1901年生的，只比闻天小一岁，99岁了，写了一本书。我认识他很早，开苏维埃第二次大会时就认识了。江泽民常去看他，态度很谦虚的。
我同博古特别谈得拢，特别熟啊！博古有所房子在无锡，为了纪念博古，秦钢他们很想把这所房子搞成博物馆，弄不成事，就领了全家来看我。我帮了他好大的忙！党史办对纪念博古很热心，又想写传记。温济泽写过瞿秋白，他们就去找温济泽。温济泽人非常好，无私无畏，同意写。他们打了报告，我帮他们把报告送给江泽民。江泽民批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是组长。杨尚昆同博古是很好的。我就带着孩子去看杨尚昆。我和杨尚昆讲这件事，说这是历史，人犯了错误也是历史，搞党史是不能势利的。我找迟了，杨尚昆那时候实际上已经不管党史了。
那次我还要杨尚昆把历史写下来，说党史不是个人的事，你再不写，历史就没有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只有杨尚昆了解。他说，想做贡献，但别人不来找啊！杨尚昆对我很好，很客气的。
在讲长征的电视剧里，张闻天的镜头多一点了。这些年我们发表的文章起了作用。但是不少东西还是瞎编的。比如，我哪里会给毛主席送鱼吃？他在赣南省委，又有警卫员，我在雩都县委。倒是他才有条件给我送鱼吃呢。
【何方注：在我谈到人们说刘志丹是毛主席放的时候，刘英接过话头说，】对呀，我也是很奇怪的，因为当时我也在下寺湾嘛。11月初开下寺湾会议，决定中央去后方，毛主席、周恩来去前方。在中央的洛甫等同志到陕北后，听了汇报，决定成立以董老为首、包括王首道在内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陕北肃反抓人问题。洛甫听了汇报后，决定放人。当时毛、周在前方，既不可能听汇报，也做不了放人的决定。在陕北负责的是郭洪涛，一开始就是他来接头的，程子华过后才来接头。到陕北放刘志丹这些人，是陕北那些人直接给洛甫写信的。我们到下寺湾的时候，马明方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县委书记。我们到瓦窑堡，郭洪涛就组织人欢迎我们。
陕北肃反就是搞矛盾。这一派排挤那一派，那一派排挤这一派。马文瑞那些人就都被关起来了。中央派朱理治来当特派员，其实是形式主义。当时是地方势力大，他插不进来的，朱理治也是背黑锅。洛甫知道了陕北肃反的事，就找他们开会谈。洛甫说，一个都不能杀，叫他们把人放了。
毛主席那时在直罗镇，在前方打仗。当时打仗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巩固根据地，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所以必须打几仗。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仗。他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一起，完全管军事。后方的事，他当时根本不管。他也不会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仗还没打完嘛。那时陕北连个电台都没有，军委和中央之间根本不会有来往电报。毛主席在吴起镇就和中央没有联系了，到下寺湾才联系上的，怎么能通知“刀下留人”？这件事，郭洪涛知道得最多，现在他也还敢讲一些。
我从中纪委退下来以后，还继续替一些告状的人转递材料，一段时候好忙的。中纪委老干部局先是要我少管点这些事，后来就干脆把我的关系转到“中办”去了。
我不反对延安整风，可是反对审干、肃反、搞抢救运动。肃反抢救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反教条主义嘛，教条主义是有的。他们这些人没有经验，不大了解情况。可是哪里来的什么宗派？硬要说成是搞宗派，那也是以宗派反宗派，就是要整他们这些人就是了。洛甫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的关系一直不好。整风后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把所谓有经验的譬如彭真，还有高岗提起来重用。把教条主义这帮人搞掉后，一切功劳就都是毛主席的了。凡是功劳，都写到毛主席头上，写到《毛选》里。错误的呢？都是这些人的。
我从莫斯科回来，1940年生孩子难产，休息了一阵，当了洛甫的政治秘书。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和洛甫一起从晋西北搞调查研究回延安后，杨尚昆叫去参加学委会，又参加了抢救运动。
刘少奇是为了参加“七大”回来的，他支持整风最积极。刘少奇过去一直被打成“右派”。他在党内一直不受重用，没有什么地位。长征时他就是跟着走。对于从苏联回来的这些人，他很恼火，但是无可如何。我们对他倒是无所谓的。整风一开始，刘少奇就给毛主席写信，主张算老账。说：一定要搞总结，白区工作一定要总结，对白区工作的“左”的错误，应该从路线上检讨；总结经验，提意见，进行批评，都可以；这不是针对有教条主义的这些同志，他们还是领导同志，批评之后，还是可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高兴了，就利用这封信，把刘少奇重用起来。刘少奇一下子就红了，就上去了。毛主席把刘少奇信里的意见告诉了洛甫，洛甫赞成和同意。洛甫是被动的，觉得“要做检讨就做检讨”，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整风，莫斯科回来的就都是教条主义了。乐少华是邓小平的连襟。整风后，把白区工作一笔抹杀，就是刘少奇正确，连“一二·九”也说成是刘少奇搞的。对这些，高文华至今不服。到1959年，刘少奇又和闻天算起总账。
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被整的。
任弼时是秘书长，支持整风。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任弼时主持，洛甫对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后，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乔木说是他写的。这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树立毛主席的。
王首道当过中央秘书长。整风学习时是我们的组长。我是到他家里去开会的，不和洛甫一个组。王首道把我定为省级，说我是少共局组织部长，当然是省级。省级可以吃小灶，以下的吃中灶。我们组里还有刘伯承。杨尙昆也在小灶。他嘴馋，到别的桌子上去吃肥肉。他喜欢说四川成语，像“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这些。
延安整风一起来反教条主义，王首道就把书都从窑洞窗子里扔出去。洛甫说，这个人怎么连马列主义的书都不读了。他读也读不懂，辩证唯物论什么的，大家要他发言，他是讲不出来的。洛甫讲，书还是要读的，不读书怎么能行呢？马列主义的书还是好的，看你怎么读嘛，不是不读书。当然，洛甫也不多讲，讲多了没有用。这些人不听他的，听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还是读书的。
九月以后，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洛甫同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七八个人一个组，在我们住的窑洞里开会。我负责招待他们。他们一来开会，杨尚昆就要茶喝。那时茶叶很少，彭真给我们弄了一点香片，我只给他一个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开水。他们学习两条路线，大家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很随便的，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就事评论，治病救人，所以比较平心静气，态度和蔼。学习小组在一起还很亲热的，没事时打打扑克。少奇不会打扑克，还要我教他打百分。主要是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批评，为“七大”报告做准备。学习两条路线以后，从理论上、政治上大家的认识都清楚了。
洛甫情绪很好。他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对“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发了言，也感到四中全会“左”的一套是错误的。这个发言没有记录，但他自己有提纲，延安撤退时毁掉了。乔木同志说，洛甫在延安写有一个党的历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说已经没有了。总之，那时是和风细雨，学党的文件，大家都作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发言。
博古、凯丰态度很好，都服从真理。凯丰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对洛甫说，延安干部教育，譬如马列学院，先学马列，不必联系实际；第一是讲课的人没有实际经验，也联系不好；第二是，他们来主要是学理论，初步学习后就要去做实际工作联系理论；第三是现在联系实际也勉强，变成硬套。洛甫同意凯丰的这些说法，后来受到毛主席批评。
毛主席过去对王明是很好的，因为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了红一方面军。这时候他对王明先还是进行说服。可是王明不承认错误，称有病，不参加会。后来在大会上揭发王明的问题，孟庆树沉不住气，要把王明抬出来到会上去辩论。那次开会，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孟庆树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说：揭发的不是事实，连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责任；王明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整他。毛主席当时不动声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决心了，不迁就了。
经过学习，洛甫觉得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少，希望到下面去锻炼，做些调查。我也向富春反映，要求下去锻炼。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带了个调查团到晋西北做调查去了。后来林枫回到晋绥地区，说调查团对当地工作的成绩看得不够，不欢迎这个团。他还告调查团的状。毛主席对他的告状没有表态。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到延安的。在这个期间，听说整风中对洛甫有些意见。他没有在乎。
回到延安后，因为王明生病，洛甫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我跟毛主席讲了，洛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相当高，曼努伊尔斯基说，中国的理论家要数伊斯梅洛夫。毛主席听了以后发了火，说：他是个什么理论家呀，从外国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他特别反对你。洛甫听了没做声。他认为王明是在挑拨毛主席和他的关系。可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挑拨的。我让洛甫把王明说的这些话告诉毛主席。他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回避了。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对这些教条派就是有意见。
大家放开揭发后，洛甫、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都写了检讨。洛甫写检讨写得认真，认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拨、制造派性，自己没有上当，但是应该告诉毛主席。洛甫承认自己有错。写好了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满意。
我们从晋西北回来，审干已经开始。我们回来后继续住在蓝家坪。这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四五个窑洞，中间是会场。我们和任弼时、刘少奇住隔壁。任弼时在我们右边，刘少奇在左边。“七大”以后我们搬到枣园。毛主席一直住在那里。那时洛甫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