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30日，胡耀邦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那时的中国，政治空气日渐凝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到处弥漫。胡耀邦却在这股浪潮中提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主张开放农贸自由市场，不赞成批斗“投机倒把”的群众，强调“四清”运动应是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斗争人的运动。他释放了一大批被关押的基层干部，要求“边工作边考察”。结果，他在陕西工作了一百天，就被批判了一百天。
1965年6月20日，叶剑英将他接回北京；直到1966年3月，邓小平路过西安时才“灭火”，胡耀邦的批判才稍告平息。但那段经历，已经注定他在思想上与主流路线的分道扬镳。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忽然为他解围，说：“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胡耀邦因此“被突然解放”。可在这个会议上，当大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胡耀邦也举起了手——后来他曾坦率承认那是“违心的一票”。他称赞陈少敏投下的那张反对票“了不起”，因为那是一种坚持原则的勇气。胡耀邦的自责，是一个人在政治浪潮中仍保有自省能力的证据。
近日在中共中央党校著名教授沈宝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发现：1969年3月，胡耀邦在中共九大前夕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题为《怎样更有效地实现大跃进？》。信中他公然写道：“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地不理解。”
这句话，是一种思想的孤独，也是一种思想的勇敢。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中央领导——无论是彭黄张周，还是彭罗陆杨，甚至刘邓陶，都没有质疑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胡耀邦是唯一敢把“不理解”写在纸上的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受邀参加九大，但身为八大中央委员的胡耀邦却没有被提名为九大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政治上他“失格”了，但历史上，他清醒了。
回望1962年那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亲自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日后成为了整个“文革”年代的政治总旋律。七年后，胡耀邦竟然敢说“我一直顽固地不理解”，岂不是吃了豹子胆，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我在想胡耀邦出身贫苦，靠吃草根长大，却没有被“阶级仇恨”绑架；他经历延安、历经整风，却始终相信人性可以教育、社会可以改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改革开放后主张“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切的源头，正是他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年代敢于“怀疑”的那一刻。
在那个人人以“立场坚定”为荣的时代，胡耀邦的“怀疑”就是一种清醒。他也许没有推翻理论，却在人类思想的底线处，守住了常识与人心。
所以，如果说胡耀邦是质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第一人，我不敢说。但他是第一个质疑的中央委员却一点也不为过。因此秦爷喜欢胡耀邦，也是点辙没有而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