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6）
一天，我经过站长办公室到我所在学习小组去，一个叫程军溥的人走近我与我同行。我与他不熟，因为“四清”和文革我与他都不是一个小组的，但我知道他是杨桃源苏州医专的同学，并被杨桃源讥笑连玻璃干燥器皿盖也不识打开的那个人。这天，他特意靠近我与我一起走，眼睛却望着别处，仿佛是不经意才与我走到一起的，说：“嗯，你就小丁？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不错。我们血防站的‘小姚文元’。”我没有答他话，但他那一句“小姚文元”却使我听了感到很舒服。接着几天，程军溥就常常来接近我，讲给我听杨桃源过去种种骄狂的往事。他挥着手说：“啊呀，这个人过去狂是狂得来，任何人都不在他眼里！”他又告诉我，血防站里与杨桃源最要好、对杨桃源最了解的人是宋万晟。他们在苏州医专时是同学，现在又都住在白鹤镇上，以前星期天回家常常一起来回。可是运动到现在，他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这是不正常的。最后，他建议我：“他肯定知道一些杨桃源的事情。他在包庇他。你应该写一张宋万晟的大字报，‘敲山震虎’震他一下。促使他起来揭发杨桃源。”因为“四清”时我就知道宋万晟是背着其他同学第一个到血防站报到的“叛徒”，又亲眼见到过他偷偷进站长办公室偷看《参考消息》被人事干事曹惠德轰出来，此外在开会发言、读报时，他的腔调、动作常有点装模作样，摆出一种重要人物的样子，唯恐别人不在意他，因此我对他印象一直很差。经程军溥这样一煽，我冲动起来，觉得这个宋万晟确实不正常。于是我根据程军溥提供的情况写了一张敦促他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贴在站长办公室边的窗上。人事干事曹惠德见我在贴大字报，从站长办公室走出来看，看后立刻赞扬说：“这张大字报写得有水平”。听到这样的称赞，我心中颇为得意，觉得自己的分析能力确有两下子。实际，我是在迷失自我、变得更为狂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这张大字报一出，立刻也有人贴起宋万晟的大字报来，揭发了他的其他一些问题。不过，宋万晟没有反应。他仍然没有揭发杨桃源。
这时，一个叫叶青茂的人也来接近我了。我对他也不熟悉，只知道他是重固公社人，以前也是临时工，现在是转正了的。他对我说，潘阳明一直跟随宋万晟工作，应该了解宋万晟很多事。又说他与潘阳明都是重固公社的人，对潘很了解，说潘的母亲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潘在高中时就与汪守民（也是在血防站工作，与潘都是临时工转正的青年）一起跟一个女的乱搞。他鼓动我应该对潘阳明也写一张大字报，促使他起来揭发宋万晟。因为连番得到赞扬，我的脑子已经处于狂热状态，听了叶青茂的话，我立刻信以为真。于是我依照写宋万晟大字报的思路，又起草了一张针对潘阳明的大字报，要他起来揭发宋万晟。这张大字报我写得口气非常狂妄，我在大字报中警告至今还在包庇杨桃源、宋万晟的人，要端正对运动的态度，赶快起来揭发他们的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就不怕，到底有没有问题最后要以事实来说话，“现在先揪一个出来让大家看看！”
这张大字报刚起草好，王保英就来找我了。他对我说这张潘阳明的大字报是否不要贴出去？我问为什么？他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理由。我心中有点发火，心想当初你说要与我合作写大字报，到现在大字报都是我写的，你一张也没有写过，甚至连商量也没有商量过。现在我要写潘阳明大字报，你却来阻拦。我猜测他是奉党支部的命令来阻拦我的，但我一来是年轻气盛，二来对党支部背后操纵运动的做法也有点不满，因此我拒绝了。当时我不知道，血防站在运动刚开始时就定了一个运动对象的范围，只局限于国家编制的人员，集体编制和临时工不在这次运动范围内。潘阳明是集体编制的青年，我写他的大字报是越过了党支部划下的红线。王保英不过是奉命来阻止我。但因为王保英不肯说出不能写潘阳明大字报的理由，我就没有听。如果王保英当时说明了这个原因，我想我或许也会考虑的。因为这涉及到党的政策，我也不敢随便去破掉它。王保英离开后，我就把底稿用毛笔抄写成大字报，然后又亲手将大字报贴到血防站大门过道边的墙上。至此，我除了贴过杨桃源、宋万晟大字报，又把“炮火”延烧到了“小青年”中。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维已是处在何等狂热的状态，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已达到了何等刚愎自用的地步！
后来回想，我当时贴潘阳明的大字报确实是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的，完全是捕风捉影之举。甚至写宋万晟的大字报，也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尽管这两个人的为人很不怎样，但这与贴他们大字报是两回事。对此我很后悔。我不仅是后悔自己的轻信，更主要是后悔自己的刚愎自用。最初我写杨桃源的大字报，也没有认定杨桃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他只是狂妄自大说了对毛主席不敬的话呀，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这种地步呢？我觉得除了我主观上也有私心，贪慕虚荣，结果受人挑拨、利用而不自知，环境和舆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差不多整个社会舆论都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很多人的思想会被牵着走。尤其是社会阅历不深，对名利诱惑缺乏定力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因此，当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杨桃源这种胆敢对“伟大领袖”不敬的人是反革命，应当“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时候，我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开始认为杨桃源确实是一个坏人，确实应该狠狠地批判他。由此延伸，又进一步认为凡是包庇杨桃源的也是与革命不一条心的人，所以也不是好人，也应该揭发、批判。正是照着这样的思路，结果我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我们常常批评一个人极左，可这极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是从一般的左，发展到比较左，再发展到极左，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往往会起很大作用。所以社会舆论是把双刃刀，用得好可以提升社会正气，用得不好可以成为杀人凶器。当年社会舆论都说“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于是独宿的阮玲玉只好以自杀来证清白。当舆论都认为杨桃源是反党分子时，我也改变了初衷，认为他真是反党分子了。由此可知，一个社会的舆论应该多元化，让人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让人有思考的空间，而不是“舆论一律”。一个舆论被垄断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舆论一边倒的社会也不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争论，有让人说“不”的自由。可叹这样垄断舆论的现象，至今还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重演。近年来，“厉害了我的国”成了中国大陆舆论的主旋律，于是出了不少“战狼”，老的小的都有，终于发生了驱赶外资，残杀无辜日本人的事。在美国，“黑命贵”一时也成了社会“正义”的代表，以致上演了一出国会领袖向一个被警察误杀的累累罪犯下跪的荒唐事。
那时，我们血防站内“炮弹”横飞，其实都是“群众斗群众”。一天，运动中难得放一天假，我乘船回家，看到轮船站候客室和隔壁航运站里也一层层拉了绳子挂满了大字报，乘客只能站到码头边的棚子下等船。我特意去看了几张大字报，与我们血防站一样，也都是群众相互贴的，说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翻历史老账，揭发航运站领导的一张也没有。可见这种现象各单位几乎一样。后来毛泽东将这种斗争矛头向下针对群众而不是向上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做法，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当时我还没有觉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