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5）
（十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我们单位，运动开始的最初二、三天大家还算“循规蹈矩”，每天集中学习，读读报纸，不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议论议论。但是，在广播聂元梓大字报，改组北京市委、彭真下台等连串爆炸性新闻的轰击下，很快血防站内许多人也动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站内墙壁上一下子贴出好多大字报，其中有揭发其他人的，也有揭发批判杨桃源的。那几天中，我没有写过任何人一张大字报。因为我对站里老员工的历史并不很了解。对于杨桃源，我认为就这么一件事，已经揭发了，也没有新的东西可揭发。于是学习之余我就是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
此时为了提供足够的场所让大家贴大字报，站领导将血防组、防疫组的办公室都腾空了，墙上钉钉拉了好几道绳子，专供大家挂大字报。党支部还安排了几个共青团员专门抄录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将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人和事及时整理、归类，以作运动后期处理某些人的依据。几天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但揭批的对象都局限在“老血干”中。当时全站“老血干”共有六、七十人，被人贴过大字报的就将近二十来人。防疫组里资格最老的大学生郁健沅被人扣了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心里觉得好笑，一个普通大学生怎么够得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血防组里一个叫黄樑豪的“老血干”，“解放”初期参加工作时一次因为什么事发牢骚，说要“打开电闸门大家同归于尽”，大字报说他是“刻骨仇恨新社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我觉得这仅是气头上说的气话而已，说他“刻骨仇恨”，这“纲”就上得太高了。还有一个人被人揭发在“解放”初期传布反动顺口溜，其中有“毛泽东，毛竹筒；彭德怀，碰碰碰得坏。”等语。我心中默想，这倒像煞古代的籤语，彭德怀后来果然被“碰坏”了，但我不敢对任何人说。还有一个“老血干”邵瀚名平日常爱说一句口头禅“我不管你‘马’列主义还是‘牛’列主义，我只相信……的”，此时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这是污蔑马列主义。总之，都是无限上纲，把平日一些不当言语都往“反党、反革命”上靠。我不知道那些揭发者与被揭发者的关系，是否有私人恩怨；也不清楚那些揭发者对自己揭发的内容是否真的以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时候，我对自己写大字报还有一条底线：即不做捕风捉影的事，更不说无限上纲上线的话。我写杨桃源的大字报，自认都是按事实写的，虽然有些话也说得有点“上纲上线”，但不会太离谱。而且，在揭发了杨桃源以后我还感到过后悔。可是，这条底线在狂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冲击下很快就被冲垮了。
一天，我经过库房门前时，王保英又招手要我进去。他对我说，现在站里很多人都动了起来，我们也不能落后形势。杨桃源的错误很严重，“四清”中大家揭发批判了很多，他没有吸取教训，又犯了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行。他至今也没有一个自我检查。我们要深入一步对他进行批判。首先要“打”他的态度。他这样一说，再加上与站里的“革命形势”一比较，我觉得仅仅揭发杨桃源的错误言论确实已经不够了，必须进一步对他批判，否则就落后于形势了。但怎样“进一步批判”呢？所谓“进一步批判”无非就是“进一步上纲上线”，拔高“罪行”的性质。这是有违我的初衷的。可此时我已身不由己，上马容易下马难，我已没有退路。我很清楚，拒绝“进一步”批判杨桃源，非但落后于形势，而且形同包庇。我又想，仅仅“打”他的态度是可以的，杨桃源至少要认识到他这样说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话是错误的。于是我按照我自己以为是的“分寸”，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追问杨桃源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和认识。此时，站里其他人写的揭发批判杨桃源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纲”也上的越来越高。这是当时群众写大字报的一个普遍规律：后写的大字报，上的“纲”只能比前面的大字报更高而不能低；低了，就有“小骂大帮忙”、“包庇坏人”的罪嫌。这种情况与“大跃进”时农业放高产“卫星”一样，后放的“卫星”产量一定要高过前面的。因此，就在此后的一、二天内，杨桃源的罪名已经上升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吓人的高度了。说实话，当时我对将杨桃源的批判提到这样高度还有点不以为然的。因为我认为杨桃源的问题是狂妄，而非“恶毒攻击”。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我也无法一直坚持己见而只能随着大流走了。否则我就“跟不上形势”了。因而我再后来写的大字报，也将批判杨桃源的口径提到了“恶毒攻击”的高度。
应该说杨桃源是个硬骨头的人，他并没有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吓怕。他还“回敬”了我一张大字报。他的大字报贴在站长办公室外小天井对面的墙上，大意是说我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在“仰香港鼻息”，即暗指我家还在接受香港来的汇款。开头看到杨桃源贴我的大字报，我有一点紧张，但到看完大字报后，我的心随即就放了下来。我想我有海外关系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说不说反正都是这么回事。我父亲寄钱回家是为了养家活口，他若不寄钱来，难道国家会养我们？什么叫“仰香港鼻息”，前几年政府还专门开会，要侨眷们写信去海外，要他们多汇些钱回来“支援国家建设”呐！而且，所有香港寄来的钱都是经过国家银行的，想扣“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也扣不上。所以，他说这些伤不了我什么，倒是让我觉得他写这样的大字报，报复的意思太明显了；而且这样低质量的大字报，与他的水平不相称，倒不如不写。
从这张大字报，我看出杨桃源对我心中有气。对此我能谅解。因为毕竟是我不义在先。因此我既没有理睬这张大字报，更没有写大字报反击。而我不写反击的大字报其实还有一层考虑：那时候单位内的运动已是“横炮乱飞”的局面，大字报你来我往，许多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有是为泄私愤而相互攻击。我不愿也堕入这种俗流，同时我也担心若在此问题上与杨桃源纠缠不休，成了大众的焦点，或会招来更多的大字报，这就不智了。毕竟像我这种出身，人家要攻击你也是很容易的。因此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做任何动作，让这件事自己慢慢冷却、平息下去，乃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想不到的是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这张大字报不见了。显然它是被什么人撕掉了。运动期间撕别人大字报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估计这必是党支部派人撕的，否则别人也没此胆量。而撕大字报的用意，很明显是在保护我。这让我感到党支部是支持我的。
群众性的揭批，大约一个多星期后就进入白热化状态。那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有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写的大字报，别的人如果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就也在大字报上签个名，表示这张大字报是所有签名人共同贴出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签名人越多，声势就越大。因此有的人写了大字报后，为了壮声势，常常征求别人也签个名。也有的人自己不太会动笔写，但为了表示他也在积极参加运动，就专找签名人多的，或认为大字报起草人政治上可靠的，也去签上个名。我自写了第二张批判杨桃源的大字报以后，签名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来找我说要一起写大字报批判杨桃源。他们告诉我杨桃源最新的动态，说他态度至今怎么怎么不老实，要打他的态度。而执笔起草大字报的人总是我。渐渐地，我也昏了头了，来者不拒。又渐渐地，有了几个人专门抄录别人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拿来给我看，方便我在写新大字报时作参考。对此我开始没在意，后来意识到这可能也是党支部的意思，由团支部具体安排的。一天，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季贸楠来血防站看大字报，看了我写杨桃源的大字报后说：“好，这些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 刚巧那天我为看别人的大字报站就在他身后不远处，听了我感到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那时候，我每天除参加集体的开会、学习，要花很多时间看别人写的大字报或自己写大字报，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老红会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就经常迟到。这样的日子弄得我脑子整天昏昏沉沉的，但同时也很自豪，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以为这就是在经受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不知不觉中，我所写的大字报也开始捕风捉影起来，分析问题上纲上线，政治大帽子乱扣，不说上几句狠话就好像“火药味不浓”，“对敌斗争不狠”，“观点不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站得不稳”。当初在写了揭发杨桃源大字报后曾经有过的后悔之情，此时消退得无影无踪，完全违背了运动初期自己定下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