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4）
当天晚上，又一件大事发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八点整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揭发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官员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说他们阴谋勾结破坏北大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转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号召大家“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对于这个新闻，我当时听了以后一面认为这不过是又揭露出了一个“三家村”式的反党小集团，另一面则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会为一张大字报而作出这样的大动作来，感到有些吃惊。我感到了党中央为发动文革所下的力气真是雷霆万钧，无所不用其极；但还没有意识到背后那种要翻天覆地大变天下的意图。
那时，真正把我震倒了的是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以及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不点名地指责彭真及其同伙将首都北京市经营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说“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自从吴晗和“三家村”接连被批判，作为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彭真的形象就蒙上了阴影。但是，彭真下台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彭真不是一个普通的省市领导人。他在中央领导人中排位第八，毛、刘、周、朱、陈、林、邓之后就是他。我个人认为他在党中央的实际权力要更大一些，非但超过早已不管事的朱德、陈云，也可能超过只管军事的林彪，是毛、刘、周、邓之后排第五第六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〇年六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与赫鲁晓夫面对面斗争，载誉归来，声誉鹊起，被视为坚定的马列主义革命家和反修斗士。一年前他率领庞大代表团去印尼访问，他在印尼并不十分重要的讲话被印成小册子在新华书店发行。这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少有获得的殊荣。那时候我还听人议论说他革命资格老、斗争经验丰富而又年富力强，很有可能成为毛泽东、刘少奇以后的接班人。现在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没有明显、明确的反党罪行指控下，“轰”地一声就倒下了，岂不要令人惊骇莫名！
社论中还杀气腾腾地说：“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我难以想象，难道彭真这样的老革命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现实摆在眼前又不能不信。当时，我们对彭真犯了什么错误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说吴晗、“三家村”的事连累到他，他因此下台，则我觉得做一个共产党的官也真不容易，犯不得政治错误，犯了就所有功劳都一笔勾销。尤其不能冒犯毛泽东，冒犯了都得下台。以前彭德怀是一个例子，现在轮到了彭真。当时我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党内斗争残酷”这样的感念。
此外，我对六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刊登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以及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报道、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几篇文章也留有较深印象。
文革开始冲击“资反路线”以后，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这“保守派”一词就是从“保皇派”一词转化而来。保守派最初就是被对方叫成“保皇派”的。可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不再坚持“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要两派大联合，就不准再叫“保守派”了。
《解放军报》的《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要点》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我看到的是新华书店的活页文选。这个“要点”全面解说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这本是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做的事，现在却由军队来代庖。当然，也有可能它原本仅是军队用来对基层连队教育用的宣传教材，因为写得好，被推广到全社会了。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的消息以及配发的社论，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思想得到大解放。社论将过去流行的、反对基层党委或某一位党领导就是反党的观点，斥之为“奇怪的逻辑”。社论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一整套专政的工具，来对付革命的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群众对任何一个党员干部提意见，都要冒被扣上一顶“反党”帽子的风险。而有些党员干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也渐渐表现得越来越趾高气扬。对于这种蛮不讲理、不合逻辑的做法，很多群众心中是不服气的；但面对严厉、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看看那些“右派”的下场，又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当时大家看了这篇社论真是心中大快，觉得它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小组学习读报读到这一段时，读报人会故意提高声调来读。而学习组内的几个党员则往往显得很尴尬。我个人认为，这篇社论破除了这个禁忌，不仅解放了群众的思想，也大大地增大了群众的胆量，为十月以后造反派的兴起，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当晚中央人民电台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这两件事。这两件接连发生的大事相互影响、激荡，产生的巨大效应就如炸了一个精神原子弹，又好比是对全面展开文革下达了总攻击令。全国都迅速作出了反应，行动起来了。但这种行动呈现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单位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和历次运动的惯例，先将群众按政治态度排队分成“左、中、右”，大致确定打击的对象，然后以党团员为骨干，“发动”群众开展大揭大批，整出一批“牛鬼蛇神”来，然后等待运动收尾结束。另一种主要发生在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和少数中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以后，这些学校的学生就闻风而动，也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校党委或某个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的“罪行”。因为学生行动的原动力来自最高领袖毛泽东，校党委顶不住压力，纷纷向新改组的北京市委求救。以李雪峰为主的新市委则向党中央请示。当时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研究后决定派工作组进学校代替校党委领导文革运动。工作组进校后，因为清规戒律太多，立场也有问题，与部分激进学生又起了冲突。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工作组则按老观念认为这是“牛鬼蛇神”跳出来反党，在学生中抓了一批“反革命”、“右派”。这种情况一直到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才被制止。不过，当时我们很多人对北京高校运动的情况并不清楚，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全国总的情况看，学生起来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只发生在北京、南京等少数大城市的一些大中学校，绝大部分地区的运动都是按前一种情况进行。我们单位的情况也属于后一种。
附录一：《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积极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持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八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录二：《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附录三：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本报今天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一条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两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四时广播以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的党、政机关许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执行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北京市委，在教育方面，也是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北京大学就是它们控制下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正如北京大学广大学生所揭发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北京市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党中央的。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战斗。
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产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职工、教员，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正在对陆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清算和斗争。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看样子很凶。在他们的控制和封锁下，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但是，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群众起来之后，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很快被揭穿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我们坚信，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前北京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它的影响，一定能够被彻底肃清。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