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毕生抱着淳朴的爱国感情，他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更是同时代诺奖获得者中，对一国科学事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正如杨先生好友陈方正教授所讲，杨先生一生一半是科学研究，一半是政治参与，他有着传统士大夫情怀，对政治社会事务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杨先生在科学研究是超前的，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又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国传统价值和近代民族主义的窠臼，对国家民族的观念异常重视，对个体解放、制度现代性关注不足，他用“保守”一词总结自己，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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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的去世，引起的轰动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周围的朋友几乎都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发文字纪念，这种社会影响力只有少数改变历史的伟人才能享受到。
我在香港中大读书期间，曾经听过杨先生的讲座，以及多次路边遇到杨先生及其新婚妻子翁帆。尽管我对物理学的了解只有高一水平，但是杨先生讲话语速匀和、声音有磁性、条理清楚，即使你对物理完全是外行，也有如坐春风的感觉。杨先生讲完离场的时候，默契地牵着翁帆的手。后来有时候也会见到翁帆开着宽敞的宝马轿车带着杨先生缓慢地行过校园的山路，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他们是真爱，绝非社会流言所传的，一个是图钱、一个贪色的“老少配”，他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时代考验的，在未来史书上是佳话，而非笑料。
（2017年，杨振宁携翁帆出席香港中大为其举办的95岁生日宴会）
杨先生去世后，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都说他很伟大，但是为何伟大，99.99%的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无非聚焦于两点，一是他和李政道先生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二是他很爱国，对中国科学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晚年还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定居。
一个人离世，是总结他的历史定位，以及完成他的人生肖像描写的重要契机。像杨振宁这样活跃于两岸三地、中美之间七十余年的重要人物，如果只用有这种最概括化的符号来总结他的丰富一生，那就太浅薄了。就像有人请你吃一顿米其林三星大餐，你的评价只有“好吃”二字，未免没有真正读懂人间极品（褒义词的）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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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文希望用“科学与政治”这个话题，来解读一下杨振宁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内心世界。为什么用这个视角，因为他一方面是科学家，另一方面，他天生具有士大夫情怀，他是要入世的，他对政治的兴趣，对社会问题的关怀，远远强于陈省身、李政道、邓稼先这些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断对中国的制度、大政方针、现代化转型、教育科研、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与中国大陆的五代领导人及海内外华人名流都有匪浅的交情，他还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全美华人协会”、“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等组织，对中美关系一度产生重要影响。
（1979年杨振宁组织宴会欢迎邓小平访美）
所以，科学研究是杨振宁生命中的一部分，政治也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只有从这两面一起考量才能读懂一个完整的杨振宁。用他的挚友、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的话来说：“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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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先生的科学上的贡献，葛墨林、Freeman Dyson、Gerard 't Hooft等已经做了很好的概括。杨振宁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1950年代，他同米尔斯创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1970年前后他又于罗德尼·巴克斯特创建了量子“杨-巴克斯特方程”，这都是现代物理学上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尚未完全结束，杨振宁崭露头角之时，劳厄、玻尔、普朗克、赫兹、薛定谔、爱因斯坦、费米等人都还活着，这些理论发现能够得到泰斗们的赞赏，并且迅速获得诺贝尔奖，足够说明它的学术地位。其中杨米尔斯方程，近半个世纪有6位科学家因为研究它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物理学皇冠上的最璀璨明珠之一。
杨振宁、李政道的学术意义还体现在对一国科学事业的总体促进上，我相信 20世纪物理学家（乃至所有自然科学家），在这方面都极少有人可能跟他们相比。因为杨李获得诺奖，对于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积贫积弱的民族，其提振信心的作用不言而喻，丁肇中、朱棣文、丘成桐、姚期智这些人都提到过，他们的成就跟当年受到杨振宁、李政道鼓舞有关。
更重要的是，杨李都有很强的报国热情，而他们又都无比长寿，从获奖到去世分别67年和68年，在长达三分之二世纪时间里，他们利用个人的影响力，促成了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当然这种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这种交流极大促进了中国物理学基础科研的起飞。如果做一个统计，中国大陆物理学院士中，恐怕半数以上都通过留学、访学等形式受益过杨振宁、李政道发起的中美学术交流平台（注释一）。
杨振宁还参与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等多家顶级学术机构，可以说，杨振宁、李政道是当代中国物理学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三大自然科学中，中国以物理学与国际水准差距最小，这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几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桥梁作用有很大关系，相反化学界、生物学界缺乏这种桥梁，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就大了。
（1997年杨振宁回归清华，创办高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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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杨振宁生命中的另一部分——政治。杨振宁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心，以及他的政治价值观，一部分来自于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的言传身教，这一点他在回忆文章中总是提到。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豪感，目睹中国饱受侵略的杨武之先生，对国家强大独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期待，而深受中国孝道文化影响的杨振宁，似乎又觉得既然爱父亲，就应该遵从他父亲的这方面教导。
再者杨振宁的淳朴爱国心来自于他少年的经历，抗战中的山河破碎、全家颠沛流离，让他产生对国家强大、社会稳定具有超强的渴望。所以，我们看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些人都是对中国科技发展异常关心的，相反，后来的朱棣文、钱永健这些诺奖获得者这种情怀就淡多了，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就不会把“祖国”这个概念看的很重，到80后、90后出国这批就更淡薄了，甚至个体的民族性，过二三十年就可以基本洗掉。
我们从杨振宁的长期言论中，可以偷窥知杨氏父子的这种国家情怀。比如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父母几次获得前往日内瓦与其团聚的许可，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极其个别人才有的特权，杨武之先生总是很兴高采烈地谈论国家发生的进步，而对当时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经济困难不怎么谈起，杨母则抱怨“连买豆腐都成问题”，搞得杨武之很不高兴（注释二）。在某次小聚将终、别离时刻，杨武之先生还特意写下“有生应感国恩宏”的字条。
杨武之先生的国家情结也深刻影响到杨振宁，比如杨振宁先生对民主、个人权利、自由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始终关心的就是国家强大，通过科技和工业化让国家强大起来。并且他像李光耀一样，都是威权体制爱好者，认为开明的专制更有利于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注释三）；他还担心政治转型会打乱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所以，他从来不愿意批评中国现行的制度，认为维持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注释四）。
杨先生还认为中国已经非常民主了，理由是民主与选举制度无关，而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关，显然是把民生当做民主的替代（注释五）。这或许从骨子里映衬出，青年时代经历了抗战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安定和温饱的极度重视。
所以，很多人说杨振宁晚年回国，是为了来养老的，或者杨把最好的青春留给美国，把养老负担留给中国，这些说法我并不认可。杨先生在退休前，也一直不断为中国科技进步做贡献，其作用并不比国内任何一个物理学家小；以他的影响力，在美国丰衣足食根本不是问题，他回来时因为的确对这片土地有异常深厚的感情，他希望发挥最后的预热，让中国的科技再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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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杨振宁的心境与行动也有一些让人费解之处。比如说，他一直对加入美籍感到很痛苦，认为是背叛了父亲的叮嘱，乃至对民族的初心，那么奈何到2015年才放弃美籍呢？即便是有工作上的考虑，也可到1995年退休或晚一点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了断。以及，尽管杨先生很推崇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在意中国人的身份归属，但是他的子女又都美国化的很彻底，几乎都不会讲流利的中文，而不像李政道的儿子在做中国历史研究，孙子在中国发展事业，其实在华人聚集的地方，一个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家庭，维系第二代的中文教育并不是一件难事。
再比如，回归前，香港中大多次表示要给杨振宁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但是因为港中大校监是英国派来的港督，仪式上要向他鞠躬，杨振宁不愿意给洋人行礼，就坚决拒绝了，而香港回归后，立即接受了中大授予的荣誉博士（香港中大物理系主任王建方等人写的《杨振宁先生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渊源》）。但是杨作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接受过无数次国际大奖和西方名校荣誉学位，向外国人鞠躬的事情应该很多，并且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意味着民族气节的折损，笔者认为这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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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小的方面，杨振宁也很少对中国提出批评，比如在科技、教育问题上，很多民族主义很强烈的“海归”，像丘成桐、饶毅等，也都一直猛烈地向教育制度和科研体制开炮，批评政治对教育、科研干涉太多，就连一贯在政治上很稳妥的钱学森，在晚年也发出“钱学森”之问。
但是作为在教育和科研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杨振宁先生，面对记者、学界的提问，从来只谈细节末节问题，比如经费分配不合理、院系人事制度不合理、师生比不合理，从来不涉及教育与科研的核心问题——理念、管理模式（注释六）。即便是回答饶毅为什么不会当选院士的问题时，他也会以美国科学院选举中也有人情世故，如果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也有可能落选来搪塞。甚至杨先生还说中国教育要比美国教育做得好，“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做的比哈佛的好”，这也引起很多争议，杨福家先生还曾经这个观点提出批评（注释七）。
杨先生还认为制度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他总结道：科学发展取决于“才干、纪律、决心和经济支援”（1993年10月号《明报月刊》）；他还说：“苏联当时是很专制的，可是它的科技发展有些方向是非常成功的”（2011年7月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的谈话），这显然他把科技理解为狭义的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与技术转化、产业应用的大科技领域。
从这个层面上讲，科技发展严重依赖于开放自由的政治制度、公平的法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这一点生活在美国的杨振宁先生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即便是站在他所理解的层面上的科技，苏联举国体制的优势也只能表现在某些国防军工领域，赶超也都是很短暂的，并不能持久。
其实，依据自己的经验，为中国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提出一些深度的意见，是一个杰出科学家的责任，并且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容纳地下这方面的客观评论。但是精明的杨振宁先生，从来是抱着对谁都不得罪的态度，这是杨振宁懂政治的一方面，大概他深知要来中国做事的话，就不能得罪直接主管科技教育的领导。
杨先生懂政治之处，还在于各种细节。比如1971年，他第一次访华时，一落地就马上脱掉西装，换上中山装（何祚庥的回忆），至少到1977年华国锋接见时，他依然在最正式的政治场合穿着中山装。杨先生在最初几次回国时，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当时政治色彩很浓的地方，比如山西大寨和诸多革命纪念地，并且还盛赞通过“农业学大寨”，中国粮食已经不再匮乏，“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极多的”，上海工厂食堂的伙食比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学生食堂都还要好一些。
（华国锋接见杨振宁）
与之类似的还有叶嘉莹女士，在第一次回国时也马上随乡入俗，换上了中山装，她同样与杨振宁先生在晚年选择回国定居。二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都是获得了社会与官方的高度评价，我想这与他们符合中国之道的政治处置方式不无关系，但是这绝非一些人所说的“他们善于投机”，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有些人的确具有精确适应现实（褒义词）的能力，某种程度上也基于上第四段中所讲的，他们对国家的质朴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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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质朴感情，也有时会让杨振宁陷入异想天开的冲动，表现出一种与科学研究能力极不相称的判断力。比如，1971年、1972年、1973年他连续三次回国参观后，对“文革”产生极大的好感，他认为“文革”是在“做一个世界顶尖级的课题，就是一个国家政权如何真正为大多数人服务，同时与世界霸权主义抗衡”（注释八）。
他还很推崇当时的“教育革命”，认为教育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破除高考，采用推荐工农兵学员的道路，“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美国也应该向中国学习（注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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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71年回国后的观感发表在华人学联刊物《石溪通讯》上）
如果说他不了解大寨模式有情可原，但是他是一个教育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同学、好友、父辈在“教育革命化”和“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多数都遭遇了不幸，这一点他当时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仍然做出充满乐观的评价，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再比如，杨振宁因为热爱民族，而对本民族文化有无限的推崇，以至于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释十）；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是无限乐观的，因为他觉得儒家文化可以解决现代化中的难题，而对西方制度和科学都抱着悲观的态度，认为必将没落（可见杨振宁的《归根反思》），对此他的老朋友陈方正、金耀基等人都很不同意。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导致产生现代科学和现代性制度，它有助于解决现代化问题，但是根本上无法通向一个现代社会，已经是全球华人百年来总结的一个基本共识。
杨振宁先生一直很尊重备受争议的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爱国情愫，后者是周培源的导师，不过在第三帝国时期曾经与纳粹合作，担任威廉皇家物理所所长，兼原子弹研发项目负责人。2001年，德国发起海森堡诞辰百年纪念活动，遭到欧洲和美国科学界的广泛抵制，杨振宁依然坚持出席，并且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他。
与杨振宁有私交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认为，杨先生与海森堡之间：“这个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同情，是一种心理上的共鸣，因为海森堡成长的过程，和杨先生本身的成长过程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成长起来，而且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强盛起来，能够做到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但同时又因为对祖国忠贞的复杂性而被时代所误解”。（知识分子公众号：《他们这样怀念杨振宁先生》）
不过这种解释背后的逻辑有严重问题，纳粹德国与20世纪的中国有本质区别，纳粹口中的“民族危机” ，只不过一种对国民的欺骗动员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国家强盛”也是以侵略他国为代价，我们不知杨先生的内心所想是否如方先生所说的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对这种爱国情怀产生共情，也恐怕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
必须指出的是，杨振宁先生又是心怀敞亮的，他从来不忌讳他讲错过话，他后来在编辑文集时，依然把对“文革”各种肯定的演讲收录到里面，依据是那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必做遮遮掩掩；面对好友和媒体对他观点的批评，他总是很认真地回应、进一步解释，表现了一个优秀养的、平等的辩论的态度，而不像很多学者唯我独尊，容不得批评或者从来不回应别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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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对Freeman Dyso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对他的评价——“保守的革命者”评价很满意，晚年多次用这个词汇概括自己的一生。笔者认为作为中性意义上的“保守”这个词汇是很精准的，杨振宁先生在科学上做着超前的研究，但是他对现代社会框架（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关系）的态度，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合体，他不排斥普世价值、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也很少体现现代的价值理念；他有不迎合西方自由主义分析框架，独立思考的一面，但是也有对制度现代化和思想启蒙重要性缺乏感知的一面；对于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也无外乎类似近代德国模式的通过科技、基础教育实现国家富强，还有若干“中体西用”色彩。
（晚年的杨振宁，拍摄者：《人物》周刊记者高远）
如果说在70年代之前，甚至9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持有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先生对于只有稳定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有现代化也是相当符合东亚社会实际的。不过，当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后，还忽略个体权利和制度现代性问题，就背离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了。并且，国家富强与个人解放并不是冲突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也都是把物质现代化当做个人解放的途径，而非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所以，对待科学家的政治观、社会观上，社会大众应该有理性的认识，切莫因科学崇拜，而陷入科学家崇拜。杨振宁先生本身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他在2016年还接受了山西大学厚宇德教授的采访，专门谈近现代科学家的政治观及与国家政治运动的关系。
写作本文并不是为了评价杨振宁先生的功过是非，而是呈现真实、立体的他，或许还有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即便是杨先生有些短板，但是瑕不掩瑜，这无妨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世界20世纪最伟大物理学家之一。如果文中有对杨先生的误读，以及史料的不准确，期待读者不吝批评。
参考文献及注释：
《杨振宁文集：传记·演讲·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振宁、翁帆：《曙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杨振宁：《晨曦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江才健：《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葛墨林：《我所知道的杨振宁》，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和前瞻》，《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杨振宁：《父亲和我》，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1997年10月号。
杨振宁：《沃尔纳·海森堡》，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2年10月号。
费曼·戴森：《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1999年8月号。
金耀基：《<二十一世纪>、杨振宁、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22年10月号。
厚宇德：《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物理》2021年第9期。
注释一：仅参加“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石溪分校访学项目，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就有谷超豪、杨福家、陈佳洱、葛墨林、孙昌璞等人。
注释二：对此，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中写道：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注释三：对此，1990年2月《镜报月刊》对杨振宁的专访报道中写道：“至于民主与经济的关系，杨教授同意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最近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所表述的观点，即经济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他认为李光耀雄才大略，并非信口开河。他说，民主并非不好，但经济起飞不一定要民主促成，不民主的国家经济也能起飞，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太多了”。
2011年10月20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又说：“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注释四：对此，杨振宁在2011年6月出席“邵逸夫奖”的新闻会时说，现在不管用什么方法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其结果只能是：“让科学研究（进步）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为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要从一个制度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
注释五：对此，杨振宁先生曾经表态:“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他亦曾表示：“美国是相当民主的啰，但它现在危机重重，虽还不能说病入膏肓，但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美国社会有许多不治之症，如艾滋病、毒品、治安不好、年轻人不愿努力，等等。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大城市都有一些穷人聚居的危险区，汽车驶过这些地区，若不关紧窗门，往往会遭抢劫。以前美国宗教约束力很大，现在宗教的力量瓦解了，父母对子女的道德影响也少之又少，这样下去，再下一代人的素质会更差”。
注释六：比如2007年11月，他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刚才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部长问我：北京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我说，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师太多了。一个系动不动就有二百个老师，这都是从前永久聘约造成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现任政府能够立刻解决的”。
注释七：2012年7月杨振宁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注释八：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韶山档案》一书中披露，1973年杨振宁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后表示：“在我的感觉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做一个世界顶尖级的课题，就是一个国家政权如何真正为大多数人服务，同时与世界霸权主义抗衡。是课题，就会有探索。这个过程，不可能都是欢呼和玫瑰，它应该还包括反复和失败，就像我和李政道先生合作的课题一样。”
注释九：更多细节可参阅杨振宁1971年9月2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所做的演讲《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https://m.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25-10-19/389021.html
注释十：据2004年4月21日的《科技日报》报道，杨振宁出席“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时指出：“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人本文化，基于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产生忠、孝、恕、仁等观念；人本文化会发生兼容并蓄、有教无类的观念；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人本文化产生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形成以德治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
文章来源于阜成门六号院 ，作者BJ王明远
https://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5-10-23/1926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