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振宁先生的印象，我一开始并不算好，甚至很差。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振宁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周恩来更是亲自接待。杨振宁提出想见毛泽东，毛主席便安排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谈话内容涉及哲学与物理学。那次访华后，他回到美国，面对记者的政治提问，考虑到家人尚在国内，他不得不谨慎作答。于是他说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甚至“被误解”的话，比如“文革没有死很多人”、“中国领导人很明智”、“大锅饭的口味不错”等。后来他解释说，那是被假象蒙蔽，也是在保护家人。
尽管如此。但在当时的舆论中，他多少成了一个“圆滑的科学家”，机会主义者，活得现实。
更有一桩事，使他长期被误解。杨振宁当年曾私下向周恩来质疑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认为片中“存在偏见”。此话被四人帮的耳目利用，竟成了禁片的由头，也引发中意两国之间的外交风波。事后证明，杨振宁本人并未看过影片，他的质疑不过是道听途说，却被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放大成了典型的反华事件，一时间闹得上上下下全国共讨之。
安东尼奥尼不但是位意共著名党员，享有盛誉的世界电影大家，后来还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怪了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杨振宁为什么非要跟他过不去？
如果不是后来读到他对《易经》和中医的看法，我也许至今还停留在那种模糊印象里。
1995年，我读到了作家柯云路发表的《人体特异功能真伪之辩——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教授的公开信》，那时国内正热衷“气功热”、“特异功能热”，而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公开质疑伪科学、反对玄学化思潮，成为一股清流。那时我才开始正视杨振宁——他敢于得罪潮流，敢于在“全民神秘化”的年代说出冷静的话。
直到2004年，他在一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表讲话，我才彻底对他开始另眼相看。
杨振宁说：“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学化的。如果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中医学没有前途。我们要抛弃中医的理论，因为其中掺杂着几近迷信的成分，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
这番话震动了我。那种彻底理性、敢于解构传统的姿态，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迎合民意的投机，而是以理性为信仰、以怀疑为尊严的知识分子。
杨振宁的一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教书育人无数，但他更大的贡献在于思维方式。他让我们懂得，科学不是崇拜的偶像，而是一种不断自我修正、勇于怀疑的文明精神。
如今，这位103岁的老人辞世，我心痛至极。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是因为他象征着一种“纯科学”的气质正在远去——那种既能质疑传统，也敢得罪权威的精神。
有关杨振宁先生的是与非对与错，世人各有解读。但对我而言，真正值得铭记的，不是他得过什么奖、说过什么错话，而是他在理性与信念之间，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清醒。
他走了，中国科学界少了一块基石。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块块扎根的基石，才不会都是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的反逻辑思维，才足以扺制社会上流行的伪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