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8）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杨桃源和小凌都不在，我一个人去几个生产队转了转，看看大队灭螺队是否已做好了春季查灭螺准备工作。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我回公路旁的“蹲点组”大草棚。沿河边一条小路刚走近青松公路，就看到我们单位一个叫黄幼龄的女子站在大草棚边的公路桥上四处张望。我对此人并不熟悉，仅知道她原来也是临时工，去年转正为集体编制，前不久又被党支部发展为预备党员。当时站里传过有关她的小道消息，说她之所以能转正并入党，与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一个姓庄的副主任有关系。这个庄副主任一次去金泽公社视察工作，黄幼龄此时正在金泽工作，而且她的家也是在金泽的，于是黄就招待这个副主任到她家吃饭。黄全家人竭尽“地主之谊”，请这个副主任吃鲜鱼活虾还有大闸蟹。金泽地处淀山湖边，盛产鱼虾，又听说她的一个哥哥就在当地的水产部门工作，所以弄些水产是不成问题的。总之，黄从此给这个副主任留下了好印象。因此之故，黄开始好运频频。这些传言的真假我不知道，也与我无关，当时只是“姑妄听之”，如过耳之风，听过算数。此时我不知她来这里做什么，猜想她大概是有什么事来找什么人，不过没有找到，想找人问一下讯，既是同一单位的人，倒也不好不理睬。于是我就紧走几步走到桥上，随后立定准备等她来问讯。她见我立定了不动，只得趋前几步做起自我介绍起来，说她是代表共青团支部来找我谈话的。“四清”结束前团支部要求所有未入团的青年都写一份入团申请报告，我当时为应付他们也写了一张。后来团支部批准了一批青年入团。我当然不在内。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而且对入团真的也无多大兴趣，故也没把它当回事。本来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所以也没有想到她来找的人会是我。现在见她代表团支部特地来找我谈话，说明团支部虽没有批准我入团，态度倒也挺认真的。这令我颇为感动。站在路中间不好说话，我就邀她一起站到桥栏杆边，准备听她说些什么。
她先说了这次团支部没有批准我入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我目前还不具备入团的条件，但没有说明白是什么条件还不具备；又说团支部还要继续考验我，希望我不要泄气，继续努力。接着她又像背书一样说了一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背叛自己的家庭”，“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阶级烙印’”，因此你“要刻苦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等一套大道理，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她滔滔不停地说，我一言不发静静地听，心想说来说去不批准我入团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可是，家庭出身我是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而改造世界观我认为我做的并不比其他人差，所以批不批准入团，其实与我努力不努力关系不大。这次你们团支部批准入团的青年，都是出身成分“好的”，出身成分有些问题的一个也没有批准。我就不信这么多人的思想一个也没有改造好。所谓“条件不具备，继续努力”云云，不过是不批准的托辞而已。
本来，她那些虚伪的托辞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我虽心中不服却也不计较。但不知怎么看着她那付煞有介事、自以为地位高贵、因而居高临下、以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觉察的训人姿态与人说话，我开始有的感动渐渐消失，一种失望和鄙视之情却在内心渐渐升起：怎么党支部和团支部总是喜欢培养这种浅薄的人！最后，她问我对这次不批准入团有什么想法？我心中突然冒起一股反感情绪。我想我还能有什么想法？不就是入个团吗？在这处处强调出身阶级成分的社会，不批准我入团不是很正常吗？虽然，入团入党对一个人的前途颇有关系，但我早就看穿：第一，批不批准你入团，主动权不在于我。即使我十分向往入团，表现得再好，但如果人家刻意不批我也没有办法。第二，我不像有些人那样以入党入团作为人生第一奋斗目标。我一向觉得，一个人革命不革命关键在自身的思想与行动，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和认可。既然入团入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谋私利，那么一个人无论处在哪种处境都可以革命。虽然别人对你的看法也要注意，但本末不可倒置。我在徐泾就看不惯“九阔嘴”那样的党员，对站里的某些党员、团员评价也不高。我向往的是像牛虻和保尔柯察金那样的自觉革命者。再说在社会上入团、入党的人毕竟是少数，不入党不入团的多了去了，难道不入团就不能革命了？又何须如丧考妣地惶惶然！因此，我坦率地对黄幼龄说：“即使入不了团，我也是要革命的。”我这么说，其实丝毫也没有藐视团组织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自己的心态：无论别人怎样看我，准不准我入团，我都不在乎；革命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和追求。我追求的是真革命而非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或认为这是一种时髦，因而要求入团入党的假革命。不料她听我这么说了后，立即惊奇地、且不以为然地诘问我：“不入团你也能革命？”这一愚蠢的诘问倒让我真来气了，我反问她：“入不了团的青年很多，照你说法，难道他们都不能革命啦？”她这样被我顶了一下，不知是真不相信不入团就不能革命还是被我顶懵了，先是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轻蔑地撇撇嘴，竟然一言不发掉头就走，回青浦城里去了。我站在公路桥的水泥桥栏杆边，望着她在夕阳光中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发出了一阵冷笑：难道革命是你们团组织包办的特权？这样肤浅、连革命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居然还代表团组织来教训人！《九评》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而你们这种人不过仗着出身成分好一点，顺利地入了团、入了党，就以为自己是天生的革命派，要垄断革命的权利了。这不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赵太爷 ”（鲁迅《阿Q正传》中的人物。他认为阿Q没有资格革命。）吗？我开始从心底里鄙视她。我暗自下决心，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出来让这种人瞧瞧，什么才叫“革命”！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我以为黄幼龄无知、浅薄，瞧不起她；然而真正无知、浅薄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请想一想：既然作为中共一党主席的毛泽东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共产党可以自封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吹嘘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从不承认他们对人民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行，那么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为什么就不能自认他们是天生的革命者，可以垄断所有青年的“革命权”呢？现实其实比黄幼龄说的还要残酷，还要肮脏，凡是没有得到党、团组织同意、认可的“擅自革命”者，都没有好下场。可怜这一点我是到了文革中和文革后才逐渐明白的。比如郭沫若的一个儿子郭世英就是这样的人。他因为幼稚而又太崇拜革命，与几个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一起研究马列主义，没想到反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这是发生在文革前的事。至于文革中、文革后更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北京的遇罗克、广州的“李一哲”、上海的王申酉、北京的魏京生……等等，除了这些比较知名的，还有更多不被世人所知的人，都是因为相信革命、追求革命真理而被共产党革掉了命，或被关进了“革命”的监狱。世俗的“革命”与书本上宣传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世俗的“革命”不需要你懂多少革命的道理，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革命正义感，只要听党组织的话就行了。书本上的革命道理教你为大众利益去奋斗、去献身；现实中的“革命”，实际是以“革命”的名义去为自己攫取权力、地位和物质利益。 这两种革命就如《西游记》里的真、假猴王，令人一时间难以区分。偏偏有些自以为聪明、能干、却书生气十足的人，他们照着书本上的革命教条，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参加革命，结果在现实的“革命”面前鲜有不碰得头破血流的；套用共产党的一句话，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除了上述的郭世英等人，还有以前的王实味、胡风等，也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样一比较，黄幼龄固然幼稚、浅薄，其实我比黄幼龄更幼稚、更浅薄，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而我竟然还不服气，还想要做些什么来让他们瞧瞧，那真是不知社会的险恶啊！明乎此，也可预见文革开始后我会有怎样的举动了。后来总算没有闯出大祸来，真要感谢上天和祖宗的保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