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三）在海滨城市—大连（2）

                                       五　我的青年（三）在海滨城市—大连(2)

 

         我们一起来的八位同学根据不同的专业被分配在各个车间，我被分配在轮机车间。车间的办事员是一个女同志，当时都这么称呼。高高的个子，一副大连本地人的模样，很友善为我办理了所有的手续，然后把我领到车间的主机班一班(一共有两个主机班)把我交给了一个叫魏芳臣的班长，算是完成了她的工作走了。

         班长是个工匠级别很高的师傅，中等偏高些的身材，平时总是和蔼可亲，但在原则问题上十分认真和严格，我倒很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对他很敬重。他又把我介绍给一位叫罗吉刚的师傅，算是我以后的跟班师傅，我叫他罗师傅，我当然是他的徒弟。罗师傅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师傅，他只是朝我笑了一下，然后给我分配一个工具箱，里面可以存放工作服，工具等，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倒在等待着他的许多注意事项或政治上的一些要求和吩咐。不过，我心里已经盘算着怎样跟着师傅干活，怎么与师傅搞好关系，尊重师傅了。当然更不能忘记自己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应该特别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因为我们是“臭老九”，用我们上海人的话说应该处处“识相”些。因为我时有一些任性，所以我常这样提醒着自己。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工人师傅对我们知识分子并非我所想象的那么歧视、对立，而是极其的理解和爱护，班里的师傅都对我很友善，关心。班组里也有几个“臭老九”，一个是早被下放来车间的刘工程师，但当时都统称为师傅，我只能叫他刘师傅。三十多岁的样子，胖乎乎的脸上总是流露着谦卑的笑容；还一个比我稍年长些的女师傅，我叫她王师傅，瘦瘦高高的个子，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据说是从检验部门下放来的；还有个是我上一届的同专业的学长，无锡人叫徐兵。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猜想，他可能受到文革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取的名，我们江南一带的人一般都不会取这样的名字。一见面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他与班长关系混的特别的好，他可能已经出徒不用师傅再直接带领他，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很自由，平时也很少露面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很少与我交流，见了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我原本想从他那里取取经，但我总觉得他不太够同学的情分。过了不久，他突然与我告别，他调回老家工作去了。我感到误解了他，因为在当时调动工作是件很复杂、繁琐的事，即使从大城市调往小城市也如此。但我感到他的离开对我而言是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我原本想从他那里可以取取经学点为人处世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确实可以让我学习一辈子。

         我们轮机车间有两个主机班，我们是主机一班，另外一个是主机二班，那里同样有个被下放“臭老九”，我在那里认识了这位“臭老九”—张在勇。他应该算是我们交大的老前辈了，我格外的尊敬他。他是宁波人，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瘦削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可能是习惯了低着头处世，站立或行走时身子总是不够挺拔，显得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衰老。当时也才四十岁左右，可是看上去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至今还孤身一人，是公认的汽轮机专家，可能因此使他幸免被下放农村。

         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帮助。如果说我在后来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可以说完全出自于他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同时我在那里还认识了一位我上一届的同专业的学长—罗明根，是上海人。我们一见如故很快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热情、直率、机智，他是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良师益友。

         平心而论这里的工作对我所学专业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技术装备最先进的造船厂，又正值北海舰队的多艘苏俄时代的蒸汽动力装置的驱逐舰需要大、中修理，而当时近300名工程师被下放农村，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把我们刚来的学生都被赶鸭子上架走上了承担检修的技术工作。一度使我很兴奋，也因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担忧。我只能虚心请教老师傅，他们才真正拥有实践经验的人，他们为我在修理过程中解决了许多工艺上的问题；我又请教了老前辈汽轮机专家张在勇，为我在修理中解决了诸多的技术问题。我根据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试着编写了一些有关修理工艺技术文件；设计了一些修理工艺装备等。然后请刘工程师审核，竟然都得到了他的认可。北海舰队的202，203和204驱逐舰经中、大修、试航后都达到了检修要求，使我第一次尝试了工作成功的喜悦。使我渐渐的爱上了这个工厂、也爱上了这座海滨城市，并开始考虑结婚后将妻子从上海调来大这里工作，在这里干它一辈子。可是后来的一件意外的政治事件，使我原先的的愿望和理想都彻底覆灭。

         接着我厂又准备建造我国第一艘051导弹驱逐舰，这是一条我国自行设计的舰船，这在当时是我国最先进的一艘舰船。当然承担这一项目的建造是件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事先，参与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政审并学习保密守则，当时我能参与这个项目的首制感到莫大的光荣和荣耀。我参加了在上海动力站的锅炉和汽轮机主机的性能试验，这些试验当时来讲是绝对保密的，我们把试验测得的数据和相关资料都记录在有编号的保密本上，下班时必须交集体保管。第一次经历这种保密制度，使当时的气氛十分严肃、紧张。甚至我不敢在家里多逗留时间。原本紧张的试验工作使我没有在家里多呆，只能给当时的女友和父母带来很大的失望和遗憾，几乎只是见了几面又随着大部队回大连了·。

         离开大连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大连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有了巨大的发展，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工厂里已经进驻了军队，第一天我从厂区的进口沿着天桥（下面都是铁路轨道）往厂大门走去，在天桥两旁用跳板和木方搭成的台阶上稀稀拉拉的站立着一些低着头挂着“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狗头军师”等牌子的人，同时看到有少数上班的人一路进来，一路对着他们搧耳光，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恐惧。

         我在车间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我班组师傅们的观点是属于“工总司”一派的，而另外一些班组的师傅们是属于“革联”派观点的。从整个车间来看，两种观点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自从军队入驻以后，军代表似乎是支持“革联”派的。因为当时进入学习班的和被专政的几乎都是“工总司”一派的人。一次车间里召开批斗车间主任张主任大会，张主任在我的印象里是个十分敬业、勤奋，且平易近人的一位使我很尊敬的领导。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来怎么他一下子成了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我看着他被押上来的时候，有许多人马上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张X X !”，并有人冲上前去对着他拳打脚踢，更有甚者用船厂的老K皮鞋踢他的头部（他正好在低着头的时候），他的头一下子肿的老大老大的，肿了的嘴唇在晃动着，嘴巴里血流如注。在那一瞬间我忙别过头去，真是惨不忍睹。事后，我的师傅告诉了我的一些事实真相，张主任只是个实干的人，对于只抓革命的一些观点有不同意见，就定为了反革命。我听了以后也愤愤不平，冥冥之中使我有了张主任的观点—倾向于“工总司”的观点。

         从此，车间里的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特别车间里的“学习班”和“群众专政”机构建立以后，车间里的具“工总司”观点的师傅都人心惶惶，特别关注被进入“学习班”和“群众专政”的人。有一天中午，师傅们从船上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位师傅与别的班一位师傅争吵了起来，周围围着一些人。我和我的学长罗明根也凑热闹走了过去。我班组的师傅辩解说：“我只是与老张（与他相同观点的一位师傅）说，某某人（我记不得具体姓名了）可能要被专政了。他在旁边偷听听见了就说我造谣，要抓我小辫子似的。”正在他俩师傅争论时，我车间的军代表主任单主任来了。他常常在中午待师傅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在车间里出现，车间里的类似于这样争吵的事，都是他责无旁贷的事。然而他总是把这种师傅之间的争论上纲上线的来分析，他走来的时，那位革联派的师傅仿佛来了救兵，马上迎上去恶人先告状。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十分严厉地打断了我班组师傅的话说：“你说这种话要有依据，没有依据就是造谣。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好像马上就要搞我们师傅似的。我就与罗在一旁悄悄地说：“现在车间里人都人心惶惶的，师傅之间这样议论也很正常，就凭一句话就要搞倒人家似的，这个解放军水平也太低了。”罗听了忙向周围看了一下，朝我眨了眨眼睛忙拉着我一起走开。当时我还感到我的学长有点神经过敏、莫名其妙。

         几乎就在这几天里我的学长罗明根居然混进了 “群专”组织，我对他的机灵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在我看来这是比登天还难，然而他戴起了“群专”的袖章，还经常告诉我关于他们的许多内部消息。突然有一天的中午，他把我拉到车间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神情十分严肃告诉我：“这几天，单主任要我们“群专”组密切注意你的动向。”并劝我是否主动找单主任谈一谈，做个检查。我带有蔑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检查的？”他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走了。

         又过了两天的一个中午，我与我的师傅从051船上下来，走进车间，在车间的布告栏前站着许多人，平时我不太关注布告，现在怎么有那么多人在看，有什么重要的告示？随着大家我也停了下来，视线转向布告栏，第二期学习班名单公告！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李赜，我的腿一下子软了下去，脑际出现了第一期学习班成员的下场情景，都被打的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以后送进了“群专”，等待着的是无休止的批斗。我拖着双腿好容易到了班组，也没有吃午饭就向班长请了假，又与我的师傅打个招呼回宿舍去了。他们已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都以无限同情和无奈目光送我离开车间。

         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着怎样度过这个难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难关，使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了父母和深爱着的女朋友，如果我过不了这个难关，那么请父母原谅我不能尽孝了，请女朋友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会独自面对这一切，不想连累任何人。

         当一切决定了以后倒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已经没有任何恐惧。我在想象：“一个死囚即将被绑赴刑场执行之前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吧。”反而精神振作了起来，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学习班的第一天，单主任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训话，阐明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会上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只有深刻检查、反省，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我感觉他的训话都是针对着我说的。我在想：“只要没有皮肉之痛，怎么检查都行。”于是在写检查的时候，我把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忘本……。什么样的帽子都往自己头上戴。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这样洋洋洒洒的一共写了10张纸的检查。

         在第二天的学习班上，他显然已经看过了我的10张纸的检查，他显得很得意的高兴地说：“我们这一期学习班还是有成效的，李赜同志的检查是深刻的，从今天起李赜同志担任这个学习班的记录。”听了以后，我总算一下子松了口气，因为他对我已经同志相称。心里想：“皮肉之痛总算没有了，至于那份检查都是很空洞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也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帽子的存在。从法律的角度将无法判我有罪的。”我倒有点不无得意地会心地笑了起来，但给我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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