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成立于1881年，主要任务是对军人的军纪的巡查和检查，及军事法庭。但后来逐渐演化成特务机构，主要任务变成对占领区人民的镇压，抵抗组织的破坏等。日本宪兵队后随日本投降而解散。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济南后，在济南成立济南宪兵本部（又称为车站宪兵队）。宪兵队本部设立：特高课，（济南）城内分遣队，及其他地区分队，如泰安宪兵分队，兖州宪兵分队等。后来在济南又成立了八大公馆，即八个分遣队，对抗日军民进行疯狂地残酷镇压。其中由日人武山成护领导的南新公馆和以日人司田领导的泺源公馆杀人最多。被抓到宪兵队的，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侥幸活着出来的，也得终生残疾。
谷正文，真名郭同震。 ”谷正文“这个化名，是其在日本投降后，转投军统时用的化名。因为当过汉奸，真名当然是不敢用的。郭同震（谷正文）是济南日本宪兵队的大特务。但郭是什么时候加入宪兵队的，这个存在争议。笔者觉得1940年的说法比较可信。存在争议的，还有郭是如何加入日本宪兵队，有被捕叛变说，有主动投靠说，有被策反说。但无论如何，郭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走狗是板上钉钉的事。
在下面这篇回忆录中，作者徐志刚，作为知情者，在此文中清清楚楚地提到郭同震，即谷正文，是济南日本宪兵队的大特务。
为阅读方便，本人将回忆录转贴于下。 文章链接：济南沦陷时期日本特务的血腥罪行
文章标题：《济南沦陷时期日本特务的血腥罪行》
作者：徐志刚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五十年了。对于日军侵华烧杀抢掠种种罪行，已为众所周知。但对日本特务的罪恶，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还是不够了解的。
抗日战争初期，笔者在济南师范求学，曾耳闻目睹日本特务的暴行。1945年冬参加革命，济南解放后，在公安机关工作，曾参与审理过一些日本特务的案件。现凭记忆，将日本特务的罪行予以揭露。奈年代已久，或有人名、地名等记忆不够准确之处，恳请各界知情人士指正。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一贯大搞特务间谍活动的。远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的侵略野心，在中央（内阁）设立了“大东亚省”，专门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领导和指挥；下设“支那课（科）”，专管对中国的特务工作。可不要小看这个机构的名称仅仅是个“课（科）”，实际上它的权力却非常之大。它在日本对华派遣军的各地各级组织中都有派出的人员，对全部侵华日军的特务间谍工作具有指挥权。它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就以各种手段，从留日学生、贸易往来的商人、以及各类黑社会（道会门、青红帮）人员中，用重金收买了一批背叛祖国的汉奸，充当他们的爪牙，秘密打入中国的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为侵华日军刺探、搜集、提供情报，进行各种特务间谍活动。
如在我国城乡各处都普遍能看到的“仁丹”，“若素”，“大学眼药”，“老笃眼药”等等花花绿绿带画带人像的大字，或写在墙壁上，或以各色广告牌插在地上、建筑物上。这些东西，表面看去，是人们所绘制的商业广告，实际上却都是为日军侵华所设的路标。它不仅起到指引路线的作用，还把中国当地的军事设施、兵力部署、防卫重点，作出明确记号，使日军一目了然，得以长驱直入。
如山东省的大汉奸朱经古，就是为日本“大东亚省支那课”所吸收发展的高级特务。他在三十年代初留学日本时，即被收买笼络，后接受派遣，返回国内进行潜伏活动。
朱经古是山东单县人。他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的公开身份，在济南任“东鲁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前，“东鲁中学”的校址，即现在经六路纬四路的“第三中学”）。
朱经古长期潜伏之后，不仅为日军侵入山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还以其与上层社会有联系的特殊身份，一度担任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对日谈判代表。
1937年秋，日军继占领平津后，沿津浦线向南推进。在加大军事压力的同时，以重金为诱饵，想让韩复榘出卖山东，日军好顺利占领济南。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高级特务河野，中方韩复榘的代表就是朱经古。他们进行秘密谈判，地点在现济南西郊飞机场。韩复榘要价是一百万银元，日本的出价是六十万。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讨价还价，到了七十万、八十万。这笔出卖山东的肮脏交易终未做成，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所耍弄的一种伎俩。他们用这种“谈判”麻痹韩复榘，利用他想大发国难财的欲望，诱使他放松战备，拖延时间；从明抵抗、暗谈判，最终变成不抵抗。日军乘机由北南下，很快占领了德州、平原，一直到了齐河县境的黄河边。既然目的已经达到，日本方面就宣布中止谈判。接着，在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了济南。
济南沦陷后，日军便在小纬二路（南头靠近经七路，现在的门牌是333号）路西，公开挂上了“大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牌子。前面提到的曾参与谈判的日方代表河野，担任了“特务机关长”。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朱经古，这时也扯下“东鲁中学校长”的面纱，正式出任了伪政权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后又任伪“泰安道道尹”）。“东鲁中学”（今三中）的校址，挂上了“日本女子高等寻常学校”的牌子。
朱经古这个大特务，济南解放后又潜伏下来，参与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农众自卫军”，阴谋暴乱。1951年，被我公安机关侦捕。笔者曾多次审讯过朱经古，地点在今经二路347号（纬六路以西）路北的“济南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槐荫区大队”院内东二楼（当时为监所）。朱犯对充当日本特务等叛国罪行供认不讳，被我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日军为了在济南加强反动统治，公开挂牌的除了有“大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外，还有“城内宪兵队”，“商埠宪兵队”，“车站宪兵队”；不挂牌的，则有“泺源公馆”，“朝阳公馆”，“鲁仁公馆”，“鲁安公馆”，“梅花公馆”等所谓“八大公馆”。
这些特务机构，按地区按行业虽各有分工，但他们的共同任务是：严查一切抗日活动，对人民进行各个方面的秘密监视控制。特务们直接或间接通过伪“新民会”、伪基层政权（坊长、保长、甲长）和各行各界的伪组织，疯狂地进行种种镇压活动。
特务们肆无忌惮地检查一切邮电往来信件，严禁一切有抗日文词的书籍报刊。甚至连老百姓在照相馆照的相片，也要一一进行检查。在每一张相片的背面，都盖上经过检查的图章。笔者现存有这样的相片实物，上面盖着圆形的蓝色橡皮图章。第一行字是“检阅济”（日文意思是已经检查），第二行字是日期“14，2，3，”（指日本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2月3日），第三行字是“济南宪兵队”。
在街道上，特务们与派出所伪警察配合，加强户口和来往人口的管理，尤其严密盘查那些从农村（解放区）来的生人。笔者当时住在新东门外青龙街247号，老家在平阴县的外祖父，每次来到济南，都遭受这帮人员的多次盘查，甚至有时一天来查三、四次。
在学校里，特务们检查书刊、信件，严密控制教师和学生的言论和行动，一旦发现“可疑人物”，他们就使用秘密跟踪、盯梢、突击搜查、乃至绑架等卑鄙手段，进行残酷镇压。如1943年，笔者在师范的一位同学陈捷民（今改名“陈克刚”）只因日本特务在他宿舍里搜到一本红色封面的鲁迅著作《呐喊》，便被当做“嫌疑分子”抓去进行拷问。（而后，陈捷民与我党在济南的渤海区工委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辗转去了解放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科协主席。现已离休。）
这些“公馆”的特务们，平日里都穿便衣，或长袍短褂，或西服革履，身带手枪、手铐，到处横行霸道。他们享有各种特权，对中国同胞可以任意搜捕，拘禁，刑讯，乃至虐杀、处死。济南市被日本特务机关所杀害的人，据五十年代“镇反”运动时城郊各区综合统计，约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人民只要被这些“公馆”抓进去，就要受到种种骇人听闻的刑讯：从鼻孔里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坐“老虎凳”，上压杠；挨狼狗嘶咬；遭皮鞭、木棍毒打（有时用猪毛绳蘸湿了盐水再打，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沟）；用钳子拔牙、撬牙；往指甲缝里钉竹针、竹签；用烧红了的烙铁往胸前烙；拔头发，扎舌头，铁锤砸手指……种种残酷的暴行，无所不用其极。对妇女的刑讯折磨尤其残忍，从绑在木床上轮奸，到抜阴毛，阴道里插火棍，割乳头，等等，惨不忍睹。笔者曾亲眼看到过一位同学的亲戚（林姓妇女），十个指头全被特务刑讯时用老虎钳夹断，造成终身残废。
解放后曾任济南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武思平同志（后曾任省民政厅厅长），1942年曾被日本特务逮捕。严刑拷打后，再捆绑起来，反复拖到楼梯口，用皮靴往下猛踹。特务们在一旁狂笑，以此取乐，称这是“滚肉蛋”，还比赛看谁“滚”得多。
当时，老百姓普遍知道，只要进了“公馆”，就等于进了“阎王殿”。即使不被折磨死，也会终生致残。许多人受不了种种酷刑，屈打成招，不得不按照特务们所要求招供的“罪名”，承认自已是“八路”，“共产党”，“抗日分子”；而这些已经“供认”的人，则又成为特务们练枪法的活靶子。
以“泺源公馆”为例，这是当时杀人最多、臭名昭著的一个魔窟。地点就是现在泉城路226号（百货大楼东面路南一座灰黑色楼房，现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机关）。“泺源公馆”的特务头子是日本宪兵队的武山。（此人罪大恶极，日寇投降后即被处决，埋在济南南门外）。此外有权势的大特务，还有张燕、郭同震等人。济南解放后，这些日特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在审讯中，他们亲口供认，“泺源公馆”的后院，便是刑场。下毒手时，特务让“犯人”在院子里随便往前走，他便从身后开枪。为了练枪法，特务不是一枪把人打死，而是随心所欲地打耳朵，打胳膊，打腿，打胸部、腹部，或前或后或左或右，让你死又死不了，活也活不成。有时，又专练射击致命之处，打人的太阳穴，打脑子、心脏；打死后，再割开尸体，以检验子弹打得是否准确。这样遭特务们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审讯时，这次说六七十人，下次又说一百来人，连这伙特务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多少人了。
这帮狗特务丧尽天良，醉生梦死，终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为了发财，他们除了从关押的人身上打主意，千方百计向其家属榨取钱财外，有时还随意去抓几个有钱的商人，硬说他们“私通八路”，进行刑讯折磨后，大肆敲诈勒索。为了赎出一条活命，不少商人弄得倾家荡产。有的拿不出那么多黄货（金）白货（银）或现金，竟无辜地冤死在这伙特务的魔窟之中。
日本特务用这些残忍毒辣的手段，杀害了不少抗日的仁人志士，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善良无辜同胞！1940年，济南师范学校在如今的泉城路221号（百货大楼对面路北，现为山东省统计局机关）。笔者常在“宪兵队”、“泺源公馆”附近的大街小巷走，曾多次亲眼看到从里面拖出来的尸体，肢断颅开，遍体鳞伤，一片血肉模糊。令人惨不忍睹，终生难忘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惨景。
除了以上各特务机构外，在济南北郊（今堤口路东段路北山东省幼儿师范学校校址），还有一座“新华院”。它也是受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操纵指挥的。不过，它专为全省各地被俘虏来的抗日军民而设，也抓进济南市区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有抗日思想的“嫌疑犯”。
“新华院”，美其名曰“教育感化”，使入院的人“转变”成“良民”。实际上是一所惨无人道的劳动集中营。被关押的人，每天都被强制进行繁重的劳动。吃的是发霉的橡子面，穿的是统一编号的破囚服；经常挨打受骂，“犯规”的要关进水牢，整天在地下木栅式的井窟里，被污水浸泡，直到全身腐烂，皮肉脱落。还有的被抛进一个大枯井，里边蓄满了蛇、蝎、老鼠、蜈蚣等毒虫，有的人被咬伤重，不久即死于其中。强制劳动而侥幸活着的人，被饥饿、毒打、种种折磨得了病，却得不到任何治疗。病不重时，仍被迫天天强制劳动；一旦病重，便被拉到后院的所谓“特别病房”，从此一抛了事，直到气绝身亡。济南解放以后，为建筑施工，在“新华院”旧址一带，曾发掘出一个“万人坑”，内中尸骨层层叠叠，密密麻麻，令人毛骨悚然。
历史的长河悠悠，人民的血泪汩汩。牢记昔日仇恨，莫忘日寇、特务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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