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五）

「捉放曹」计诱捕台共副书记陈泽民

蒋介石太兴奋了。整个《光明报》事件从开会到侦破，才不过一个多礼拜。这是政府迁台后，国共首次斗争，国民党胜利了，而且一举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员会。

总裁大悦，毛人凤不但脸上有光，当他从官邸报告回来的时候，双手还抱了三十万奖金（民国三十八年的三十万，数目大得可以叫人两眼发直）。其中，十万是破案奖金，二十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提到这二十万经费，我必须简单说明一下民国三十八年一至八月保密局的尴尬处境。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三天后，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干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由于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凤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这枚假印，一直沿用到三十九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才取得了合法性。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有了二十万工作经费，同僚们才终于又有薪水可领。

毛人凤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到延平南路来找我，他把钱摊在桌子上说：「总裁当我面夸奖你，他说你办得很漂亮。」然后，他问我要多少奖金？

我没正面回答，只表示，如果把钱留在局里，有助于日后办案，我甚至不要奖金。

「这样吧，给你两万，你自己决定留多少钱我不管，但要记得让一同办案的组员服气。」

这一次协同办案的组员，连同我在内共有九人，我自己分得三千，其余八人各得两干，所余一千元则充作组内基金，用以改善组员伙食。

记得在侦讯钟浩东的时候，他曾经问我一句话：「老郑怎么样？」这句无心的话，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直觉他的层级一定比钟浩东更高，钟浩东是县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么，老郑可能就是省级的负责人。

「老郑？老郑是谁我不知道。」我告诉钟浩东我是个老实人。

「哦！原来你还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

我觉得钟浩东倒天真得可爱，于是我笑著说：「你不谈，我可要谈呢！」

不过，钟浩东到死都没有说出老郑究竟是谁。这点我倒是不急，因为我认为，从别人的口中，一样可以探出老郑的线索。就在钟浩东案侦讯到一半时，高雄组长黄昭明来电话了。他说，林建魂渗透进入共产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之后，捉到此一工委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

他说：「这个人抵死就是不肯合作，你比较有经验，快来想想办法。」

「他现在在哪里？」

黄昭明说：「火车站前苗圃一辆公卖局的车子里。」

这天深夜，我见到了李汾。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体形相当壮硕，短衬衫底下裸著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看来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额上，有著三道深刻的皱纹，两颊间的法令纹并不对称，下唇由于经常噘盖上唇，显得特别厚大，整个脸上的轮廓，予人一种极为愁苦的印象。然而，从他飘忽不定的眼神，总又觉得他实非一个有思想的人。于是，在我心里，我假设他是一个专注于利益的人。

初时，他是沉默的。不过，经过我以客观情势分析他的利害关系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什么？你说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不会有事？你自己能相信这笑话吗？」

「你少听了一句话，你不但要承认，而且要跟我们合作。」

李汾对合作两个字颇感兴趣，他那原本被愁眉紧压得瞇成一线的双眼，顿时光亮了起来。他表示，既然我曾经是共产党员，又为什么要背弃它？他问我：「它现在是得势的政权，台湾终究会被解放。」

「我了解你的心情。」

「不，你怎么了解？我没房产、没地产，每日在铁工厂上工，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叫孩子们还要跟我一样做一辈子苦力，没出息？我看共产不错，日子好过一些。」李汾说著共产，不知不觉兴奋起来。在他的脑子里所谓的共产，大概就是把有钱人如陈启川、辜振甫、林挺生的财产拿来充公均分吧！

由于他的思想天真得过分，我并未与他进一步讨论思想方面的问题。我只是威胁他基隆市工委会已经破了，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线索，依我的经验，台湾共产党并不会存在太久。

「或许在你们破坏台共之前，台湾就已解放了。」

「如果你这么想，也许就活不过下个月了！」我的话虽然是威胁性的，但也并不夸张：「毕竟你现在在我手中。」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了，我认为李汾嘴里虽还坚持共产党日内解放台湾的论调，但心里已经妥协了，于是我把他释放了。

黄昭明对我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担心我会功亏一篑，抹煞了他所立下的功劳。

「抓一个李汾干嘛？将整个高雄工委会瓦解掉才过瘾。」

「你把他放走，不要说高雄工委会，就连李汾都没了。」

「别急，钓鱼要有耐心。」

「那我们该怎么办？」

「等吧！」我因此暂时在黄昭明家中住下，等待李汾回来报告好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李汾就是没出现，黄昭明越来越没信心，总是一肚子牢骚。

没想到，我刚一回到台北，黄昭明就又来电话了，他说李汾回来了，要我赶紧南下。「大鱼快上鈎了。」在电话中，他的语气相当兴奋。

我于是又匆匆赶搭火车前往高雄。李汾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上级约他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

十月三十一日，我、黄昭明、李新明、李汾与高雄组另外一名干员先行前往农会附近埋伏。农会前有一棵大芒果树，我灵机一动，指派李新明躲在树上，然后叫李汾在树下徘徊等待。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四十二、三岁的男子出现了，他机警地走向李汾。这时，李新明从树上跳下来，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们立刻上前协助将他制伏。

「你把我出卖了。」他面向李汾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