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四）

《光明报》事件

约谈四名台大学生的过程之前，我必须预先表明当时我对台共分子的态度。

「在台湾，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人很少，年轻人加入共产党，往往只是一种盲目热情的产物。」这是我依据自己的经验所做的一个假设，而假如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就有把握将未来的敌人一一变成朋友。化敌为友，是我在国共情报战场最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我甚至认为，它是情报工作上唯一的一条游戏规则。

当四名学生知道还要再度被约谈，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过，报纸是捡到的嘛！」

「捡到的？去哪里捡？」

「校（台大）外马路上。」

「路上就有得捡，那么带我去捡一份怎样？」

四名学生听了这句话，一时之间都说不出话来，只得无奈地坐上我们的侦防车。回到延平南路一三三号新办公处，学生们变得比较镇定，也许，他们在车上已经想好应付的办法了。

当时我并未采用隔离侦讯，因为我认为他们只是四根鸡毛，无须急于笔录犯罪口供，然后将他们移送邀功；相反地，我甚至想替他们脱罪，如何顺利破案而又同时保护这些年轻人不受伤害，便成为我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我明白告诉他们：「假如我们是朋友，我想我很清楚如何帮朋友忙，说明白一点，我有把握让各位度过这一次灾难。」

「谷先生的话说得严重了，捡到一分敌人的宣传刊物不应该算是一种灾难吧？」率先答话的学生叫做戴传李，在四名学生中，他的资格似乎比较深，从一开始，三名学生的眼神便经常不自主瞟向他的身上。

我简单翻阅了一下他的资料，知道他是台大法学院学生，台北市人，二十四岁。接著，我决定采取聊天的方式进行侦讯，这种方法至少可以模糊敌我意识，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从对方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某些话题切入，掌握住重要线索。

「在台湾，能够考上台大，很优秀。」我藉著「台湾大学」个话题探知戴传李的家庭背景，他来自台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亲是实实在在的小生意人。他有一个妹妹从小被送入蒋渭水家中当养女，叫做蒋碧玉，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戴芷芳在基隆中学合作社当僱员。

「你们都看些什么书？看不看共产主义的东西？」

「不看，看那有什么好。」

「年轻人不应该心存偏见，我倒认为各位应该找几本马克斯或者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来看看。」

四名学生都把我当做三流的侦讯人员，以为我要用这几句话来套他们。不过，他们却不明白，自己将面临一次长达十多小时的无边漫谈。

「各位不看马克斯，那么，平常都看些什么书？」

戴传李表示，他最爱读施耐庵的《水游传》。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早年在中央政治学校从法学教授萨孟武那里听来的一则有关《水浒传》的分析拿出来活用。

「你记得《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吗？」我明知一般人读章回小说，不可能熟记回目，因此，我故意这样问，只是想让对方陷入一种头脑空白的状态。当一个人头脑空白的次数越多，那么他的警觉与机智便会相对地减少。

戴传李很费力地记忆著，但最后终于放弃了，他说：「想不起来。」

于是我说：「《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解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所讲的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在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元末；乃至于现代，几乎都不曾改变过……」

正当我想切入重点的时候，坐在我正前方的法学院学生许远东忽然放了一个大响屁，然后双手抱肚，脸色极为难看。

另一名法学院同学吴振祥替他求情说：「许远东感染痢疾，能不能让他休息休息？」

此时，我已将心理攻势的焦点摆在戴传李身上，因此，并不介意许远东病遁。

我说：「青面兽杨志是一个有才艺而且为人正派的青年，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中的优秀人物，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出头；智多星吴用学问很好，点子也多，遗憾的是，这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足够力量去执行他心里的点子，顶多只能开个学馆，教教学生。然后是赤发鬼刘唐，这个人消息非常灵通，同样地，他也无法独力劫取十万金银。但是，这些『没有用的人』，一旦结合在一起，竟成为一股令官方十分头痛的力量……。」从讲起《水游传》之后，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我们都没有再谈到任何有关《光明报》或者共产党的事。

十二点半，服用抗生素后，许远东又被送回侦讯室，他的精神显然已经恢复。

经过六、七个钟头的漫谈，学生们的戒心已经鬆懈下来，显然地，我终于可以切入主题了。

「我不清楚各位是隶属于共产党哪个支部，不过，我倒很明白，各位仅仅是杨志、吴用、刘唐罢了。」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指出四名学生皆是共产党员。

除了许远东的表情比较凝重外，戴传李、王明德和吴振祥都同时流露出颇有同感的笑容。

我的漫谈攻势发生效果了，接下来，我便可以大大方方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学生们讲述当年对共产主义由热情转为失望的过程，然后说：「各位都是优秀青年，在人道上我无权主宰你们的生与死，但以法律而言，我不得不提出警告，诸位目前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我看只有你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了。」

这时候，已经凌晨五点钟了。

「你给我一个可以信赖的印象，这点和前一次那批政府特务（指警备部）给我的印象很不一样。」戴传李说著，同时向王明德、吴振祥瞅看了一下，在得到他们认可的眼神之后又说：「我们并不想死！」

「只要你告诉我《光明报》是怎么来的，我自有主张。」我告诉戴传李等人，我将从笔录著手，让四人不受重罪：「我不敢说你们可以完全无事，但顶多只是交付感训，两、三个月的日子并不会太难过。」

「好。」戴传李说：「不过，你也要帮忙我妹妹戴芷芳脱罪。因为，《光明报》就是她拿给我的。」

经过戴传李的自白后，我大致明白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本身就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他担任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在该中学里安插了许多随国府撤退来台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如罗卓才、张奕明，此外还积极在校内外吸收成员。而《光明报》便是基隆市工委会的宣传刊物。

我依照承诺，在笔录上将戴传李等人加上了「涉世未深，误信共党宣传，经约谈后幡然悔悟，态度诚恳，并提供具体线索协助破案」数笔，俾使四人逃过这次灾难。

第二天，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局本部报告侦办成果：「四名学生已经招供，明天凌晨行动，明天一早就可宣告破案了。」

「听说你把四名台大学生释放掉。」坐在毛人凤右前方的副局长潘其武说话时，故意以他浓重的福州腔讥讽我自作主张：「不合适，这样做不合适哪！」

毛人凤并不理会他，而为我打气说：「别叫这只大公鸡给逃掉。」

凌晨三点五十分，天色黑鸦鸦一片，我亲率三个行动小组荷枪实弹冲进基隆中学，第一小组由我带队，直捣校长宿舍逮捕钟浩东；张西林和牛树坤分别带领第二、第三小组搜查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其他共产党宣传资料。

二十分钟后，我将钟浩东太太蒋碧玉带到印报器材前面，钟太太眼见大势已去，并未进行反抗与辩驳，只是淡淡地说：「这次我们输了，我想我是难逃一死，不过，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

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我们一共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其中共有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依「蒐集军政情报，开展兵运工作，俾便于匪军来犯时阵前策应，协助登陆」之叛乱罪名处以死刑，其余三十六人则分别被处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训的判决。

令我颇感安慰的是，戴传李兄妹及其他三名台大学生仅被处以交付感训最轻的处分，而且并未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