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台首度掌握肃谍契机
第三天早上十点钟，洛杉矶号缓缓驶入基隆港。泊定后，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三艘小贩的舟子，像赛舟一般向我们争先划来。
「香蕉！」
「凤梨！」
这几个小贩头戴竹笠，吆喝起来劲道十足，在这次难民潮中，他们大概发了一点小财。
若是台湾又被攻陷，这一点小钱又有什么用？想著，脑海里不禁涌现那漂满五十亿银圆券的黄浦江面的景象，这时我笑了。到了三十八岁，我想，因感觉人生无常而微微一笑，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登岸后，走入紧临码头的基隆市区，我感觉已经很久很久不曾呼吸到这种毫无战火味道的空气了。我开著随船运来的一辆美制吉普车，以漫游的心情驶向台北，沿途，两面矮丘绵亘，路上车辆稀少，闷热的六月山风从挡风玻璃的大破洞吹袭在我身上（这辆吉普车是逃难前两天在上海街上找来的，挡风玻璃虽然被打破了一个大洞，但引擎性能还算良好），我这个北方人一时不能适应，除了头脑觉得昏昏沉沉之外，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不过夏天虽热，算一算，至今我也在台湾度过四十四个夏天了。
抵达台北火车站时，其他搭火车的组员、家眷已经在站前广场等候许久。我们在西门町共包租了中台、山叶两家旅社，才勉强挤下两百多人。
、第一夜，由于闷热和拥挤，大部分的人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出现在我的房门外。
「谷组长，久仰了。」他说：「我听白世维（原任北平市警局副局长，当时则担任高雄市警察局长）提起过，抓匪谍属你最有办法。」然后，他又不著边际地胡乱寒暄起来，他的话很多，但大抵流于虚夸。
由于过盛的热情、交浅言深和言辞虚夸的态度，这一位将来在肃清共谍的工作上可能关系密切的新同僚，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失败。
林顶立住在西门町成都路、康定路口，他的家看来活像一艘军舰。据说，这栋造型奇特的建筑，原是日据时代海军情报部官舍。至于林顶立如何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我并不清楚。
第二天，我依约抵达林顶立家中，一进门，客厅里已经满满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儿了。这个人讲话夸张，连桌上的酒菜也显得过于排场，不过才两个人（我和林顶立两人用餐），桌上却摆了十几道菜餚。
林顶立的肚子并不大，不过，他喝酒却很海量，看他面不改色地往肚子里灌酒，我真怀疑那么多酒精和水分，到底装在他身体的哪个部位？总之，开席不到三十分钟，他已经喝了三瓶特级清酒。
对于爱吹牛皮的人，酒精最能助兴，所以，此时林顶立的嘴巴。就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这一顿饭，绕著生蚵与男人性能力的话题上吃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我觉得再这么瞎扯下去，恐怕到天亮也谈不出什么正经事，因此，我不得不在他眉飞色舞的时候，扫兴地把他的话题截断。
「台湾站目前有什么肃清匪谍的计划没有？」
林顶立听我突然这么问，两只瞪大的眼睛好像触了电一般木木地凝视著我，许久，才恢复先前的灵活，然后，他以笃定的口吻说：「彭副司令（即彭孟缉，时任保安副司令）认为台湾没有共产党，我的看法和他一样。」
就这么一句话，便答得我心灰意冷，我顿时觉悟到，将来在台的肃谍任务，只能靠自己了。于是趁著林顶立打了一个哈欠，我赶紧抓住机会说：「感谢林站长的招待，我看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告辞的情形，我想，以落荒而逃来形容那种狼狈样，一点也不夸张。
翌日起，林顶立便带著我，从基隆一路往南拜会到屏东。
高雄站站长黄昭明，他早期曾是老东担任农民讲习所所长时代的学生。依我日后共事的经验，我觉得他的能力要比其他组负责人如桃园黄朝君、台中林文凯来得干练一些。
我私底下曾大略分析过，黄昭明日后在协助我肃清共谍的任务上表现之所以较其他人出色，除了他本身曾经参与共产党之外，他的人际关系和他的知人善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毛人凤随同蒋介石前往重庆视察，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一个星期后，他们冒著共军猛烈的砲火，搭机飞返台北。
「西南也保不住了。」毛人凤返回台北第二天，到西宁北路特勤组办公室来找我，他一脸忧戚地说：「大好河山，如今只剩台湾一隅……。」
然后，他以国民党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的身分，约略分析国共情报斗争的胜负优劣，他说：「自戴先生遇难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匪谍，全都一筹莫展。你对付共产党最有经验，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肃清匪谍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要负的责任很大。」
毛人凤如此抬举，使我不知如何搭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