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5）
（十一）“蹲点”
一九六六年的春节过后，“四清”告一段落，张宜召开全站员工大会宣布了新一年的工作任务。根据站领导的工作分派，我与杨桃源，还有一个叫凌嘉尧的临时工被分到了塘郁“试点组”。我们三人组成一个科学实验小组，由杨桃源负责。至于科学实验小组具体搞什么实验，我和凌嘉尧都不清楚。杨桃园也没有跟我们说。当时中共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将我们按在哪里就在那里起作用”；再说我和凌嘉尧仅是临时工，也非医药专科学校毕业，怎样做实验也不懂，反正一切听“老杨”吩咐就是了。第二天，我和凌嘉尧随杨桃源一起先去了一次唐郁大队，与大队领导联系安排我们的“三同”事宜。 从县城到唐郁，沿青松公路走，半个小时就可达到。大队将我们安排在第八生产队队长家里住宿、吃饭，劳动则随我们便，去哪里都可以。第三天早上，我们三人先去血防站的仓库领了三副睡觉用的竹榻，再带上自己的行李铺盖，用站里的一辆手拉拖车拖到八队队长家里，安顿好，将拖车送回血防站，在单位食堂吃了中饭后，当天下午就到塘郁开始了“三同”生活。
在当时，“蹲点”是一件赶潮流的事情。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差不多都有一个属于本单位的“点”，作为领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解剖“麻雀”、摸索经验的基地。这股“蹲点”风的兴起，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有关。当时刘少奇下令各级机关领导都要下基层去“蹲点”，说不下去的没有资格当领导；也与毛泽东历来提倡的“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以及新近发表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的精神一致。当时，我们对毛、刘矛盾并不清楚，但因为“蹲点”事关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最高领袖的提倡，怎敢不积极响应？但几天下来我们就发现，与贫下中农 “三同”，同劳动还好说，同吃同住其实是两不方便，社员也不欢迎。只是这是党提倡的，谁也不敢说不是。
“三同”之中最好办的是“同劳动”。那时我们因为初来乍到，实验工作一时也开展不了，我们就先与社员同劳动。冬天农村一般没有什么农活，但有一项任务就是冬季水利工程。从“大跃进”到文革“学大寨”，除了大饥荒那几年，每年冬季都有搞不完的水利工程。县有县的水利工程，公社有公社的水利工程。换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公社党委书记，就会有一个新的水利计划出来，不停地填旧河，开新河，都想干出一点“改天换地”、“重新安排山河”的成绩来。于是青壮社员大多被公社召集了去开河，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女主要是平整土地。在最初一个多星期，我们就天天与这些老弱妇女一起挑泥平整土地。我们那里是平原，土地本来就平，因此所谓“平整土地”， 其实就是去扒掉田间路边的一个个坟堆。直至“四清”运动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农田中还有不少新旧坟堆，像碉堡一样凸起在田野。但“四清”以后，农田中已见不到了坟堆了。
“同住”就有一点难度。因为许多社员的家地方也并不宽敞。还有一点难处是住在社员家使用热水不方便。那时正是隆冬，我们参加平整土地，一天下来满身臭汗和泥尘，晚上收工总要清洗一下吧？可我们不敢用这个队长家的热水。杨桃源特地关照我们不能用主人家的热水，因为他家的热水就只烧饭时灶上汤罐里那么一点儿，是泡猪食用的。于是我们只能到河边用冷水洗脸擦身洗脚。虽冻得浑身发抖也只好强忍着。早上也是在河边用冷水盥洗。这比好些社员还苦。或者有人想，农村应该不缺柴火，热水多烧一点就行了。其实不然。因为那时候政府提倡“以粮为纲”，江南地区规定必须种双季稻，不能种传统的单季稻。这种双季稻稻秆短，而且不经烧，且收成后的稻柴还要派当肥料等其他用场，分给社员当柴火的仅是一部分，用来烧饭也不够。有门道的社员都想方设法到城里去弄煤球来补柴火的不足，哪里有多余的柴给你烧热水？因此之故，后来我们偶然回城住一晚，我也不敢去食堂取热水来洗脸洗脚，第二天早上洗脸刷牙也用自来水冷水，怕回去后又要不习惯。好在那时我们年轻，哆嗦一阵也就挺过去了。
相比之下“同吃”最麻烦。同吃难，第一难在农民的伙食实在太差。当时大饥荒虽过去不远，但相比单位食堂，再差每天总会有一点小荤荤，就是炒个青菜油水也多一些。而农民一年到头很少有荤腥的，而且油少，炒菜几乎是清水煮菜。这不独是一九六六年是如此，一九七七年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在农村见到好多社员生活仍然这样清苦。这样偶然吃几顿还可坚持，天天如此我们就受不了。
除了吃得差，觉得更难接受的是脏和食物不卫生。我们最初吃住在八队生产队长家里。这个队长原是苏北迁移来的。那里的卫生习惯本来就比江南的差一些，又兼这个队长新死了老婆，一个大男人当家，家里更是弄得乱糟糟。因此每天早晨我们听队长房里床架子嘎吱嘎吱响，像是要起身了，我们也赶紧起身，先到屋后河边用冷水匆匆盥洗好，回来就帮队长烧早饭、抹桌子、扫地、提水将水缸装满。因为主人是生产小队长，春节前社员们送来的年糕很多，都用草绳吊在樑上。也许是米的质量差和用了糖精的关系，新年没过几天就都已长满了长长的白毛和灰黑色的霉点。这个队长煮早餐就天天用昨天的冷饭加点水煮稀饭，里边再放一点已经发了霉的年糕。他用一只舀猪食的木勺舀一点水，将发霉的年糕稍稍洗一下就掰碎了放在稀饭里。我们明知这种霉掉了的糕不能吃，吃了易得癌症，但不能够说，也不能不吃，否则就是思想、感情、作风与贫下中农还有距离。至于其他不卫生处，如煮了猪食镬子没有洗干净就煮饭烧菜，这些就不去说了。后来过了几年，一次我听从塘郁来的人说，这个八队队长生癌症死了。我想这与他长期吃不洁食物恐怕也有关系。
我们在八队队长家住宿、搭伙了大约半多月，副站长钱国玺和防疫组的郁健沅医生也到唐郁来了。大队将青松公路边大队部的一个草棚腾出来，给我们“蹲点”组作活动中心。另外，妇幼保健也所来了两位女同志，但她们是早出晚归。于是杨桃源和钱国玺、郁健沅都住到这个草棚中，我和凌嘉尧则被大队另行安排到第九生产队的一间小仓库去住。至于吃饭问题，大队将我和凌嘉尧分别安排到另外两户相邻的社员家去吃。这两户社员家里都有一个女老人，我们吃饭不定时，有人在家我们就方便很多。而钱国玺和杨桃源、郁健沅在哪里吃饭连我们也不清楚。
当时，凡“三同”在社员家吃饭的，按规定每人每天要交四角钱现金和一斤粮票给搭伙的社员家。具体分配是早餐二两粮票，八分钱；中、晚餐各四两粮票一角六分钱。这个伙食标准是按我们在城里吃饭的标准定的。但实际上那时的社员、尤其是必须与之“三同”的贫下中农，都很穷，吃的都很差。若以金钱算，一天伙食费最多二角多一点。所以我们与社员同吃，经济上是吃亏的。当然，这一点我们不计较。因为看到社员家这样穷，我们经济上吃亏一点也无所谓。而搭伙的社员其实也心中有数的，他们也不好意思沾我们便宜。因此过了几天等我们交了伙食费，他们就不好意思再天天让我们吃蔬菜了，隔三差五地也要去买一点肉啊，弄条鱼啊什么的来招待我们。但乡下买东西不方便，有时弄了一点肉或一条鱼来，就那么一点儿，他们自己不吃，我们也不好意思吃。想着他们特地为我们弄这些鱼、肉，我们虽然没有吃，但心里也感激他们，毕竟是我们打扰他们了。因此为了解决我们嘴馋的问题，我们就尽量找机会进城，好趁便在单位食堂里吃顿中饭或晚饭。其实唐郁——也就是现在上海有名的公墓“青浦福寿园”的位置——离县城只有步行半个多小时的路程。青浦至松江的公共汽车经过这里，也有一个招呼站，如正巧搭上公交车，五、六分钟就可到达。我们搞实验其实住在站里更方便工作。但单位领导一定要我们下去“三同”，我们明知有点形式主义，也唯有服从。
在钱国玺他们来到唐郁后不久，听说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季贸楠也来了唐郁“蹲点”。可我们都不清楚他吃、住在哪户社员家，劳动在哪个生产队，来“蹲点”做过些什么。我和凌嘉尧只在大队部边的公路上见过他一次。那天他大概刚从城里来，手里提了一块稻草扎着的猪肉，见了我们只是望了我们一眼，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自管走了。后来听社员说，他前前后后一共就来了三天，劳动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我们听了只能笑笑。谁能奈他何？他过去是徐泾公社党委书记，前不久调任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我在徐泾工作时见过他多次，但恐怕他并不认识我。那时候，很多所谓“革命化”的要求、纪律，都是领导干部制订后要下级实行，自己却不准备实行的。这些，群众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稍后到了文革造反时期，像季贸楠这样的干部往往被群众视为“走资派”加以批判斗争，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