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3）
第二，关于“四清”是否是一个失败的运动，以及失败的原因。
我们单位的“四清”运动自工作队长李德宣布 “暂告一段落”以后，单位的工作开始恢复运动前的状态。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单位的运动算是结束了。在当时我没有感到这场运动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据单位的“老血干”们说，以前的运动也都是这样的，都是党组织依靠党团骨干和“积极分子”，带领大多数群众去揭发斗争主要是群众中的少数“反动分子”。我唯一感到有点疑问的是“二十三条”公布后，工作组也没有在运动中突出“整党内走资派”的重点。不过我又想，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单位的两位“当权派”都不是“走资派”的缘故，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后来“十六条”公布了，我看到“十六条”中熟悉的那句话：“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起“二十三条”也是这样说的，突然产生一个疑问：这两个运动都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那末如果“四清”达成了这个目标，毛泽东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怀疑是因为毛泽东发觉靠“四清”、即使制定了“二十三条”，也无法达成他的愿望，这才另起炉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四清”运动最早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开始的。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制订“二十三条”时对全国“四清”的进程有一个计划，说是：“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六七年内，全国搞完。”按照这个计划，这个运动至少要搞到一九七〇年左右才结束。可事实上一年不到他就又开始发动另一个新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了。据原复旦大学研究明史的老师、同时也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员的朱永嘉回忆，早在一九六五年的三、四月间，姚文元就来找朱永嘉，说奉市委之命写文章，要求朱帮助提供明史方面的资料。而姚要写的文章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以文革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在“二十三条”制定后仅仅几个月就开始了。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轻描淡写地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好像这件事的发起与他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朱永嘉说，第一，江青来上海找姚文元写文章，是毛泽东点的名。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时就对姚文元颇为赏识。第二，江青来上海找姚文元写文章一事对北京是保密的，但对上海市委没有保密。江青找姚文元是通过上海市委的。上海市委原来分管文教的书记是石西民，一九六四年（“维基百科”说是一九六五年二月）石西民调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其职务由张春桥接任，张这才与江青搭上了关系。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一文前后写了十多稿，其中毛泽东亲自审阅过三次。为了不使北京察觉，江青曾说有一稿是夹在样板戏剧本中带到北京给毛泽东审阅的。而其中第八稿朱永嘉说是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趁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带去的。朱永嘉还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十一月三、四或者五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总还得问我。”姚文元文章发表后，陈丕显又亲自打电话给姚文元向他祝贺。所以，江青来上海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上海市委不但是清楚的，而且是参与的。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第二天就全文转载。但北京和许多省市区报纸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却拒不转载。毛泽东为了逼他们表态，要上海以新华书店名义发行单行本。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许多史家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说明了这篇文章在发动文革这件事上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根据以上这些事实，我以为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件事，自始至终毛泽东都是指挥者，至始至终上海市委都是参与者。这件事如果仅凭江青个人的身份，即使上海市委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可能会给江青一些帮助，但若说要得到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陈丕显亲自充当“信使”带稿子，上海市委集体审稿，则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不论毛泽东说的“开头写我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还是文革后有人为了撇清陈丕显和上海市委与“评海瑞罢官”的关系，把该文说成是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干的阴谋勾当，都是不符事实的谎言。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话，其目的我还不清楚，或许是他想为自己减轻一点“搞阴谋”的色彩吧。因为姚文元写此文是瞒着北京市委的，这种行为毕竟不正大光明。况且说谎话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常有的事；把有些不光彩事情的责任推给江青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一九七五年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老了来日无多，江青一伙培养了几年仍成不了气候，而文革形势不佳，他已快压不住阵脚，为了自己身后名，他讨好邓小平等人，屡屡批评江青一伙，说什么“不要搞四人帮”呀，指责江青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是“搞三箭齐发”，仿佛老干部们“走后门”倒是对的。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在是因为邓小平不肯替文革背书，才不得已发动的。
总之，从江青来上海组织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时间，和该文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表现的对该文的重视，以及上海市委的全力配合和该文在发动文革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看，说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那个时候就已对“四清”失望，因而打算发动一场新的运动来达成他清除“党内走资派”、清除刘少奇势力的愿望，这个判断我以为大体上是不错的。
引人疑窦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竟然还有一条是专门谈文革与“四清”相结合问题的。第十三条“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说“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按其意思，是文革要进行，“四清”也还要继续。但问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四清”不能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二十三条”制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落实到基层，这才不得不另想办法发动文革的。而既然“四清”不能达成“整党内走资派”的目的，现在文革也是这个目的，却仍然要让“四清”继续进行下去，叠床架屋，有这个必要吗？因此我很怀疑是不是毛泽东想掩饰他在“四清”运动中的失败，才故意在“十六条”中设这么一条的？
文革发动起来后，天下大乱。事实是文革和“四清”这两者非但未能结合起来，还因为“四清”运动是刘少奇主持的，而文革初期对北京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也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做的决定；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十六条”提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显然都有否定工作组的倾向。因而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派工作队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许多已经撤回原单位的“四清”工作队队员被揪回去批斗，一些“四清下台干部”也乘机闹翻案，以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专门发出文件，强调“四清”运动是正确的，要“保卫四清运动成果”，这才勉强刹住了“四清下台干部”的翻案风。但尽管如此， “四清”运动的名声从此总有点不佳，中共也不再提将“四清”与文革“结合起来进行”这句话了。
所以，如果我们将毛泽东对“四清”的目的定位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那么“四清”无疑是失败的。同样，如果我们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也定位在这个目标上，那么从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前的那一段运动，基本上也是失败的。
“四清”和文革前一段的运动所以失败，其原因我认为它们都被卡死在两个“瓶颈”中。这两个“瓶颈”，一个是党的领导，正确地说是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由于绝大多数的党组织都习惯了把自己视为正确的一方、革命的一方，习惯了由他们去“带领群众斗争敌人”，就如《红楼梦》中的焦大一样，从来都是带了绳子去捆人的，从未想到过自己也有被人捆的一日，因而不管他们是不是“走资派”，都不愿把斗争矛头指向自己，让群众来揭发批判他们，主动“引火烧身”。相反，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起来抵制毛泽东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的做法，因而不仅使毛泽东的意图不能贯彻到基层，而且为运动设置了层层阻力。另一个“瓶颈”是运动依靠的对象或运动的“动力”有问题。“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是由党组织掌控运动。他们依靠由他们培养起来的党团骨干和所谓的“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开展运动。这些人绝大多数与党组织领导人有不同程度的共同利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的利益是附生在每个党组织具体的领导人身上的。因此，要依靠他们去揭发、打倒“走资派”，那就非常困难，简直与缘木求鱼一样。文革中出现的“保守派”，相对于“造反派”其特点是党员、团员多，家庭出身成分好的多。这些人正是党组织培养、依靠的对象。而这些保守组织几乎无不是由各级当权派为保自己而组织起来的。
这两个“瓶颈”是后来才逐步被突破的。而且都是毛泽东中央迫于形势，为突破当权派们的抵制，不得不打破常规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才使文革运动突破困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其中特别起作用的是毛泽东中央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理由，给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群众统统予以平反，销毁所有“黑材料”。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受地方党组织打压的人，从而给斗争目标明确、自觉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队伍，注入了大量有生力量，成了冲击各级当权派的生力军。还有一个措施是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发生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与北京等地来沪支持造反派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当初夺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市委对文革的抵制和破坏，自己掌握文革和生产大权。毛泽东受此启发，从中找到了突破因为各级党组织阻挠和反对文革、以致造成文革无法向前发展困境的办法，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迅速予以肯定，大力号召全国都起来仿效，并提出了建立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构思。而这个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除了可使“当权派”们失去权力后直接暴露在广大反对、批判他们的“造反派”群众面前；也使毛泽东中央有时间、有可能，利用重建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机会，清查几乎所有的党政干部，从而达到清除政敌，统一思想，巩固其政权的目的。在突破这两个“瓶颈”的过程中，各派力量之间充满了艰辛的斗争。这些斗争因为下面还要详细讲到，这里就暂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