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是一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向政府官员和特殊人士提供特定物品供给和生活服务的制度[註 1],其中高级干部终身可以享受此類特殊待遇[1][2][3][4][5]。這一制度建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获得了苏联方面的一定协助,最初服务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等副总理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部分中央委员,此后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由中央政府正式施行[1][2][3][5][6]。改革开放后,1989年7月,中共中央曾一度下发文件“取消特供”[7][8],但该制度事实上还在持续[4][9][10][11]。特供体制被认为是造成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医疗不公等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5][12][13][14][15]。
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内的特供制度起源于1941年延安时期,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依照苏联体制,建立了党内各项用品及伙食待遇的等级供给制[16][17][18][19]。1949年10月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决定,在北京玉泉山规划改造过程中,在附近建立香山农场(今称巨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1][2][3][20][21]。此外,建国初期,部队和机关单位仍延续着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干部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小部分高级首长享受着“小灶”特权,许多部长级高官家中都有很有名的厨师[17][22][23]。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苏联派出了两位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方面的专家前往北京,对香山农场的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1][2][3][20][21]。香山农场最初规划占地约600亩,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产品由警卫局供应科收购,还建立了一套食品安全检验流程[註 2],专门服务于副总理级别以上的官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优先供应“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其他领导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来解决[1][2][3][20][21]。

至1956年前后,为中央领导人、外宾以及秦城监狱特供食品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成立[25][26][27];同时香山农场也开始扩展,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的生产班子,被习惯称为“玉泉山农场”[1][2][3][20]。玉泉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还在开荒期间栽种了果树,并将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1][2][21]。此外,据原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回忆[2]: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兴。
在这之后,农场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2][3][20][21];有人称之为“专供中的特供”或“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2][21]。湖北省还特派东湖梅岭宾馆的专员,负责往北京毛泽东处定期运送鲜活的武昌鱼,直至毛泽东逝世、前后近20年[28],且毛吃的鱼都是新鲜的、由特配厨师现捞现杀[29][30]。除农副产品以外,建国初期的茅台酒是省级部门才能获得的特供酒[31][註 3],自1951年起中央贸易部还模仿苏联的小白桦商店,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五个城市建立了高级消费品商店,即“友谊商店”的前身,特供外宾和高阶官员[34][35][36]。
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央组织了12名服装技师为毛泽东特制中山装,后称“毛装”,1958年这批技师加盟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此后为中央领导人定制特供服饰[37][38][39]。与此同时,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最高级工资比最低级工资高出28倍[23][40][41];高级干部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且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且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23][42][43][註 4]。原全国政协常委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提到,“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註 5],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註 6],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22]
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后

至中国大陆1958年“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52][53][54][55][56]。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养蜂夹道俱乐部,作为特供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会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43][48]。1960年5月,北京市百货大楼成立了“出国人员服务部”,在四楼七号房以“特需”为名为高级干部和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27][57][58][59]。
1960年7月30日,为应对粮食紧缺和饥荒,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报告内容并发至中央各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单位[6][60]。11月9日,中共中央将该报告下发至全国各地区时,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并认为此报告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自此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5][6][60][61][62]。以下是部分人士对大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63]
-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64]。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65]
- 历史学家王曾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时称,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66],而“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67]
此外,自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起,中国大陆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修建住宅甚至行宫,即“一号宾馆”、“一号楼”或“一号别墅”等[68][69][70][71][72]。譬如,1959年6月毛泽东返回故乡湖南韶山,曾向陪同的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提出在“吊须洞(今滴水洞)那里建一个草棚子”,并希望有一天“解甲归田在此颐养天年”[73][74][75];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倒,而后毛泽东于1960年5月中旬再度回到湖南时,与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又一次说起韶山有个滴水洞,在那里修房子很好[75][76][77]。于是,1960年下半年,韶山滴水洞的山中别墅开始动工兴建,1962年完工[73][74][76][77][78]。而林彪、叶群夫妇则选在江苏苏州南园修建行宫,先后三次入住,其子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还曾在此酝酿推翻毛泽东统治的《五七一工程纪要》[79][80][81][82]。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长期物资缺乏,普通民众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大背景下,特供范围扩大,譬如“中南海”香烟的前身就是毛泽东选定的2号特供烟[31],此外中央领导人的特供烟还包括长城雪茄[83][84]、熊猫香烟[85][86]、中华香烟[87]等等,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132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83][88][89][90]。而为毛泽东个人特供的物品中,还包括譬如湖南醴陵的“毛瓷”和江西景德镇的“7501毛瓷”等[70][91][92][93]。
改革开放初期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 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 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123][124][125] 11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限定了食品特需供应的范围,同时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严禁利用职权,动用国家物资、人力,为个人建造单户住宅”、“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并规定水电费、家具、生活用具等费用由高干个人自理[126][127]。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125]。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认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进而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它制度[68][128][129]。邓小平在此次讲话中还提到[68][128]:
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1983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新任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生活待遇的几项暂行规定》,对部分高级干部的工资、汽车、秘书、宿舍、医疗待遇作出规定[130]。此外,1980年,为庆祝五一劳动节,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观北京中南海内的毛泽东故居[131][132][133];此后,中南海开放范围扩大,且部分地点对普通民众开放、直至1989年,开放部分包括丰泽园(毛泽东故居)、静谷、瀛台等地,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有组织地接待群众参观,最多一天接待超过上万人[131][132][133][134]。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小礼堂、中办警卫局礼堂等地也曾一度对民众开放[131]。

1981-198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改革派官员项南曾一度在福建省内推行过取消特供的改革[139][140][141]。依据评论人士高新等人的说法,项南取消特供的改革触怒了陈云等中共保守派人士,遭到保守派打击,于1986年下台、被调离福建[142][143][144];另一案例则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曾试图在中央进行取消特供的改革,以配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制度改革,但因触怒中共元老而遭去职、被调离北京权力中心[142][145]。此外,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文献记载,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曾主张取消中央常委等高干的特供[146][147];作家戴晴、郑义、刘晓波等人也提到,赵紫阳提出消除腐败的具体措施中就包括取消高干特供[135][148][149],以致于“当时就得罪了太多的高层政要。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各类特供更是肆无忌惮。”[148]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布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等七件事,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这七件事要抓到底,不能刮一阵风了事”[7][8][10]。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150]。但特供制度事实上还在持续[4][9][10][11][151]。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建国初期成立并延续至文革后的友谊商店、1980年起发行的“外汇券”也具有类似“特供”的性质[34][36][152];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至20世纪90年代此类特供完全取消,友谊商店已经全部转型为一般的百货商店[36][153]。
二十一世纪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关于严禁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名义的紧急通知》,对经营者炒作特供、专供概念,特别是对使用含有“国家机关特供”等字样的包装及标签现象进行整顿[31][154]。此后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每隔一两年就要整顿一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31]。2007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要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但未获响应[4][151]。
200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关于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告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专供×××(国家机关)”内容的,均属于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照《广告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从重处罚[155][156][157]。

2011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新闻社等媒体报道,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特别安装了200多个由远大集团生产的空气净化器,以净化中共高级干部办公场所和生活场所内的空气,在北京的雾霾天时依然可以享用“特供空气”[159][160]。2013年1月,中国大陆环保人士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它有专门的像远大空气净化这样的厂商供应的特供空气。所以他们不需要和我们普通的公民去呼吸同一片蓝天下,被污浊空气浸染的这种环境。”[161]
2013年3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自行或授权制售冠以“特供”、“专供”等标识的物品。[162]。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但未能解决特权问题[4][151]。11月29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各地不准生产标注“特供”、“专供”、“专用”、“特制”、“特需”等字样的白酒[163]。但市场上部分商品改用“定制”等名义以逃避监管[164]。
2022年7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界定了“军”字号烟酒等商品范围,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名义,以任何形式进行商业营销宣传,严禁线上线下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165]。
制度影响
医疗不公

2013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向国家卫生计生委实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迅速引起热议[13][14]。《法制日报》发文认为,“在大多数人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大量稀缺的医疗资源却被拿来向特权倾斜;领导干部在医疗上受到的优待,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失衡,是特权对社会公平赤裸裸的伤害。”[13] 另据新华社记者调查,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医院热衷于为领导干部就医开“后门”,甚至专门建设豪华的干部病房,是对有限的医疗资源的恣意侵占和极大浪费,也是对普通民众极大的不公平[14]。
2014年,《华商晨报》报道,干诊病房或干部病房作为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特殊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出现,当时主要是加强对老红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保健和医疗上的照顾,但现今舆论对其诟病甚多,认为其存在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医疗的不公平”[169]。该报导指,虽然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之后,干诊病房制度开始了主动的自我革新,但这种制度存在了60多年,又因为其涉及诸多离休、退休干部,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取消[169]。
2015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的是封建等级的特权医疗制度,中国的(医疗)财政拨款超过80%用在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方面,只有10%左右用在十多亿民众身上[15]。早在2006年,据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披露的数据,政府医疗投入的80%用于为850万党政干部群体服务[13]。
2019年,北京301医院的一则广告宣称其首长医疗保健体系“全球第一”,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至2008年中国领导人平均寿命为88岁,并在广告结尾透露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引发部分网民愤怒[170][171][172]。
食品安全
有观点认为,食品特供制度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之一[5][12][175][177][178]。享受特供的官员恰恰是那些具有监管职责的官员,或者具有督促监管官员依法行使权力职责的官员,但由于他们享受着特供食品,从而不会有积极性查处不法商贩[5]。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物资特供系统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时期,传统上这是所谓的“贡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统则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袭下来的,虽然这种制度在当前执政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和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种特权[173]。2011年,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特权制度引起。中央官员食品特供,他们吃喝所用都是由专门农场出品的百分百绿色食品,因此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般对黑心食品痛心疾首。正因为缺少感同身受,高官们对黑心食品泛滥毫不在意,但若他们的子女因吃了黑心食品而猝死,他们还会如此安之若素吗?”[178] 2011年,中国作家趙麗華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国食品安全問題,她认为“特权阶层自己吃好了,却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吃好。如果全国取消特供,那些特权阶层的人也必须要跟大家一样,到菜市场去买菜,这样的话,那些人就会考虑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175]
另一方面,市场上也存在“假特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但凡有点名气的产品,纷纷打起特供、专供的旗号,涉及的产品也由以前的烟酒扩大到茶、饮料、食品乃至其他日用品[31][179]。在所谓“特供酒”造假领域已形成集包装生产、灌装、销售等完整犯罪链,并通过电话直销、网络直播带货、混于军用品中等形式销售[180]。涉及的被造假的酒包括五粮液、茅台等品牌,声称的特供形式包括所谓纪念活动中专用酒、军队专供酒,而这些假酒的原材料根据需要和售出的价格可分为使用低端酒以次充好、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等[180]。而部分茶商也打着“政治特供”、“专供”等标签以提高茶叶的售卖价格[181]。
参见
注释
- 可包括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特殊医疗待遇服務(如高干病房)等。
-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引用了苏联模式,在这两位苏联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24]
- 至2012年4月,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茅台酒厂内部员工透露,只有部队、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单位,以及中国移动之类的国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到茅台酒厂洽谈购买特供酒的事宜或团购茅台酒[32][33]。
- 譬如,1956年,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42]。
- 又称吉斯(ZIS),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二辆吉斯汽车,此后又有十多辆陆续进入中国,其中包括五辆吉斯115型防弹轿车[44]。
- 又称吉姆。譬如,195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访问苏联,斯大林将赠与一台吉姆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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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北京市民对于领导干部们享受特供菜、干部医院、干部子女学校感到不满,现在他们知道了,连空气干部们都可以享受"特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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