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是一场由苏联领事馆出钱出武器，亲自指挥、亲自布置，企图搞乱中国的暴乱。”起义“失败后，还计划火烧全城
- 苏联情报人员在广州：孙中山“联俄”有原因
广州起义开始获得成功，苏联领事匆忙去祝贺，但只有三天，起义就被镇压下去，这回，苏联被动了。
见搜狐《苏联情报人员在广州：孙中山“联俄”有原因》
1927年斯大林力挺中共广州暴乱，失败后苏外交官被痛宰暴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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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苏联外交官喋血广州 王昕波 徐元宫 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周恩来曾分析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1927年12月11日，莫斯科策动、指导并积极参与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是否起义，曾存在严重分歧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苏联军事顾问密商南昌起义具体事宜，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中国人熟悉的加伦将军———笔者注）当时就设计好了南昌起义军的去向和前途———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获取苏联援助，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准备第二次北伐。这一设想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应当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厚望。1927年8月11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 基（即上文的布留赫尔———笔者注）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 2000发炮弹……”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 可是，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到达广东潮汕地区时，已损失十之八九。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挺）、贺（龙）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此 时，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受莫斯科派遣抵达香港。10月15日，在他的影响下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通告第十四号》：“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 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11月29日，诺伊曼给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汇报说，工人们“情绪激昂”，“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别独立团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恳请“莫斯 科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但当时的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同一天，他给莫斯科发去密电称：“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时的改革派……” 莫斯科明确同意暴动计划 1927 年12月9日，莫斯科两次收到诺伊曼的密电：“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 期一清晨发动。”鉴于此，斯大林于次日致电诺伊曼：“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莫斯科不仅明确表示同意广州暴动计划，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早在1927年8月5日发送给布留赫尔的密电中，莫斯科就指出“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 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上文表明，莫斯科曾决定对广州起义提供人员方面的帮助。当时的媒体报道也表明，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广州起义。1927年 12月1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当混战时，有俄人十余名参加指挥，市内青年团男女学生，亦提新式驳壳加入作战”。 暴动期间曾担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在1978年回忆说：“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聂荣臻这里所说的“威尔曼”，就是诺伊曼；“何锡思”，是指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 苏联外交官暴尸街头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州起义军本应及时撤出广州，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命令下，起义军一度试图固守广州城，从而错过了及时撤退的良机。后来当反动军队集结反扑时，起义军匆忙撤退，又未及将撤退命令传达到所有单位，致使不少单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最终，起义失败，5700多人遇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 馆 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 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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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过这时的广州：“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反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故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 见《旧事照片：1927年广州起义后的惨状 》
广州起义完全由苏联派遣特务指挥，广州领事馆出钱出武器，领事馆人员甚至赤膊上阵，亲自手持武器进攻。
如此丧心病狂，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颠覆，出钱出武器，还亲自赤膊上阵，举世罕见！
也正因为此，中华民国政府，在苏联领事馆策划参与暴动，人赃俱全的情况下，将苏俄共匪领事馆的人员执行枪决，以告慰被苏俄及中共伪政权联手杀害的广州人民的在天之灵。
不过仁慈的中国人民，还是留下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的一条狗命，让他回去向其主子斯大林报告事情经过。
广州五位苏联外交官伏法
广州的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当时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这样回忆：“我们已经到了食堂，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子跑进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被士兵包围。我让同志们不要动，自己迅速跑上楼，那里可从阳台看清我们使馆面对着的两条街。天色已经很暗，但是挤满武装士兵。我脑子闪过，看来要发生我们预料不到的危险。我飞快跑回楼下告诉同志们，并对波波夫喊一声，要他烧掉先前准备好的秘密国家文件，又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自己则同上面提到姓娄的中国人(他有大门的钥匙)一起来到院子大门边。栅栏大门旁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懂英语的娄给我翻译，说他们要求打开大门。我试图和军官说话，他们对我是野蛮的嚎叫、对准我的毛瑟枪和打开大门的命令。估计文件已烧掉，我才让娄开门。”结果，领事馆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全被逮捕，受到中国军阀的粗暴侮辱。12月14日，五位工作人员———哈西斯(副领事)、乌科洛夫、波波夫、伊万诺夫、马卡洛夫被枪决，整个广州还散发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面题字：“1927年12月14日被枪毙的5名俄国人”。这一天，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领事一律取消，理由是他们支持了广州起义，引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群众的强烈抗议。以后，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等人员撤回国，抗议中国冲入苏联大使馆。集中在武汉的苏联顾问140人集体回国。直至1932年12月才复交。
上述见《中国新闻网：苏联情报人员在广州：孙中山“联俄”有原因》
广州起义 (1927年)
广州起义，或称广州暴動、廣州共禍[1][2]，是1927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2月在廣州發動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舉事，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暴動之一，而前两次分別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背景
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張太雷、蔡和森等人。[3]
共产国际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產國際在中国的活動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雖然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归于失敗。共產國際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動。当南昌暴動部队向南撤退时，共產國際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暴動部队佔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暴動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蘇兆征、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制定廣州暴動計劃，並在廣州成立秘密行動總部。[4]
张发奎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5]。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動；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6]，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预备
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7]），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6]。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和格哈特·爱斯拉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8]。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9]。
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枝），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进程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梁道夫（杨达夫），趁廣州周邊發生戰事，張發奎、黃琪翔派兵迎戰，城防空虛時，来到葉劍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
黄锦辉和杨殷率领敢死队到北校场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配合教导团在凌晨3时30分，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佔，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9]，造成大批平民死伤。控制全城后，共军随即大举捕杀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员。
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軍）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调动外围部队回援广州敉平暴动[5]。
暴动的領導人包括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10][11]。
12月12日上午，两军在广州北郊激战，当地的绅商纷纷组织民团对抗共军。越秀山一度被张军夺去，又被共军夺回。下午，於廣州豐寧路（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上主持「廣州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廣州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張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並公佈另外9名蘇維埃政府要员名單[5]：
- 人民内务委员、人民外交委员黄平
-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
- 人民土地委员彭湃（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不在广州）
- 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
- 人民司法委员陈郁
- 人民经济委员何来
- 秘书长恽代英
-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巷战
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上午已进佔观音山（越秀山）。民团與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進城，冲锋到厚祥街。经过激战，共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经中大北門附近遇民团（廣東機器工會工人糾察隊）狙擊，張及司機死在车中，纽曼逃脫[12]。
後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至当日夜，共军支撑不住，决定弃城。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軍隊残部1000余人逃出广州，经花县至海、陆丰地区，工人赤卫队留下殿后。13日下午，张军粉碎赤卫队的抵抗，完全控制广州。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13]。
后果
武力镇压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14]。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6]。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廣州暴動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廣州暴動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這次大會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5]，“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6]。
对中共的影响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廣州暴動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7]，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
纪念
下面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中共伪政权所谓的”广州起义“是怎么回事？
阅读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广州起义相关档案时，读到了1928年间叶挺、纽曼、安德列等人提交给叶挺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安德列、佩佩尔、纽曼等人在回到莫斯科后，众指责叶挺应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全责，激烈的论调引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斯大林的关注。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下令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包括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
这批史料正是安德列、纽曼、叶挺等人提交给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材地叙述了广州起义的情况、自己参与广州起义的经过和表现等。他们在报告中经常会提及彼此，以佐证论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尽管这些文件围绕叶挺是否应为广州起义的失败承担责任而进行的激烈交锋，但另一方面，亦使我们对安德列在广州起义中的经历首次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
广东党史网：《从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史料看安德列与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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