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