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二）大学时代（12）
我们回到学校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向纵深发展，我校一派独大的造反派组织反到底在控制学校的整个文革局势的同时已经杀向社会，在上海市革委会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学校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领导和老教授几乎都被冠以他们“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等的罪名被关入牛棚，时不时地的被揪出来批斗。被揪斗时，头颈里挂着冠以不同罪名的沉重的牌子低着头接受来自于那些造反派的批斗，在批斗激烈时，台下的造反派高喊着激烈的批斗口号，台上时不时的对他们处与罚跪、“喷气式”等的惩罚。使那些领导、老教授受尽了折磨和屈辱。我们看了都非常的愤愤不平，但在这大环境中显得非常的无奈。
有一次，我们在无意中知道，反到底准备召开批斗贺亚科老师的大会，贺老师是交大四八年毕业留校的老教授，曾教授我们自动控制课程，工作非常敬业，为人随和、平易近人，深获我们的尊重和好评。可能就因为家庭出身而被列入专政对象，看着他那清瘦、年老体弱的样子，我们对他充满了同情。于是我与同班同学陈树民商定，既然他们很讲究家庭出身，我们俩可算得上响当当的工农子弟，我们主动去批斗会筹备组要求，在批斗贺亚科老师时由我们俩来押送他，他们不得不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在批斗会上我们预先为老师做了个硬纸做的牌子，在押送他的过程中我们暗底里安慰告诉他，我们是来保护你的，你不用紧张更不用害怕，尽可能的放松一些。在整个批斗过程中，即使在会场气氛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也决不让老师承受任何受惩罚性的动作和屈辱，平和地通过了一次批斗会。其实，在当时的批斗会上，他们对老师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罪证据，只是空洞地高喊了几句激进的口号，似乎要在趋势上压倒了这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就在那个时候，全校各个系的造反派都相继召开批斗会，关在牛棚里的那些领导、老教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和迫害。
在崇尚造反精神的那个年代里，特别在毛主席接见宋任穷女儿宋彬彬以后，毛主席要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时，全国掀起了一股更改名字的风潮。那些革命“左派”开始革自己名字的命，认为自己的名字含有封、资、修的色彩或体现的不够革命，纷纷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步东’，‘向东’，‘卫东’，‘爱兵’，‘红缨’，‘要武’等等最革命的名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崇拜和热爱，更显得自己是革命的“左派”，有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姓也改为毛姓。梦想着将来也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或者是一位伟人和领袖。
我也趁着这股风改了名字。但是我与当时风潮中改名的理念完全不同。我改名的念头始于读大四时参加的“四清”运动。当时使我有机会参加了社会调查，去市公安局查阅该单位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个人档案资料。查阅时意外发现，嫌疑人重名叠姓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年龄、性别、籍贯与某嫌疑人相同或近似于，那么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却被单位列为控制对象。当时在“宁左勿右”的思潮影响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那么你一辈子别想获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搞运动来时会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后真有点后怕。当时我就萌生起改名的念头，只是当时时机没有到来，因为当时改名字并非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如今真是天赐的良机，但我没有他们那样有“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和”抱负“，我只是图个明哲保身而已。试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内独一无二的或极少有人使用的名字，倘若遇到什么事，就一人做事一人当，避免受一些案件所牵连。
就在文革中无所事事的一天，从家里找来了一本词典，平时我基本没有用过它，真正用起来感觉有点生疏，初中时刚推广汉语拼音时学过的拼音也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一时无从下手。如果真要紧查一个字的话，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好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很有耐心地查找着，查找着，突然一个我不认识的“赜”字进入我的眼帘，这个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然也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和含义。我端详了这个字很久，觉得这个字的结构很均衡，四平八稳的也容易写好它。这个字的结构由“臣”字和“责”字组成，光从这两半字的字意上理解为官的责任，这只是对这个字的粗浅认识，但引起了我对它的极大的兴趣。我仔细地查阅着词典对他的解释，旁边解释的字很小很小，幸亏我当时还年轻，一目了然了它的解释：深奥，玄妙的意思。我一下子觉得这个“赜”字很有意思，仿佛一下子就喜欢上它了。它的读音是ze，与则字的读音相同。虽然读起来不是那么朗朗上口，但含意深厚。于是我决定以它来冠名自己，仿佛使我感悟到官场之深奥，玄妙，但希望不要勾心斗角。以它冠名以后，使我有一种安全感，冠名至今已经近六十年了，在与我交道的人当中还没有遇到过认识这个“赜”字的人，想必与我重名叠姓的人没有或极少，达到了我改名时初衷目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倒并不是在于它的含义，而是它给我带来的安全感，特别在那非常时期。
我改名时，工宣队已经进驻了我们学校并成立了革委会。但换汤不换药学校的革委会依然在造反派的掌控之下。学校依然笼罩在高压，恐慌、紧张的气氛之中。坦率地说要不是我们为了等待毕业分配的消息，我们早就离开这里了。在我们又饱受煎熬的等待了近一年以后，终于传来了毕业分配的消息，带来了熬出头的轻松、愉悦的感觉。
根据我专业（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历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我们上海同学都有望能在上海的各大船厂、研究所工作，有些同学趁文革到处串联的机会都私自去过这些单位走马观花的参观过。内心充满着各种向往、憧憬。
殊不知我们所面临的毕业分配与往常有很大的不同，原先系和教研室的领导、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需方的要求进行比较客观、公正、合理的分配。可是如今这些领导、老师都处在靠边站或被专政的地步，取而代之的全是造反派。对我校具体来说就是由造反派-反到底战斗队成员来掌控。而且我们发现，我们二系的毕业班专业里几乎没有造反派的，唯独我们班有三个造反派反到底同学，
而且其中的一个反到底同学还是这个“反到底战斗队”的组织部长（当时该组织已经发展到上海市，已经是个成很庞大的组织，且在上海市革委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班的毕业分配的大权完全操控在他手中，虽然他平时一直忙于该组织的事务很少来我们班级，在毕业分配期间他常过几次，向另外的两个反到底同学下达了指示后又走了。从他们三人的关系，那位组织部长是绝对的领导。他是北方人行事总是风风火火的，造反精神十足。另外两个是上海人，与他比较起来显得比较谨慎，与我们的交往中还算过得去，我们也知道他们俩紧跟着他无非是想在分配问题上占点便宜，不得不会做一些出卖自己良心的事。也有少数同学在暗地里巴结着他们，他们大多是平时八面玲珑的同学，与我们也相处的很不错，只有在毕业分配时显露了他们的原形。但也无可指责，只是生存法则不同而已。
在分配方案公布时，组织部长他们装模作样的在班级里做个分配动员会，会上组织部长·在介绍分配方案前激昂慷慨，振振有词的说：“今年的分配方案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担负起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都知道葫芦岛是我国海军建设的最前沿，那里正在研发制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那里正最需要我专业之人才，我们在那里将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我在这里首先表态，我坚决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坚决服从党和祖国的召唤，去葫芦岛十九所工作。希望我们一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后来，从他宣布的分配名额来看，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班将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将分配于葫芦岛431厂及十九所工作，能留在上海工作的名额只有寥寥无几，这与我专业历届毕业分配方案大相径庭。使许多上海同学大失所望。我当时就想，这份分配方案是他们“极左”思潮影响的结果。更使人费解的是，原本在上海名额就不多，他却又提出“掺沙子”的分配方案，故意将上海同学分配到外地，外地同学分配在上海，最后只有两个上海同学分配在上海，大部分上海同学都分配去葫芦岛或其他外地。
更使人费解的是，两个反到底上海同学却被“待分配”处理，这就奇怪了，奇怪极了。众所周知，当时“待分配”的同学一般都是指他的家庭成分可能有问题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审查核实后再分配，于是需要在学校等待再分配。但他们可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啊，要不然也进不了这个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反到底战斗队啊！这显然在欲盖弥彰。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正如组织部长所言，他们才是应该到我国海军建设最前沿—葫芦岛的431厂或十九所工作的人才。显然这是他们心中有鬼，既要当嫖子又要立牌坊。后来当毕业分配工作已经尘埃落定时，又悄悄地宣布他俩被留校了。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自知之明，自己是块留校执教的料吗？还不如当时丢了遮羞布直接去了上海的工厂呢，何必在学校呆不下去了才又去了上海的工厂？
后来据说，那个组织部长以身作则的去了葫芦岛十九所以后，他的造反精神不断膨胀，发扬了不断革命的精神，试图要夺下十九所的权，结果有点自不量力的在夺权中被搞的头破血流，身败名裂。只能灰溜溜的回到了老家。于2012年在老家过世了。
2016年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学120年校庆，我们都期待着毕业50年以后的同学相聚在母校，其中有许多同学毕业以后从未见过面的，很想了解毕业以后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及退休后的身体情况。遗憾的是有些因身体原因不能来相聚，有几个同学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包括那位反到底战斗队的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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