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二）（转）

二、改造土匪武装——“六大”的严厉政策和红军实践中的变通
但是,野蛮的土匪武装要想成为真正的红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深刻的改造。

对于如何改造土匪武装问题,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制定了较为粗糙、严厉的政策,特别提出对土匪首领要“完全歼除”,而红军在实践中则表现出更为真诚、耐心的态度。

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六大决议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想法。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以往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从宏观上并不认为农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且对来自农村的很多革命成分有一种整体上的怀疑。

这在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清楚:“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

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

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

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①

很显然,斯大林此时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应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动,农村武装斗争只起次要的作用。

他的这一看法到1930年以后才发生较大转变。

虽然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注意到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特点,强调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但是比较担心农村和农民的落后性可能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当然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近代以来,城市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思想,所以革命运动通常以城市为主要动力,比如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俄国十月革命中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而农村常常是落后的反动势力的基地。

所以共产国际一方面承认在革命武装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收编土匪的必要性,同时也非常警惕土匪武装成分引起革命军队的堕落和变质。

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要求注意土匪领袖的危害:“强盗队伍(土匪、红胡子)有时有成千累万的武装,有时能够打败正式军队,所以在农民中的工作人应对他们加以注意。

强盗是社会经济恐慌的产物,其中大部分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队伍第一就须改组,改组时首要的必须注意军官成份的选择,因为大半的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只是妨碍革命的事业。”②

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人员对农村武装也表示怀疑,他们的报告势必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政策制定。

苏联军事顾问叶夫列莫夫甚至对著名革命将领贺龙都深表怀疑,他说:“贺龙当了20年的土匪,而你现在想把他变成共产党人,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们的游击队员。这是极大的错误。”③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一度认为毛泽东的红军是半土匪出身,将会瓦解:“建立红军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特点,军队有过分扩大的倾向。而由于这些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员斯卡洛夫甚至明确提出红军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在许多部队中,特别是在不大的部队中,职业土匪占很大比例,他们一起加入军队并在自己的头目领导之下”,“在红军的一些部队,有时是主力部队的社会成分如此纷杂的基础上,红军队伍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⑤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农村武装斗争落后性的怀疑,1928年共产国际主导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相对严厉的政策。

《农民运动决议案》第十项“对民团土匪的策略”认为,土匪的社会成分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是“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所以党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纲领,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来吸引这些武装群众”。①

而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项“对土匪的关系”中则提出,仅在暴动前才可以与土匪联盟,“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并认为“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份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而在第十一项“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中提出的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②

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提出对土匪武装的严厉政策在原则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太过粗糙,明显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首先,两个决议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脱离生产的土匪和一般农民自卫武装混在一起,笼统提出“吸引这些武装群众”;而后者把职业土匪和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明确区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对土匪是严厉镇压,对红枪会等是乘机改编。

其次,对土匪武装暴动前利用、暴动后镇压,对土匪首领“完全歼除”,这样的政策完全脱离实际。

因为暴动不止一次,土匪武装也不止一支,一次暴动采取了这种前后变化剧烈的政策,就足以把其他土匪武装推到敌人一边。

红军创建初期的实践中在尊重六大决议原则的基础上,具体政策做了温和的变通,否则将很难通过改编土匪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当时红军处于敌人围攻之中,与中央的联系时断时续,因之有很大的自主权,而更重要的是红军面对危急复杂的形势,只有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才能生存、发展。

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写的红四军情况报告中提到,红四军对于投诚的土匪,“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③

在八七会议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在武装斗争中都强调对土匪武装要真诚相待,要当成阶级兄弟,而不仅仅是利用他们。

当时被称为朱毛红军的红四军是中央苏区的军事支柱,从井冈山到赣南,再到闽西,红四军所到之处,都开辟出新的局面。

虽然在1929年初柏路会议已经传达了六大决议,但同期红四军的《告绿林弟兄书》还是体现出这一时期红军对收编土匪武装的真诚态度:“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但是“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

土匪生活痛苦危险,是没有希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最后是热情地召唤,“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④

不过,六大决议的原则也是有深刻依据的,初期以开放态度收编的大量土匪武装含有很多毒素,必须通过深刻的改造才能消除,否则将危及红军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导致红军的堕落和变质。

土匪和革命者虽然同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两者有根本性质的不同。

土匪的反抗是消极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宏伟理想①,因此虽然人数众多,却不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土匪活动是破产农民自发反抗的一种,他们斗争的唯一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凭借着武装从事抢劫、奸淫等暴力活动,受害者既有地主、富商,也有普通的农民,他们很少遵循什么原则,往往随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

而且由于他们并没有新的建设性理想,因此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现存制度,只要统治者表现出宽容,他们很容易接受招安,摇身一变,成为现存制度的捍卫者,如闽西大土匪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

而红军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集团,信仰上根本摒弃私有观念,有着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宏伟理想,与现存制度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其信条和组织与当时中国一般的军队有极大不同,更不是挣扎生存的土匪武装所能想象的。

然而,依据新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创建一支新式军队决非易事,甚至直到1929年夏,毛泽东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在红军中堪称模范的红四军仍然极不满意,在《给林彪的信》中即指出:“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②而“斗争”的结果就是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在红军建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

红四军尚且如此,收编的土匪武装要成为真正的红军,更要经历一个思想和组织改造的过程,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信仰传播过程,也就是前面陈毅所说的在红军这个大熔炉中熔化再造的过程。

土匪武装有其在长期劫掠生涯中形成的恶习,也有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因此改造土匪武装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工作。

如前面提到的赣南地方红军中土匪成分很多,“二、四团红军大部分吃鸦片,打仗要发饷,二十五纵队是大部分老弱与流氓吃鸦片烟的,于都游击队多半是由收编土匪成立的,有三分之二是三点会份子,信仰大哥,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作战和解决内部问题,时常向大哥要把打反动派的胜利四六开分红发用钱。”③

湖南省委也逐渐认识到“土匪是不易变为革命游击之可靠的纪律化的战士”,“他们的生活解决后,他们没有政治的认识,因此便没有其他的目的与需要了”,“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并且他们很可以把很多的不坚定性与浪漫性带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因为他们过惯了浪漫生活,决不能过艰苦的长期革命纪律性生活。

所以到了危险难苦交加的时候,便要发生叛变的行为。”④把土匪武装变为真正的红军,首先要打碎其原有的组织结构。

土匪武装的组织结构大致可以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匪首专制,匪首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发育到比较高级的组织,往往是大股土匪;

第二种是比较平等的合伙制,权力分散,通过商量决定行动,抢劫所得按照枪支等来分成,如湖南雪峰山土匪,“领袖是以枪之多少为标准推选的”,“军事行动是以会议式的决定,经济的分配,除有枪阶级提出枪费外,余则平均分配”⑤;

第三种是从传统的宗族演化而来,通常在那些土匪化的地区,如在闽西某些地区的土匪“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无论那一乡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组织”①;

第四种是会党土匪,在赣南很普遍,前面提到土匪成分较多的于都游击队,只有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关于改造土匪武装的细节,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多,总的来说红军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大的真诚和耐心。

这里以改编井冈山王佐部为例揭示这个艰难复杂的过程。

1928年初,何长工奉毛泽东之命只身进入王佐的部队,当时王佐部虽然打起了红旗,但还是为所欲为,“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

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这样山上山下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临行之前,毛泽东叮嘱何长工:“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讲究艺术”,“你是打前站,以后还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请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

现在如果派人多了,会引起人家怀疑的。”②何长工上山进入王佐部队后,发现“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

王佐戒心很重,把何安排在离司令部较远的一处小房子里,还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负责监视,并警告何长工不要随便走动,实际是暗示他“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何长工只能耐心地先接近王佐最信任的亲属和心腹部下,逐渐取得信任,并动员王佐的母亲劝他不要乱杀人,改变粗暴的作风。

民团头目尹道一是王佐最害怕的死敌,何长工就帮助王佐消灭了尹道一,这给王佐很大触动,此后改造工作才真正开始。

何长工先提出王佐的部队唱歌不齐,派出一些士兵下山到红军中学唱歌。

通过唱歌、演戏向王佐部传播革命道理,这是其野蛮粗鲁的抢劫生涯中闻所未闻的,引起了士兵们浓厚的兴趣。

然后,何长工又组织王佐部的军官和士兵到红军部队参观,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红军制度让他们觉得新鲜和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很快,“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

改造工作中比较困难的是克服军官的阻力,在部队中组织士兵委员会和废除打骂现象,在士兵的群体压力下,新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王佐、袁文才部改编为三十二团,成为红四军三个主力团之一。③

土匪武装原来的头目在改编后的队伍中仍然影响很大,也是改造土匪武装的关键,但红军并没有采取六大决议的严厉政策,而是耐心启发。

井冈山土匪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是由毛泽东亲自来做。

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找袁、王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灌输阶级思想和群众思想,借古喻今,旁征博引。

袁、王对毛泽东极为信服,有一次毛泽东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王佐原来长年困居深山,连电灯都没有见过,下山到湘南参加迎接朱德部队的征战,才见了世面,打破了蒙昧的精神状态,似乎看到了革命的远大前途,“内心起了很大变化”,主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对土匪武装的改造最后还要落实在组织和成分上,也就是派入革命干部和增加淳朴农民成分。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派得力干部到袁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练兵,“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革命种子”。⑤

王佐初步接受革命信仰后,也主动要求派遣干部,先后有二十几位干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游雪程任政治处主任、徐彦刚任参谋长,其他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⑥。

在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中也谈到,袁文才三十二团士兵成分“多土匪与流氓无产阶级,因军队整理的严,这些分子多逃跑,参加了一些新的农民进去,有同志二百余人”①,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实践证明,红军改造土匪武装的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来源于土匪武装的力量成为红军建军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红四军的主力,除了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三十一团和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的二十八团,就是袁、王部队改编的三十二团,而三十二团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功勋卓著。

尤其是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3万余人围攻井冈山的最困难时期,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闽西游击(袁文才随队),王佐部协同留守的彭德怀红五军与敌军殊死战斗。

因寡不敌众井冈山失守后,红五军突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王佐并未动摇,仍然率余部坚持在山上与敌人周旋。

当时“敌人对王佐也进行了很多分裂活动,叫王佐投入国民党,给官做,发大财。王佐和王佐部队经过改造和锻炼,此时表现得很坚决,很能打。”②

湘赣边特委的报告中提到:“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数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弟兄反水者甚多”,“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尚有决心”。

③此外,赣南红军主力二、四团中土匪成分也很多,但1929年春与红四军会师后,二、四团的组织纪律性却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认为连红四军都比不上。

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到:“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④

绿林首领出身的段起凤是赣南红军重要将领,先后担任二团副团长和四团团长,赣西南特委领导人李文林在他的履历上写到:“以前是个赣南的洪家首领,1927他曾领导武装群众(土匪)来参加土地革命”,对于党“非常忠实,工作能力很好,并且绝对的服从党的命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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