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5）

我的文革（25）

 

（七）去赵屯

 

一九六五年大约四、五月时，我们分散在各公社、做不同工作的临时工全部集中到县血防站开会。会议时间很短，只有二、三天。会场在县人委礼堂。住宿在什么地方已记不起来，反正不在血防站内。那天开会时我见礼堂中坐了这么多人，才知道血防站的临时工原来有那么多，大概有一百多吧。因想如果算上以前小沈等被辞退的人，最高峰时恐怕要有二百来人。这次开会的目的是将部分临时工转为集体编制的正式工。从我们进血防站当临时工，此时已有一年。血防站是国家全民单位，临时工转正为什么不转全民而要转成集体，个中原因我不知道，也没有细想，反正转正了不管转什么编制，至少好过仍然是临时工。转正的人，工资由原来二十四元加到三十一元五角。不转正的只加到二十八元。我不在转正的名单中。对此，我只是稍稍有点失望而已。过去的人生经历已让我对万事都不存奢望。唯一觉得不值的是做一样的工作，但工资要少人家三元半。同工而不同酬，我不知道这是歧视还是剥削。

临时工中有两个年纪较大的，不予转正但工资加到三十二元，估计是他们工作能力较强的缘故。这两个人一个叫金武坤，年纪已近三十，后来也曾来过蟠龙工作，与我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他为人很乐观，但我并不了解他，只听说他以前在西安什么单位工作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回了家乡。这样的人当时有一个不好的名称叫“倒流”，虽不属“敌我矛盾”，但也是政治履历上的污点。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党叫干啥就干啥”，既然你被组织安排去了外地工作，现在回来了，那肯定是你在那里干得不好，不服从党的安排，自己跑回来的，所以只能当临时工。还有一个叫夏绍云，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高大，十分英俊，大约有二十六七岁。听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团长，属战犯，现在还在服刑。这样的人当然也不能转正。后来他们两人都被辞退了。那一年上海几个钢铁厂“战高温”，要招许多临时工。他们就都去了上海钢铁厂当了炉前工。这个工作虽然也是临时工，而且很辛苦，但工资要高许多，比在血防站当临时工强多了。 “林彪事件” 后，一九七二年中共大规模转正临时工，我估计他们两人在这时也转成了正式工。一九七五年三月，中共大赦最后一批战犯，有人说夏绍云父亲也被特赦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虽与夏绍云不熟悉，但也替他高兴。

八月中旬，我们全体“小青年”不管已转正没转正的又都集中到县城。这一次主要是业务培训。由县血防站的几个“老血干”轮流给我们上课，讲解血吸虫流行、以及防治的基本知识。参加培训的还有新成立的、各公社血防组的人，所以总人数有二百多。那时正好是学校暑假，血防站就借了北门街上一所小学校，吃住都在里面，培训了一个多星期。培训结束后，公社血防组的回自己公社，我们县血防站的“小青年”重新分配了工作地点。八月下旬，我和另一个叫小谭的一起被分配到了赵屯公社。带队的“老血干”叫张绍翔。他们两个都是作风随和、性格开朗的人，整天嘻嘻哈哈说笑话。我虽然性格不开朗，但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也感到很愉快。小谭年纪比我大几岁，他也是因为出身资产阶级而没有转正，与我一样仍是临时工身份。

赵屯公社位于青浦县最西北，与江苏省的昆山县交界。我们去赵屯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一场全县的血防“秋季大会战”，也就是大规模的灭螺群众运动。集中培训其实就是为“大会战”做准备的。策划这次会战的主角不单是县委，还有驻我们县的“四清”工作团。“四清”的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负责人之一李静一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也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的夫人。魏文伯当时也是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静一带了一医系统的许多干部和学生来参加“四清”。这次会战，便有许多一医师生以“四清”工作队员身份配合我们工作。据在赵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三个一医女学生告诉我们，她们都是药学系六六届毕业班的学生，本来还有半年就可毕业分配工作了，因为“反修”斗争强调无产阶级接班人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所以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毕业前先补上“阶级斗争教育课”，只有完成了这一“课”，毕业时学校才会给她们分配工作。因此她们参加“四清”，配合灭螺大会战，都是属于“补课”的功课。

这次到赵屯工作我觉得特别顺利，也特别“威风”。去到大队，干部们对我们十分客气，也十分尊重。不像以前在徐泾时，那边的干部根本不将我们当回事。秋季灭螺大会战从八月底开始，到九月底结束。我分工去一个名叫五里的大队。大队负责这次会战的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比我大十几岁，却赶着我一口一个“老丁”，叫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初时我还以为是这里的干部比较纯朴，后来我才醒悟到原来是我们沾了“四清”工作队的光。那些农村干部怕的是“四清”工作队，我们是“狐假虎威”了。据后来的统计，这次会战全县共用了三十八万个劳动日，灭螺三百四十多万米河道，可见规模确实很大。

在赵屯有一件事我感触很深。秋季血防大会战名称叫得很响亮，其实主要工作还是铲河岸灭钉螺。由于有些种在河边的树根里可能藏有钉螺，按技术要求灭螺时最好将树砍掉，挖掉树根，留下的坑里放上灭螺药后用土填平压实以绝后患。青浦是水网地区，不少农民的房屋就建造在河边，并在河边种树。种树一为挡风，二为防止河水冲刷河岸将房基淘空造成房子坍塌。因此，为保护房子这些社员是反对砍树的。以前我在徐泾也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情形，因上面没硬性规定必须砍树，我们也不敢要求砍。这次不同，县里明确规定了离河岸一公尺以内的树必须砍掉。由于有“四清”工作队撑腰，大队干部当然不敢提出异议。这个工作主要由大队灭螺员做。他们拿了尺子沿河道丈量，凡一公尺以内的树就刷上石灰水，表示这棵树要砍。碰到疑难才叫我们去做决定。一天上午，灭螺队员丈量到一户社员家边，认为有一棵树要砍，但遭到主人激烈反对。灭螺员叫我去作决定。我在现场仔细察看了，这树就在河边，很多树根也都露出在水边，无疑，按全县统一的规定，这树是必须砍的。然而，因为主人激烈反对，甚至说要跟我们拼命，一起去的大队干部就有些为难了，跟我商量说：“暂时先不砍吧，等做做思想工作再说？”我同意了。到了下午，我不知是有人特地去请来的，还是刚好巡视工作来到，公社党委书记老魏竟亲自来到现场找我。他也以商量的口气跟我说：“小丁呐，刚才这个社员来找我，说砍了他的树，他的房子就要倒掉。他说他愿意出工钱请人，自己挑土来填塞树根，在填土时加一些灭螺药。这样做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土埋灭螺”没什么两样。我想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不过你看行不行？”我想了一下说，这样做也许也可以达到灭螺效果。但问题第一是填土工作量十分大，填土质量是否能达到要求也难掌握。而最大的问题是同样情况的社员有不少，假如其他社员也提出来要这样做，事情就不好办。一是会战可能无法如期完成；二是只要一处或几处地方灭螺质量出了问题，整个灭螺大会战的成果就全功尽弃了。魏书记看着我不作声，等了一会才缓缓地说：“这确实也是个问题。但是，树砍掉了，如果房基不牢固房子坍掉了，社员的生活怎么办？”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是呀，我们消灭血吸虫病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也是为人民的利益；但把社员的房子弄垮了，总不能说这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吧？或者我可以用“顾全大局”之类的空话来搪塞，但我面对的是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这样的话我就说不出口。若要说，他的身份比我更合适。我无言以对。最后这棵树砍不砍当场没有定下来，后来怎么处理的，因我人不在也就不清楚了。但这件事对我思想触动很大，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这样的小事，竟亲自来与我这样的小人物商量，这就很了不起。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考虑问题时往往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顾及人民的利益，自以为是执行上级指示，坚持原则，实际是“拿了鸡毛当令箭”，做了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不自知。就以这次群众运动来说，全县砍掉的树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社员的房屋受到了影响。灭螺消灭血吸虫病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但硬性规定离河岸一公尺内的树全部砍掉，这个决定科学不科学？有没有考虑过人民群众生活等其他方面的利益？这都是值得好好商榷的。我想，所谓“顾全大局”之类的理由，作为一个工作多年、负责一方的公社党委书记肯定早考虑过。魏书记不要求那个社员“为革命牺牲小我，”，打“要顾全大局”那样的官腔，这就十分难得，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后来我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这是当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赵屯公社血防组组长老吴，原来就是五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身材十分瘦小的中年人，待人很随和，与徐泾公社血防组组长以及金联大队“九阔嘴”那样的干部，自以为见多识广，说话处事时时露出一股张狂劲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因此我与他相处一直很愉快。不过我也曾这样想，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的生活一定很苦，说不定要当“五保户”。因为他根本没有力气做稍重一点的农活。好在他土改时就“出来行”了（当地农村的土话，意为参加了革命工作），当了干部，这在一定程度可以减轻他体力劳动之苦。后来公社成立血防组，让他当了血防组长，这更是一种照顾。或者他也明白自己的弱点，所以对任何人都很客气。他是我接触过的农村干部中少有几个仍然不失老实农民本性的人。当然，有时与人谈起“革命历史”，他对于自己很早“出来行”还是有些自傲的。

在赵屯工作时我结识了公社血防组的老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开口说不上三句便会开怀大笑。据他告诉我：他原来在崇明岛（当时为上海市崇明县）上当兵，服役二年期满时被集体转业到江西上饶附近的一个军工厂做工人。这个厂是提炼造原子弹原料铀矿第一道工序的工厂，建造在一个废弃的煤矿洞里。台湾那边也知道有这个厂，常常派飞机来侦察。有一次报上报道在华东地区击落美蒋飞机一架，就是在他们厂的山后上空击落的。铀有放射线，很多工人因此都得了白血球减少的病。一般工人在里面工作不超过两年就得复员。他的师傅在里边工作年数稍长一些，其实仍年轻，但头发掉光已像个老头。他给我看过他师父的照片，三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十多岁。老沈去了一年就得了白血球减少症，这才复员回家被公社安排进了血防组，也算是一种照顾。他说：他们进车间工作前先要将自己的衣服统统脱光，到车间换工作服。一个班工作六小时，期间不能吃任何东西，连水也不能饮。下班后先要去洗澡。用肥皂和水从头到脚反复冲洗，到自以为洗干净了，就到外面一座仪器前照，如果身上还有放射性粒子没洗掉，仪器就会响，这样你还得去冲洗。要仪器照了不响，才算洗干净了。所以出来洗一次澡起码要半个小时。六、七个小时不吃东西，回来饿得前肚皮贴在后背心。有时越想早点洗干净可早点吃上饭，结果越急越洗不干净，想快反而慢。当时我听他说，只是听新鲜。那时很多人对劳动保护问题概念还很薄弱，领导不重视，自己也不懂。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我们看电影纪录片，很多职工在核爆现场的沙漠近距离观看，看到蘑菇云升起，都站起来欢呼雀跃，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后来我知道在新疆沙漠里核爆试验场工作的工人、军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有效的保护措施，很多人得了白血病、癌症。为了中国核工业和核武器的研发，有一大批人为之付出了他们健康和生命。在与老沈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善良、率真的人，是属于农民中最好的一类。与他交往，我不需提防什么，心情很轻松。

 参加工作最初的一、二年中，我还是初步接触农民。但我已开始形成我自己的对农民的看法。以后接触农民越多，这个看法就越明确、越牢固。我不完全相信报上书中宣传的所谓贫下中农的优良品质，而是觉得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因为贫穷和没有文化，显得比一般的农民更愚昧和自私、短视。当然，我也觉得中国的农民大部分都有善良、勤劳、本份的优良品质。不少贫苦农民当初跟共产党斗地主、分土地，以为拣了个便宜；等到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就再也摆脱不了中共的奴役。事实上，他们在“解放”后仍然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但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中有不少原是流氓无产者，即农村中的痞子。他们参加“革命”除了想改变自己贫困的处境，还有乘火打劫、浑水摸鱼的初衷。及至后来学了几句“革命”的时髦话，变得更加油滑。对这些人，我大多没有好感。

以上这些方方面面的看法，形成了我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看法。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我不善于交际。我对于这种主要靠嘴皮子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总感到力不从心。

在赵屯期间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一下，那就是九月三日林彪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我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林彪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林彪认为：“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当时我认为林彪的这个观点十分正确，具有伟大战略目光。阐明这一点，对当前的反修斗争，与“苏修”争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文革掀起后，有人提出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块里程碑，我就立即想到发动“人民战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导世界革命人民战胜世界资本主义，将是构建这第三块里程碑的一块重要基石。

以上这些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迷信共产革命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