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为段昌隆的姐姐和段昌隆的遗照，来源于网上）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民族宫附近，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段昌隆上前准备劝解，被戒严部队一名军官用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开枪，射中段左侧心脏大动脉，于6月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其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段昌隆的母亲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最初成员之一
父亲也是群体成员，现已去世。
回顾1989年“六四”惨案，丁子霖女士在她所著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中用“调停者段昌隆之死”为标题，文章中陈述了母亲周淑庄谈到她的儿子遇难的情况。昌隆是89年6月4日凌晨遇难的。
6月3日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与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文化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动，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
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这位丧失人性的军官手中的小口径手枪中射出，子弹击中他左侧心脏大动脉。
他不是被乱枪打死，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面前。
昌隆倒下后，现场有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
医院里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跑回清华大学将情况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顿时传遍整个清华园。
怕昌隆父母接受不了，朋友们先去医院把昌隆血衣脱下来藏起来，给他换上新衣服，进行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一缕头发以留作纪念，才让昌隆的父母进到医院太平间。
昌隆的母亲回忆太平间看到的情景，说到：“我进入太平间，那里还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像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像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像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
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感觉孩子就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孩子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浑身上下也都麻木了。
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
心头的悲愤一下子迸发出来，全家嚎啕恸哭，在场的和路过的不相识人群都陪着我们痛哭不已。”
昌隆之死，清华全校师生为之哀恸。在为昌隆举行的隆重、悲壮的葬礼仪式上，师生们为昌隆的遗体覆盖上印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红旗，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敬仰与哀思。
段昌隆，1989年清华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于六四凌晨，被戒严部队枪杀
其母周淑荘在思念儿子的痛苦中挣扎，因而患上脑血管病。
妈妈来看你来了！
由于说话困难，由段昌隆的姐姐段昌琦代替妈妈控诉。
祭文
这是89“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莊，我是他的姐姐段昌琦。妈妈今年86岁了，患有脑血管后遗症，因说话困难。还是由我替妈妈来表诉。
段昌隆是1989年清华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当年6月4日凌晨在长安街民族宫附近惨遭戒严部队枪杀，左前胸中弹，被现场的学生送到邮电医院（现在是协和医院西院区）不治身亡。
4日早上随着昌隆的妹妹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并经历了长安街上六部口毒气弹和坦克碾压人群后，我们都来不及安慰惊魂未定的妹妹，因为弟弟没有一起回来。
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昌隆已经不在人世了。记得6月5日带着父母去邮电医院太平间去看弟弟，由于邮电医院就在长安街旁边，太平间地上躺满了被枪杀的学生和市民。我的几位同事先期到达，给弟弟擦去了脸上和身上的血迹，其中一位同事特意把自己的衬衫给弟弟换上，担心我父母承受不了满身是血的弟弟。此生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昨天还是那么阳光，那么相信政府不会向他们开枪的弟弟，此刻却躺在冰冷的地上，从此我们天上人间，阴阳两隔。无论父母怎样撕心裂肺地痛哭，都永远不能把弟弟再唤醒。妈妈跪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弟弟那一点温度都没有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那苍白的面颊。
我们的亲人就这样被执政党和政府指挥的军队残忍地杀害了，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痛苦的开始。33年来，执政党和政府对枪杀弟弟的罪行没有任何解释，反而是到任何他们所谓的“敏感期”对我们威胁、监视、控制，毫无人性可言。
2009年爸爸含恨离世。妈妈因弟弟的离开，三年都不肯在床上睡觉，长期的痛苦与思念，让她患上了脑血管病，生活不能自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请问执政党和政府你们有没有摸着良心自问过，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长安街上，动用军队坦克去枪杀手无寸铁的子民，只是因为他们反腐败、反官倒，这种史无前例的法西斯式暴行不仅会载入中国史册，也会载入人类史册。
33年来，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这刻骨的伤痛，“真相、问责、赔偿”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三项诉求。“六四”惨案中所有遇难者和受伤者，你们的血绝不能白白流，天终究会亮的。
段昌隆母亲周淑莊
段昌隆姐姐段昌琦代诉
2022年5月19日
死于六·四枪杀的邻居是段祺瑞的侄孙 | www.wenxueci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