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4）

我的文革（24）

 

我刚来徐泾时，听说有中央的干部在这里“蹲点”，因此见到他们时很敬畏，以后对他们也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这样做倒也不全因为他们是处长、科长的“大官”，而第一是出于礼貌，第二是自己的自卑感作祟。与中共干部接触我始终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警惕性，生怕他们知道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有“海外关系”，会被他们岐视、怀疑。在徐泾蹲点的“中央九人小组办公室”干部共三人。其中一个名叫宁远的处长，据说以前在部队是个师级干部，大家都叫他“宁处长”，是三人中职位最高的。为了工作方便，听说他还兼了中共青浦县委的委员和徐泾公社党委的委员。还有一个大家叫他张科长，一张干瘦的黄脸，穿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布鞋，整天沉默寡言，但抽香烟很凶，听说是黑龙江人。据说他们以前都是华东局的干部，这些“处长”、“科长”的称呼大概也是他们在华东局工作时的职称。这两个人极少见他们下大队的。另一个姓梅，身材高大魁梧，戴一副眼镜，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干部样子。听人说，他原来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现在负责在编一份内部的《通讯》。他倒是整天在各大队跑的，脚上常有两脚杆子泥土。他们与我们这些临时工都很少接触。我们开会他们也是不参加的。开始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开会没有地方，就在他们住宿兼办公的屋子内开。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走走开，去别的什么地方暂时呆一下。

由于他们是较高级的干部，不仅可以订阅当时尚属机密级的《参考消息》，还可看内部发行的书刊。我们去公社开会，见到他们办公兼宿舍的桌上床头就有这些书报。当时，《参考消息》发行还很严格，要县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才有资格订阅，内部书刊发行的要求更严格，一般人根本见不到，而他们就随便放在桌上、床头。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先是有几个大胆的临时工趁开会休息时偷偷翻看这些就在手边的《参考消息》和内部读物。再后来发现他们看到了也不予禁止，于是大家都抢着看。这些报上、书中的内容，我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而令我大开眼界。从这些书报中我看到了在中共公开的报刊宣传之外另一个似乎更真实的世界。从此，我不再完全相信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说的东西。文革中《参考消息》扩大发行范围，但我一眼就看出编辑方针已起了变化，上面的内容不再全是让相当级别的党员干部了解外面世界作参考的消息，不少是在用“出口转内销”的方法来欺蒙读报人了。

由于会议中间休息的时间很短，即使中午休息也只有二个小时左右。这点时间用来看《参考消息》上的一则则新闻没关系，若要看什么书就不够时间。这时我就运用还在读初中时就学会的本领来看。读初中时，我有个同学常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之类的通俗小说来学校。我见到了就求他借给我看看。他说只能借一天，我也答应他。下午放学时他将书给我，明天早上上学时我将书还他。我要在放学后和晚上睡觉前一点时间内看完一本通常有二百来页的书，当然来不及细看。我只能将眼光在书页上顺序快速扫一下，将扫到的词意联系起来，能得到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只有在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才放慢速度。这样，我可以在几个小时内看完一本小说书。一次我拿到一本《古巴事件内幕》，我就趁中午休息的时间，用这个方法将它浏览了一遍。

“古巴事件”发生时，中共曾公开发文指责苏共将导弹运到古巴去是冒险主义，后来撤出古巴是屈从了美帝的“核讹诈”，是投降主义。但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不甚清楚。看了此书，我大体上了解了赫鲁晓夫为何要将导弹运到古巴，美国为什么会引起恐慌，美国空防的弱点，以及肯尼迪又是怎样看穿赫鲁晓夫的用心反“将”了他一军等主要的内情。当时导弹技术没有现在那样先进，速度也没有现在那样快。苏联从本土发射导弹到美国，导弹要飞行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用雷达侦察到后可以从容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空进行拦截。那时美国共部署了二千五百架飞机守卫领空，分两批值班。接到空袭警报后，值班的一千二百五十架飞机会在十五分钟内全部起飞，执行拦截任务。可是苏联将导弹部署到古巴以后，因为古巴离美国距离近，等侦察到导弹发射，再下令飞机拦截，时间上已来不及。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将导弹部署到古巴，就将美国的防空网破掉了。美国本土暴露在苏联导弹威胁之下，这是美国紧张和激烈反对的原因。肯尼迪总统下令立即封锁古巴海面，宣布凡进出古巴的船只必须接受美国海军的检查，同时抗议赫鲁晓夫此举无异玩火。结果赫鲁晓夫沉不住气了，在一封给肯尼迪的信中说：既然你们可以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导弹，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看出了赫鲁晓夫的目的，无非是想以此作交换，要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于是反将了赫鲁晓夫一军，进行全国紧急动员，摆出一副不惜与苏联开战的姿态。此时赫鲁晓夫既不敢真的与美国开战，又因挑起核战危险而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只得承诺立即撤出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一场导弹危机以赫鲁晓夫彻底失败收场。而赫鲁晓夫犯错失败，对于毛泽东来说，也就是他的正确和胜利。

阅读这类书籍，明白一件事情发生和收场的真正原因，我以为能打开人的眼界，增加人的智慧。所以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是报刊的新闻报道，就是一般书藉都应这样做才是。然而中共将此类反映真相的书报列为“内部读物”，不让一般民众读到；而“喂”给一般民众看的新闻，不是经过选择的，就是曲解的，为什么这么做？我想除了对人民实行愚民统治，以有利其统治，很难有其他解释。不过，这里顺便要说一句的是我那种快速读书法，只可偶尔应急时使用一下，真正求知识、求学问，是不可用这种方法的。

那时我们到公社开会，吃饭都在公社卫生院。在卫生院的食堂里我常见到卫生院的会计。这是一个侏儒，一颗大脑袋上鼓着两只牛似的大眼睛，形貌丑陋，走路如鸭子，但卫生院的人都尊称他“大会计”。在食堂内我还常见到一个中年妇女，人长得很端正，但病恹恹的，而且神情忧郁。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那个“大会计”的老婆。我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嫁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但凡事必有缘故。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大会计”是卫生院内唯一的党员。因此虽然卫生院院长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擅长小儿科，但医院的实际掌权者却是他。在徐泾这样的乡下小地方，他也算是有权有势也有一定经济力量的人。而这个妇人因为种种原因，即使内心不愿意也不得不嫁给了他。当初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又何尝不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卫生院管后勤和食堂总务的是一个姓许的人，形象就如那时大陆电影、舞台上扮演小地主、小商人那样的脚色。他见了这个侏儒“大会计”总是诚惶诚恐的。那天也一样，“大会计”不知对他说了什么，只见他“是！是！是！”地诺诺连声。有人悄声对我说：一九六二年时蒋介石扬言要反攻大陆。一天公社里一帮干部聚在一起闲聊，聊到如果“美蒋特务”真来了，什么人会当叛徒？结果就有人想到这个姓许的。为了要实地测试他一下，他们选了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叫几个人假扮美蒋特务去敲那姓许的门。姓许的开门一看，只见几个大汉穿着黑色短衫，黑布蒙脸，手拿盒子枪，顿时吓傻了。那几个人自称是台湾来的，要他说出公社干部的名字、住址，不说就毙了他。姓许的几乎吓瘫在地上，后来抖抖索索说了一个公社干部的名字。那几个“特务”就要他带路去那个干部家。走到半路，那几个“特务”趁黑将他推在一条干水沟里，然后自己跑掉了。姓许的趴在沟里不敢动弹，隔了很久听不到一点声音了才偷偷起身察看，见到四周确实无人了，才从沟里爬出来回了家。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公社。从此那个姓许的就臭了名声，很多人当面就叫他“叛徒”。当时我听到这个“掌故”感到很不爽，总觉得这样恶作剧太过分了，并总怀疑这个恶作剧中也有这个“大会计”的份。

转眼已是农历年底了。大家回家过新年。此时还在蟠龙工作的，除了老曹，就剩下我和孙隆璋两人住在那楼上同一间宿舍内。临走锁门时孙隆璋突然提出要我换一把门锁。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把锁老曹也有钥匙，我们人不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太好，对人不信任。但孙隆璋坚持要换，我只得同意。结果我们走出蟠龙不远，老曹骑了自行车追上来，愤怒地问我们是谁换的锁，并要我们立刻回去把锁换回来。我和孙隆璋两人面面相觑，只得服从。

因为过年有好几天假期，而且本来也有过年要清洗被子的习惯，我们两人也都带了棉被回家，让家里人帮我们清洗。但到了公社，我觉得带被子回家太累赘，就把被子拆下来，只带被面、被夹里回家而把棉胎留在公社。过了年，我回到公社想把被面缝上去，却发现我的棉胎被人调了包。我原来的棉花胎又白又软，现在的却要黑得多硬得多。住在这里的人除了中央血防办公室的三个干部和市血吸虫病研究所的老王，还有就是二个县血防站的“老血干”。中央血防办公室的人和市血研所的老王我想都不可能做这种事。这样最有可能的是县血防站的两个人，但两人中又是哪个人做的呢？我无凭无据不敢乱说，因此就没有声张，装作没事发生一样。但后悔对这里的人太相信了。当初要么把棉胎也带回家，要么在蟠龙就把棉胎折下来放在宿舍里，倒安全。

那天，我到公社前面的场地上转了转。因为很多人还都在家里团聚过年，出门的人少，那片场地上除了我空无一人。天色有点阴，寒风飕飕，只有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中在播放歌曲《红梅赞》。这是当时最热门的流行歌，是歌剧《江姐》中的一支歌。高亢的女高音表达出了江姐为革命甘愿牺牲的崇高胸怀。我很喜欢那支歌，觉得无论歌词的精神境界还是曲调都很好。其歌词有点毛泽东的《咏梅》词的意境。那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中共“反修、防修”的调子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越唱越高。反修斗争是毛泽东提出并发起的。我认为《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和《红梅赞》中“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就代表了毛泽东不怕压力、敢于“反修”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因此听着喇叭里的歌声，我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激情。我敬佩江姐那样的先烈，也愿意象江姐那样为革命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像寒风中的红梅，绽放它的青春，散发它的清香，迎接春天。但是，我很快地又沮丧地感到，就算我要求革命、要求进步，以我的出身，人家相信你吗？

自我来到蟠龙，半年多时间中，临时工进进出出人员已有过几次变化。农历新年后，孙隆璋也调走，只剩下我一个。蟠龙大队部就不让我继续住在那里“独守空楼”了。老曹在蟠龙卫生诊所里给我找了一个原来放置杂物的旮落，安了一张竹榻，作为我的居所。老曹是苏北人，随部队南下转业到地方。据说他以前在部队是卫生兵，所以转业也到了卫生单位。以前我觉得老曹人很凶，正如他后来在“四清”时自我批评的那样有“国民党军阀作风”，此时他对我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变得和善和主动关心我了。我仍然负责金联大队。那时天寒地冻，而且这个大队面积大，路也远，走路去很辛苦，他有一辆公家的自行车，有时老曹就将那辆车给我用。我骑着它半天就可全大队走一圈。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告诉我他家里也有几本书，想看可以自己去拿，并将他家里的房门钥匙也给了我。后来我独自去他家，开门翻书，借了上下两本的《政治经济学》来看，使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此，我转而开始觉得他为人爽直，肚子里也不会弄花巧，倒真是军人的本色，作风虽有时粗暴，其实也不难相处。看他毫不介意地将家里房门钥匙给我自己去拿书，也为当初我们换门锁的事觉得汗颜。那时候我也常发一些呆子似的奇怪念头。一次我想弄明白人究竟为什么要结婚，究竟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为了解决男女的性欲；或因为人是群体动物，情感上需要得到“家”的慰藉和社会的认可？我想听听老曹的见解。他直截了当地说：“当然是为了解决男女的性欲才结婚的。”真是坦白得可爱。其实人是可以为各种原因结婚的，但性的确是维系婚姻关系最主要的纽带。

春节后过了一段时间，一天老曹对我说，过几天要去公社开一个座谈会，总结近一年的工作，谈谈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每个人都要谈。你也要准备一下。听了老曹的话，晚上我一人坐在诊所内将这近一年来我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心得想了一下，归纳为七、八条，用纸列了一个提纲。开会那天，县血防站来了二个人，听我们一个一个发言，有时也记一下笔记。数月后我才知道，这二个人一个叫杨桃源，是血防站的“才子”，常在《健康报》上发表文章，另一个叫宋万晟，也是血防站内的业务骨干。后来在文革中，一次钱副站长告诉我，说那次杨桃源他们回去汇报开座谈会情况，说听了十几个人发言，只有我的发言比较有条理。其实那天我在座谈会上谈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我已经有所认识但没有谈，那就是灭螺药物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不谈，主因当然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还不太清楚；另一个原因是谈这个问题与当时全民大搞灭螺运动的气氛不合，不敢谈。事实上，灭螺药物对环境的污染是很严重的。那时候灭螺的药物主要是五氯酚钠，据说它是防腐剂，正经的用途用于铁路枕木、矿山坑道木的防腐。它有强烈的刺激味也有很大的毒性。河边灭螺撒了五氯酚钠后，河中的鱼迅速死亡，一二天后河水变红，发臭。大家都知道河水有毒，但安全措施只是通知三天内不可取来当人畜饮用水，以为靠流水自然稀释，三天后水质就没有问题了。当然，更没有考虑到下游人畜的安全。有一段时间还使用砷剂和一种叫金属铬的东西。有一次某个大队的灭螺员来公社领砷剂，不小心将绍兴酒甏那样的一大甏砷剂溶液翻倒在河中，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市血吸虫病研究所的老王只是吩咐在倒泻砷剂的河边插几面三角小旗，上面画一个死人骷髅头，写一个“毒”字，就算尽到了警示的责任。砷，就是俗称的砒霜，一点点剂量就能毒死一个人。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共发表“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来，到我开始参加工作时，后来被称为“九评”的抨击苏共“修正主义”的文章已发表了八篇。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中共又发表了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共点名批判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头子。因此开会时干部们已公开称苏共领导为“苏修”了。报刊上“防修反修” 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夺权”、“反夺权”，“国家改变颜色”和“永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话题也被反复提及。按照中共的理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正是产生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当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跟着中共的宣传调子走的。联系到徐泾公社社员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积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来看，认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是怎样教育呢？那时农村有些地方已开展“四清”（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工作的金联大队也已有“四清”工作队的人驻在大队饲养场内。但我并不清楚这场“四清”运动将会怎样进行，并觉得这场运动与我们与关。我按老曹的安排，仍然按部就班地做我的工作。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乌云正在积聚，隐隐也有闪电雷鸣之声。但是，我们毕竟都是些生活、工作在社会底层的小老百姓，对于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还麻木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