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同学从北京大串联回来，我父亲问起我北京文革的情况，因为我只在那里呆了两天，而且只是走马观花的在天安门广场走了一遍，我确实无可奉告。但父亲似乎很急切地要知道什么？我就把去北京时在上海火车站看到的惨不忍睹的情形告诉了他。并又补充说，看上去火车站被押送回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可能就是从北京押送回来的，因为那些押送的人好像都是北方的学生。
他听了后有些震惊地说：“每次运动都是从北京开始爆发的，北京一定搞的比较厉害。不知道瞿少云一家能否逃过此一劫？”说着咳声叹气地摇着头。我知道瞿少云是他原来的一位极其要好的朋友，早年也在上海工作，后来失业后经人介绍去了北京，他只知道他在北京交通部工作。从此彼此却断了联系，他在这非常时期又突然的牵挂起他来了。想必他的朋友可能出了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自己父亲的为人，他们那代人都经历过许多的风风雨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和磨难。但他们在朋友之间十分讲究义气。听说他与他的一些朋友当时都曾在上海老城隍庙里结拜过，所以我非常理解我父亲在这种非常时期所说所想的。使我不得不想：“我现在反正在学校或家里都无所事事，倒不如趁着串联的机会再去一趟北京，打听一下瞿叔叔一家的境况，以了了我父亲的一个牵挂。我便主动提出是否让我还跑一趟北京，了解一下瞿叔叔一家的境况如何？他犹豫了好一阵子后终于答应了。叮嘱了我一番后，催促着我于第二天上午便启程赶赴北京。
开往北京的列车依然那么拥挤，好在已经有了第一次乘坐的经验尽量早一点去车站，总算抢到了一个座位，即使都是超员座位但比站着要好多了。列车开启时，行李架、座椅下面都有人占着，这已经不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也不再引起我的好奇而关注他们。一路上脑子里全是上一次去北京时在上海火车站看到的那一幕，甚至觉得在被用军用皮带挨抽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真有点像瞿阿姨，因为我读小学时看到过她。但愿这是我的神经过敏，这种惨无人道的惨状不要发生在她的身上，我又这样默默地为她祈祷，这一路上我几乎没有合过眼。
火车到了北京火车站，下车以后我哪儿都没有去，带着我父亲的使命直奔交通部。想不到我一问起传达室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有这个人，但老瞿现在不在这里也不在家里，下午三点钟以后才回家。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女儿的工作单位—北京市结核病医院的地址。离这里很近，你可以先去找她，她现在还在上班。她与他父亲就住在一个院内。”我谢过后，一路打听找到了北京市结核病医院。
医院传达室的人为我联系了他的女儿。其实，他的女儿是我上小学时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我们当时还一起上学和放学。但是她只在我同一小学读了一年后就随着她的父亲一家人来了北京。从此十多年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并且断了彼此的一切的信息。即使在哪里遇见了相互也不一定能认出来。怪不得她从里面出来见了我，疑惑地看了我很久还是没有息。说实认出来。因为我已经知道她是瞿叔叔的女儿，回忆起她童年时的容貌，还保留着童年时的一些形态来。她又看了我胸前的毕业校徽猜测着问道：“你是我弟弟的同学？”我从她问话中知道，她的弟弟原来也在我们学校读书，但她的弟弟只是在孩童时见过，从年龄来说他应该是我的学弟了。看来她认不出我来了，我便把她带到我们童年时的回忆里说：“我是你小学时读高一年级的同学，我叫李伯民！”她忽然回忆起高兴地说：“啊！想起来了，我们还天天一起上学和放学呢。那么多年不见了，认不得了。”我忙接着问：“瞿叔叔和阿姨可好？”她忙向周围看了一下，又忙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说：“快要下班了，一会儿到我家去，待我爸爸回家后再详谈吧。”
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叔叔已经回家了，他把我留在他的家里。我首先转达我父亲的关切和问候，并邀请他有机会来上海叙旧。他也很关切地询问我家的情况，同时他又告诉了他家目前的境况。由于他家的出身是地主，阿姨在不久前被押送回老家—启东了。我又联想起我第一次来京时，在上海火车站所看到的情景，那些被押送回老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残酷殴打的惨状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但我不能讲出来，否则会使他们更加的担心和忧虑。我只能在心里再一次默默地为阿姨祈祷：“愿阿姨平安抵达老家—启东。”叔叔正在接受审查，但晚上还是可以回家的。他唯一的一个儿子瞿成元正在上海交大读大二，一直呆在学校里不敢回北京。他的女儿在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当护士，女婿是一位搞技术工作的大学生。原本一家人在北京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哪里知道文革使一家人家搞的支离破碎的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我感到很无奈，只能说些有点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他。在次日的中午，我便离开了他，赶往北京火车站，搭上开往上海的列车回到了上海。完成了父亲给与的一个使命，了结了他当时对朋友的牵挂。
两年后，瞿叔叔到访上海，两位老人在阔别了近三十年以后在上海见面，两位老人在见面时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互相带着有些抽噎的声音说：“想不到我们还会在上海见面。“我见此情景，被感动的双目骤然泪下，我真的为这两位老人的见面而高兴，我当时在火车上的艰辛往返还是非常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