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满之日给中央的报告
·邱会作·
〔这篇文字是按邱会作的交代，程光为他精减修改后的《向中央的报告》稿的留底，正式报告由邱会作自己最后定稿，交给了中央。〕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我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法院的判决，到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全部到期了。
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把我关起来起，到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４日，刑期到期为止，２１年过去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时，我当即表态说：“拥护中央对我的审查措施。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以后，我始终本着相信中央的精神，实现自己的誓言。因此，无论把我关押在卫戍区，还是关进秦城监狱，公审和送到西安，我都作为中央的决定来执行，没有说过任何对党不利的话，更没有向中央直接提过政治上的问题。我认为我的态度是正确的，经受了党对我的考验。现在，所有的刑罚都满了，我必须直接向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表明态度，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要求。我认为我这样做，是一个老革命应有的感情，是严肃的态度。下面，我主要报告三个问题。
第一，我不是反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中央工作、至今还活着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是受“四人帮”造反派残害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１９６６年９月，中央文革唆使上海造反派勾结总后机关一些人成立了军队内第一个造反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踢开党委造反，揪斗干部和武斗。江青接见鼓励他们对我进行政治打击和人身迫害。全军文革把我定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交给造反派关进“牛棚”，连续对我进行法西斯式的惨无人道的武斗。我差一点死在武斗场上，至今身上还留有严重的伤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晚，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关怀下，把我从造反派的虎口中救了出来。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在总后召开干部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长篇讲话，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让我恢复了工作。我在中央军委，负责战备、战勤业务等。在中央工作中，我协助周总理处理过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周分管那里的运动），处理铁路交通问题，主管军事外援，改组和领导了国防工业，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当时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好的决策，如对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案的重新结论一事，是我促请周恩来办理的。
我从１９３４年参加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长征准备开始，很长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特殊密切关系更加深了。从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开始，江青找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谈了四次话攻击周恩来，她讲的时间长、内容多、非常恶毒。我及时向周恩来汇报了，类似这样维护周恩来的事我一直坚持在做，他非常感动。我不只把这看作是和周的私交，而是作为维护党的事业在做的。文化大革命我亲历了的前五年，除了坚守岗位就是同造反派斗争，我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造反派，有据可查，世人皆知。毋需掩饰，我自解放战争以来和林彪有２０多年的直接上下级关系，但我并没有背着中央参与过什么阴谋，问题我都向中央说清楚了。特别法庭指控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没有事实根据。
第二“九一三”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是否武装政变、是否谋害毛主席、是否要去广州另立中央等，与我毫无关系。
“九一三”发生时我一无所知，尚在京西宾馆召开国防工业领导干部会议。９月１３日凌晨３时，我在熟睡中被周恩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情况后，我才知道了“九一三”事件。在会上和会后周恩来布置我几项重要任务，我都忠诚地完成了。此后，无论是军队的战备指挥，还是中央对林彪的清查和批判，我都是认真地执行和工作，直到９月２４日早上完成对越南的外事活动后我被停职反省。
中央专案组最初审查是要求我交代与“九一三”有关的人和事，交代破坏文化大革命和反江青等问题。李震、郭玉峰、吴忠对我直接审讯，抓我的要害问题是：１、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叶群从北戴河回北京向我和吴法宪布置阴谋政变；２、９月６日李作鹏向我说了毛主席南巡谈话后有阴谋活动；３、９月１２日夜我向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电话。李震等人对我采用了逼供信的手段，想屈打成招。他们三番五次对我做思想工作说：“中央主要领导（周恩来）对你很关心，我们看不到他对你有恶感，反而是痛惜的。”还说：“‘九一三’你的事不多，中央的政策是明确的，你只要态度好会更好地安置。”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坚持实事求是。十年后甄别了吴法宪等人说的是假话，干扰了中央对“九一三”的审查处理，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遗症，而我的真话为中央了解案情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２年４月底，中央专案结束审查并对我宣布：“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让我们转达你：一、你交代了不少问题，不要有任何负担；二、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三、希望你抓紧时间多读几本书并注意身体。”１９７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对我进行了审查，结束时万毅代表党中央找我谈话说：“‘九一三’案子摊开，人的差别很大，你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总后死了人，你没有直接镇压任何一人，不必负法律责任，只负领导责任。中央对你的宽大和安排之好，连你自己也是想不到的。这表现了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我认为周恩来、万毅向我传达的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政策。“九一三”和我毫不相干，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三、公审问题。我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决不是反革命，用公审、刑法解决我的思想路线问题是错误的。
起诉书称：“邱会作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主犯”。这是把没有事实根据的“公帽”强加在我头上。除此以外，起诉书只指出我“诬陷总政领导干部”、“迫害总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总政的领导（即全军文革小组）伙同中央文革把我交给造反派去武斗，几乎把我打死，我连批判他们一下都不行吗？中央统一部署全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总后里死了人。起诉书说我“直接”迫害致死的有八个，是毫无根据的，其中六个干部我根本不认识。总后政治部副主任周长庚是战备疏散到四川后病故的。后勤学院教员王述臣是在隔离审查时，造反派要他妻子利用送饭把毒药放在饭食上毒死的，是他杀。其余的都是自杀的。文化大革命中死了一些干部，是毛主席错误路线和政策的结果，我负有领导责任，这和其他死了人的部门的领导是一样的，只能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去负责，而不能定为反革命，更不是杀人的罪犯。
综上所述，我被置于“反革命”死地，首先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无视我没有参与的事实，混淆为敌我矛盾，把我关了起来了。以后的公审，又混淆了路线错误与法律刑事的界限，把我当“反革命”了。这些错误导致了层层向下抓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此应当予以纠正。
我是以革命为职业，靠党的培养在战斗中长大，成为了高级干部，今后余生也要依靠党才能活得下去。我作为一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大胆地向中央提出如下要求：
１、要求中央领导见我一次。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党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发展起来了，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离开中央，脱离政治生活，与社会隔离已３０多年了，当然很痛苦，但我没有悲观和绝望，是因为有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至今仍然乐观向上。
２、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我的家乡江西兴国县是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发源地。我１４岁时，全家三代人参加了革命，有的还牺牲了。１９２９年我１５岁参加红军，１９３０年入团，１９３２年转为共产党员。我和共产党有着割不断的感情，我恳切地要求中央恢复我的党籍。我今年７７岁，身体还好，还能作点具体工作。我希望能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３、我要求回北京居住。我和老伴都老了，需要人照顾。我的儿女都在北京或附近，我们回北京可以和儿女在一起生活，得到他们的照顾。不然的话，我们独自在西安，年龄越来越大，生活会更加艰难。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对自己从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悔无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一贯勇敢战斗，积极工作。我对党，对国家，对我的祖先，对我自己，都问心无愧。今天，我还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致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４日于西安
